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伞后一年，论断成败或许尚早，却是检讨经验的时机。一场历时79天的大型社会运动，值得端详反思的地方不胜枚举，近日各界亦陆续开展不同方向的检讨，从运动策略、沟通机制、应否退场、和平还是勇武抗争，到占领者与市民关系、警民关系、公民社会的后续发展等等。借此时机，端传媒邀请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议题聚焦讨论，希望透过文字交锋，令彼此论点得以充分辩证，深化检讨。

以大城市为中枢的现代化国家里，群众性暴力革命几乎没有可能成功，因为统治阶级有强大的镇压机器和正规武装力量。这点，晚年恩格斯已经看出，于是主张在这种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要通过政党走议会道路取得政权。他认为，革命不必一定需要流血，暴力只在瓜熟蒂落的一刻帮上一把。他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的议会道路寄予无限乐观，因为在当时以工业为主的“先进”国里，无产者有足够人数票数在投票箱里成为绝对的大多数，最后取得政权。

恩格斯对纲领性的暴力革命已经不能在现代化国家成事的基本分析，到今天也是成立的。这对并非是一个国家的香港而言则更甚；在这里压阵的解放军部队完全是一支外来的武装力量，只要屠杀命令一下，港人必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硬碰硬，碰不过；这个道理非常显浅，目前看不到几时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