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永新：香港政府得罪年轻人，激怒中年人，失去老年人

在退休保障咨询期正式结束的今天，周永新坦言自己已经心死，不再对现届香港政府抱有任何希望。过往大半年，69岁、有香港“社工之父”之称的周永新为了坚持推行覆盖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坚定地站在了香港政府的对立面。

“张建宗讲过，咨询期后要半年时间整理资料，才会表明方向。这等于说，政府只会有方向，不会有方案。”周永新语气坚定地说，今届政府，“百分之一百”不会实施退休保障改革。

三年前，周永新受政府委托，带领学术团队研究退休保障方案，随后向香港政府力荐“全民退休保障”，却遭受冷待。自此他开始四处接受媒体访问，批评香港政府向公众推出的咨询文件“不尽不实”、“只当我们是傻瓜”。

周永新堪称香港社福界的鼻祖，在香港经济尚未起飞的70年代，就致力研究社会福利政策和培训专业社工。今年5月31日，我们访问的那天早上，他刚刚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不久之前，半岛电视台也就着退保议题来找他。前来拜访的香港媒体更是多不胜数。

在香港热闹的舆论场上，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与香港政府争锋相对，互不退让。

到目前为止，梁振英政府既无愿景，也没有执行能力。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退休保障咨询批评周永新的方案不用加税是“不切实际”，周永新立刻反击，说政府所列数据“不公道”；面对林郑月娥指斥自己没有“认真学术研究应有态度”，周永新马上回应，强调自己“作为研究者感到愤怒”。

“董建华有愿景，没有执行能力；曾荫权有执行能力，没有愿景；到目前为止，梁振英政府既无愿景，也没有执行能力。”——这是退保风波之后，周永新斩钉截铁地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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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者在政府是不能成事的

近半年来，周永新的表现，让不少人颇感惊讶。因为长久以来，周永新在公众眼中的印象，更多是一位在体制内妥协温和的学者。

从1983年开始，他就在不同的政府委员会打滚，担任各项公职，非常熟悉政府管治逻辑和语言艺术。

周永新记得，自己三十多年来看过政府许多白皮书，在英国殖民地时期，政府在白皮书末尾总会加上一句话：“所有计划只会在资源许可下进行。”

周永新对这句话历历在目：“因为它告诉我，政府施政有自己的难处，无法尽如人意。”加上当时社会对政府期望不高，于是，周永新在参与政策制订时，很少和政府各执一词。

一个完美主义者，是永远不可能在政府服务的。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经济腾飞，社会福利议题逐渐受到关注。那时候，周永新正在写博士论文，研究范畴包括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并一直想将这制度引进香港。1987年，周永新便联同刘千石、李卓人、李鹏飞去见当时的教育及人力统筹司布历治，阐述中央公积金的理念和具体操作。

然而，布历治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Nelson（周永新英文名），不要想吧，政府是不会做中央公积金的。”周永新听后，没有争辩，只表示明白，静静地将计划束之高阁。

“ 一个完美主义者，是永远不可能在政府服务的。”周永新对端传媒说，语气缓慢。他指自己性格温和，“从来不喜欢和人争拗”。

1991年，香港立法局举行首次直选。周永新重新拿起在书架封尘的中央公积金，成功说服了所有候选人，包括商界代表支持方案。曾经有一刻，周永新觉得与政策落实仅一步之遥。但是，在政府阻扰下，中央公积金最后胎死腹中。

“当时六四刚过，港英政府不想政策落实后，有笔庞大的财政储备，在回归后由特区政府控制。”回想当年，周永新这样分析。当时功亏一篑，他也没有在政府面前奋力捍卫，依旧默不作声，放弃自己研究多年的方案。

“在政府里从来都是妥协。”周永新再次强调。在掣肘处处的政府委员会中，他总会先容让，绝少为了捍卫自己理念而跟政府硬碰硬。

“妥协”一直是周永新的宗旨，直到去年12月22日，当政府将他所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改成“不论贫富”方案，并批评他的方案比需要资产审查的“有经济需要”方案逊色时，周永新铁了心，轰轰烈烈地捍卫自己的理念。

