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中到雨伞运动，绝对的“和平非暴力”一直是两者的核心信条。换言之，雨伞运动的核心是一种对以暴抗命一途的正当性的否定。到后来，当警方使用武力的程度越益提高，同时采用拖延的策略消耗民气，又有其他政府部门的各种配合后，抗命者当中出现了一股呼声，认为坚持再用甘地般“道德圣人”的方式作为抗争手段明显脱离现实。抗争不能纯从道德层面出发，更要从现实政治和策略去考虑，所以暴力有时候是必要的。然而，甘地的非暴力抗命的确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非暴力抗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念，它背后有其历史的重量。在和平抗争看似离地，暴力抗争胜算不高时，我们似乎找不到一条抗命的出路。基于这种思想困境，我便开始进入甘地的相关著作去寻找答案，希望进一步了解和平非暴力抗命的哲学基础以及对现实的意义。在进入其思想体系以后，最令我惊讶的是，除了道德的正当性外，甘地的非暴力抗命相当大程度上是建基于他对现实政治的判断和理解，而以一种纯粹“理想主义者”或“道德圣人”的视野去诠释甘地，会遮蔽了非暴力抗命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甘地的非暴力抗命开拓了另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性。20世纪不论从希特拉、列宁到毛泽东，以暴力为主轴的军国到阶级斗争，都导致了大量人命伤亡，同时亦建立起历史上几个最大型的极权主义国家。而甘地则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和平方式介入政治，并将印度建立成最大的民主国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因而指甘地展现了一种“圣人介入政治”的可能性，这种理解一直是主流对甘地非暴力抗命的理解。

理想主义的困局　政治暴力理性化

与一般将他理解为纯粹理想主义的圣人相反，甘地认为20世纪的政治其实是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idealism）的困境。理想主义的困境具体展现于工具论思维当中（instrumentalist thinking），即指，当理想被确立为可欲并正当时，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将这理想状态实现。因此，对于采用何种手段来实现理想社会的图像，除了有效性以外就不存在其他限制。在一般情况下，要将一个现存的社会结构推倒而建立新的结构，最快速的方式便是暴力革命，甘地因此认为，20世纪的理想主义所导致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政治暴力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vio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