香港人相信法律面前，即使不是人人平等，至少有一定的可预测性。法官会据法理去判刑或仲裁，而非顺从当权者的意愿。这也是我们和他们的分界线︰我们法治，他们人治。占领的倡议者，也是相信公民抗命可行是因为三权分立，司法机关不受行政机关操控。以公民抗命去争取民主本身就以有这前提。换句话说，公民抗命是以“不变”的去争取“变”。这定点变了，香港人的抗争模式也会改变。香港人或许已相信我们的行政机关已在一定程度受主权国控制。高度自治只剩最后堡垒，那就是司法机关。可惜，我们要面对的是“已变”的侵蚀“未变”。

香港政府的权力合法性何在？香港本来有潜力可以由洛克—诺齐克至罗尔斯式的转向，用再分配去照顾弱势来造就社会公义，达至政治和道德上的稳定。但是，香港是不是有那种自由民主社会的条件？大众仍普遍相信香港的立法会可以监察政府。但在创新及科技局拨款申请无法通过立法会财委会，及后特首梁振英运用权力委任前理大副校长杨伟雄，为行政长官创新及科技顾问及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问题或不在于此举会否架空立法会的权力，而在于特首为何有这“架空”的权力和权力会否过大。三权分立或互相制衡，但却似乎假定了三权只要分开，就有“制衡”出现。但如果某一权力是“特大怪兽”的话，这种“制衡”到底是很有限的。这端赖当权者自我节制，自我约束。如果没有的话，“制衡”即使有制度，精神也荡然无存。

靠法治守住香港是如何脆弱

在香港，一个行政长官，不走以上大路，而另走小径，而立法会如支持政府则会失去公众支持。可见香港的行政和立法制度已经是一局烂棋，众多概念名词都不符合香港实相。特首的做法，也明目张胆地告诉大家，他可以利用他手上的所有权力去做他想做的事，而漠视其他人的反对。他或许是“守法”的，但如果世上只有“依法施政”、“守法”这些标准去判断一个政府施政是否得宜，那我们必须重提大律师公会主席石永泰的批评。他指出政府官员多番提“依法”，有可能误导市民，且强调守法是极权政权特征。简单的说，法理上没有问题，不一定就是没有问题，而法律的设计本身或会较倾向当权者服务。这也说明了靠法治、靠司法守住香港是如何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