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調地在抗戰勝利70週年大搞閱兵，香港的梁振英政府亦頒令9月3日特別放假一天，為的是與中國看齊，讓市民一同感受國家苦難，增進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可是，事與願違，不少着意於拉開香港本土認同和中國認同的本土派，反而趁機會重新探討香港本身的「抗日」歷史，甚至恢復「香港重光」的紀念活動，並由此而再度點燃人們的好奇心，探討香港在英治殖民和日本佔據的夾縫之間的獨特經歷，強化中國經驗和香港經驗的差距。這些活動的規模雖然仍然很小，但卻引起了不少的流傳與討論。

事實上，一般而言，從塑造國族身份的角度，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比起訴諸民族苦難的回憶更為有效，因為共同的災難、共同的抗敵經歷，往往是營造國族作為一種「想像共同體」時最直接可用的文化資源。而事實上，在九七之前，香港人雖然是英國統治的殖民地，但1940年代「三年零八個月」淪陷於日軍鐵蹄下的記憶，早已牢記於市民心中。這點香港人的「抗日意識」一直支撐着有着香港獨特色彩的中國認同，否則我們不會在70年代就有先於全中國的「保釣」運動。在「抗日」這個角度來看，一直以來，香港人意識和中國認同兩者之間的差距並不很大。因為有了「日本」這個共同的敵對「他者」，也可以說香港華人普遍分享着同一種「大中華想像」。這種經驗和台灣複雜的日本經驗和日治殖民記憶非常不一樣。

英國配合大中華認同宣傳以抗日

當然，這種意義下香港人曾有的大中華認同，如無英國的配合是很難想像的。事實上，在英殖時期，港英統治當局對這種華人社群中間抗日的中國民族主義出現，開始時是有戒心的，甚至曾經一度禁止華人宣傳抗日信息。但日本軍國主義在30年代迅速冒起，開始威脅東亞和平的時候，英國人亦了解到，英國無力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制止日本侵略野心的壯大，因此才會漸次放寬華人（包括中共的力量）在香港開展抗日運動的宣傳，甚至在香港發展地下的武裝力量，準備抗日。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大戰略底下，這些合作都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香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