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裏斷言：「照片不可能創造道德立場」。上星期我在公開的臉書專頁貼出了敘利亞難民潮的新聞照片，有人留言說中東人很會繁殖，淹死了一個還會再生出四個，不必擔心。我心裏涼了半截。桑塔格在1977年寫的文字，到了資訊爆炸的年代更擲地有聲。戰亂與流浪，貧窮與死亡，在我們這個物質世界，本來就是可以用各種屏障來隔絕的事。看多了難民哭喊呼救的照片，觀者或多或少還會感到厭煩。這些影像只消按一個掣就可以消失，道德與否，似乎在現代生活中是可以選擇的事。

在歐洲難民潮上篇談到穆芙（C. Mouffe）對於現代歐洲政治的批判，她認為歐洲民主已經沒有了左右的政治之爭，有的只是對錯的道德之爭，而極右派是因此才有了滋長的政治空間。如果要求歐洲大國因為道德而收容難民，將收容與不收容的爭論轉移至道德或人權之上，未免是落入了黑白對錯的窠臼，也是把難民問題的根源，甚至是邊界與國家的本質看得太簡單。

新自由主義與難民的價值

而且，道德或許可以作為宣傳收容立場的口號，但各國收容的目的卻跟道德相距甚遠。BBC的著名經濟記者Robert Peston就在一篇文章中嘗試解釋為何德國向難民打開大門，英國卻只在艾蘭遇溺照登上各大報頭版後的公眾壓力下，才增加難民收容配額。Peston認為兩國的相異態度跟人口增長與經濟前景有關：德國的人口正在下跌，英國相反；而且因為人口老齡化，德國的撫養比率（即從事勞動生產及不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口比例）也比英國高。年輕力壯的難民因此成為了德國勞動力的來源，尤其是有能力逃離敘利亞長年戰火的難民，大都正值青壯年，少有老弱傷殘。於是，德國是因為經濟原因，填補技術勞工缺口的需要，而比英國有動力收容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