同一天，周永新召开平生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略见疲态，拿着咪高峰，语带愤怒地质问政府：“既然政府已经有立场，要求市民集中讨论‘有经济需要’方案，我只能问一句，为什么要咨询市民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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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反叛一次

“其实我对自己今次能这样坚持，都有些惊讶。”在香港大学办公室里，周永新对端传媒表示，尴尬地笑笑。

2013年，周永新带著“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誉教授”的头衔，正式退休。刚上任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就在这时致电周永新，邀请他“出山”，做一个关于退休保障的研究。周永新在扶贫委员会跟林郑月娥合作多年，认为她是个有心人，没有犹豫便一口答应了。

现在回想，周永新明白，政府当年找他，跟他“一直在体制内做委员、研究，立场较保守审慎”有关。1994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了“老有所养咨询文件”，建议实行“老年退休金”，不过当时周永新却表示反对，政府最后放弃了计划。

“‘全民老年金’我是不支持的。一来是因为我打听到政府根本无意推动，彭定康推老年金，只是为了引诱社会支持政改；二来香港人当时还未准备好，they are not ready，他们仍然觉得供养父母天经地义，思想上不接受。”周永新说。

但19年后，受香港政府委托而进行退休保障研究时，周永新改变了判断。2013年，香港政府推行长者生活津贴，只要年满65岁、资产低于21万港币的长者就可申请。

40万香港长者最后申请了长者生活津贴，而当时香港，撇除二、三十万移了民的，长者人口其实剩下不足70万。周永新倏然察觉，原来需要帮助的的长者，已经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个比方，十个人之中，如果有两、三个需要帮助，我们固然会集中帮这几个人，但现在需要帮助的，已经是七、八个。那么我们就要找个制度，给所有人一个过得去的生活保障。” 周永新形容。

环境变了，是大势所趋，（全民退保）是一定要做的事！

研究过程中，他也和许多与他年纪相仿的老人家聊天。周永新惊觉，许多老人家为了取得长者生活津贴，都不得已瞒骗一些收入，但瞒骗后又内心不安。“财产如何定义，是否包括金条、珠宝首饰、股票呢？如果包括的话，那又怎样计算？计市价吗？大家都一头雾水。”

周永新说，退保一旦设了审查，很多长者财产可能超过了政府八万的资产限额，但他们又觉得自己应该有这笔钱；没有，生活又左支右绌 。唯一方法，还是隐瞒部分资产。

“既然如此，我们要想，为何我们要设计一个制度，让老人家感到如此困惑、不安呢？环境变了，是大势所趋，（全民退保）是一定要做的事！”周永新说。于是2014年8月，他带领团队，向港府递交长达139页纸的研究报告，最后建议香港实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他坦承，呈交报告之后，政府知道他要推行全民的退休保障时，“是有点意外”，失了预算。

香港政府随后不断攻击“不论贫富”方案。政府公布咨询文件那天，林郑月娥批评“不论贫富”方案只会“令政府结构性财赤提早六年出现”，逼使政府向市民“开刀”，大幅加税，徒添大众负担。

“政府就是这样，想你做就要你做，不想你做就踢你走。”周永新说，他想不到，这么多年之后，香港政府还是和英国殖民时期一样，傲慢，永远当自己是神。

碰见一个自诩为神的政府

周永新年幼时生活艰难，与20多个人，住在湾仔旧楼一个拥挤的单位，深深体会到贫穷的痛苦。升上中学后，他成为了基督徒，立志服侍他人，因而毕业后去了当社工。

1983年，这名虔诚的基督徒被邀请加入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岂料与他同行的，却是一个自诩为神的政府。

周永新忆起，当时的政务官很傲慢、“恶死”，委员会不过是个花瓶，形同虚设：“他们总认为自己的政策永远正确，如何管制香港，they know best（他们最懂）。所有这些咨询委员会，都只是给他们参考，因为他们对整个形势掌握是最了如指掌；而你，对政府的认知只是一知半解。”

1984年，陈方安生升任为首位女社会福利署署长，当时周永新是社会服务联会代表，双方曾有合作。可是，作为社联百多个志愿机构的代表，周永新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他在会议中的唯一作用，就是传达各个机构的看法。有一次，周永新按捺不住，表达自己个人看法，立刻被陈方安生以流利的英文斥责：“you are not representing the organization, you are just presenting their views.”（你是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不是代表这些机构。）

他们总认为自己的政策永远正确，如何管制香港，they know best。

“你知道吗，我没有代表的权利，是一个传声筒而已。”周永新说。“不过，不得不承认，那个年代的政务官英文很好，我又不是读英文出身，说不过他们。”

周永新一脸苦笑地说，他有很多时候都因为自作主张，被政务官“闹鬼”他。

1992年，周永新当上了社会福利咨询委员会主席。他难掩兴奋，写了一封信给卫生福利司黄钱其濂，大胆表示，希望能在主席的两年任期，解决香港安老院数量不够、社工人手短缺等十多项问题。不久后，黄钱其濂回了信，一下就淋熄了周永新的满腔热情。

“她提醒我，我的工作只是‘就着政府需要你提供意见的项目来提供意见’，并重申这是个行政主导的政府，由政府决定政策。”

“政府觉得，我不找你，我也懂得怎样施政；我找你，只是为了显示他的政策是正确，that’s all（就是这样）。”周永新说。

让周永新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时代已经变化万千，今天的香港政府，还依然一直沿用过往的思维。某程度上，他明白林郑月娥代表政府找他承担咨询责任，不过是找他这位老教授“过桥”。

所有东西都改变了

然而今天，周永新再不认同香港政府的这套管治理念。过往半年他持续反斥香港政府，
寸步不让，一度形容自己是“心力交瘁”，但至今徒劳无功。

对此，周永新却表示没有太大遗憾，他只是低声道：“一个政府得罪了所有年轻人，又激怒了中年人，现在连长者的支持也快将失去，这个政府还行吗？”虽然口说不遗憾，但字里行间意难平。

“如果下届政府再找你，你会再帮忙推全民退保吗？”记者问。

周永新想也不想，立刻耍手回答：“不会啦。下年我70岁了，要寻求一个较舒适的生活。明年开始，我想我不会再接受传媒访问了。”

四年之前，周永新刚刚经历了丧偶之痛。他的妻子在1999年被一架溜后的垃圾车撞伤，脑部受伤，昏迷了整个月，醒后患上认知障碍。从那时开始，周永新便辞掉了大学的全职工作，全天候照顾妻子，但妻子的状况持续恶化，到了最后两、三年，甚至已认不出周永新。日夜相见的枕边人，当了自己是陌生人，内心确实不好受，可周永新一直坚持下去，日夜照顾，直至妻子于2012年5月离世。

妻子的经历，影响了周永新对社会福利的理念，令他更加深信长者值得拥有一个更完善的社会保障。说起这话题，他似乎放下了老伴离开的伤痛，平淡地说：“以前单研究数字，挺轻松，不太难，但我之后发现，安老服务有一点很困难，就是长者如果有长期病患、脑退化症等疾病，是需要二十四小时全天侯照顾的。”

我希望政府明白，现在不是殖民地时代、政务官掌握一切的时代。

周永新不后悔与政府对抗，因为他深信自己的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林郑月娥的指控，他选择一笑置之。“社会对我的人格、学术成就自有公论。”他缓缓地说。而对自己以学者身分服务多年的香港政府，他唯一想说的是——

“我觉得世界变了，时代变了。我希望政府明白，现在不是殖民地时代、政务官掌握一切的时代。”这是周永新对特区政府最后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