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东京寻作家萧红：八十八年后，“东京在落雪，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乡”

【编者按】今天是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第八十二个忌日。八十二年前的这日，香港该也是深冬，却正值战火纷飞，31岁的萧红在战火、病痛、孤寞中病逝于香港，结束了她北起塞外白山黑水，颠沛流离过大半个中国的一生，惟文字永存于世。

为纪念萧红，我们邀请香港作家袁兆昌写下他赴日寻访萧红遗迹的文字。日本时期，是萧红流离一生中不多的安稳日子，也是创作高峰的积蓄期，作用关键但易被忽略，2014年许鞍华导演电影《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一词，也正是来自这一时期的萧红自况之语。而今再访，九十年时光相隔，旧迹仍可辨？

1936年8月27日晚上7时，萧红写完一封信，湛蓝墨迹停在日本“生长の家”印制的“便笺”上，附记一行地址和收件人：“东京曲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五中村方”。

在地址九和五之间这个“／”符号，应是当年日人惯用的写法，现在横写“—”为分隔号，完整意思是九番五号，而“中村方”相信就是房东居所门牌显示的户主姓名。

这个地址记载在2014年香港出版的《萧红书简》（牛津大学）中，第七封给萧军的信件里。笔者后来又读到萧红在日期间创作的散文《孤独的生活》等文字，便一直好奇萧红在东京生活的那些片刻。

2023年9月，我完成“萧红在香港”计划后，便带著这位民国女作家于1936、1937年间在日写作的书简与文章，来到东京，那里有我心中想要发现的几个地点：两处时疑似萧红曾经居住的地址，以及她在东京学习日语的学校附近。

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萧红会来香港，如果我们看看她在1936年的东京生活，对照香港生活来阅读，自会明白萧红其实是向往处身自由地域的写作。

萧红小传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迺莹，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府。一生受漂泊、战争与爱情影响，自故乡漂泊至北京、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文学作品也在奔波中诞生。

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她，早年为求知识、自由与爱情而离家出走，曾在怀孕期间暂居旅馆甚至流浪街头。与第一任丈夫萧军相识于1932年，东北沦陷后二人先后迁至青岛、上海，于沪拜访鲁迅，一见如故，得到鲁迅在文学事业和生活方面的援助。二萧后来更被学者称为“鲁迅关门弟子”（袁培力，2019）。“萧红”是她1935年出版中篇小说《生死场》所用笔名，《生死场》亦是鲁迅推荐到“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并亲自撰序推介。

1936年夏，萧红东渡日本旅居，完成多篇重要作品如短篇《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散文《孤独的生活》、《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等，及多篇组诗。本拟旅居一年，翌年初因事回沪。同年北京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上海八一三事变，夫妇二人离沪至武汉。1938年，辗转至临汾、西安，同年萧红结束与萧军的关系，后与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结婚。为了躲避战火，与端木逃到重庆，最后来到香港。

萧红所到之处，几乎都能认识当时活跃当地的作家，平辈互相扶持（白朗等）、前辈提携协助（鲁迅、茅盾等）。萧红早在学生时代参与学运，又曾诞下孩子；与伴侣感情稍有安稳，却又患上肺病，令其身体长期处于一种虚弱的状态。于香港时期，萧红经常病倒需要住院，终于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港。

萧红创作类型十分广泛，诗歌、散文、小说皆有涉猎。为人熟悉的有中篇小说《生死场》、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呼兰河传》中的一段文字更被辑录成内地小学课文〈火烧云〉，香港中文课本亦常收录。萧红在港期间，与其他作家（白朗、华岗等人）的书信，获广泛阅读与关注，在书信中透露令人注意的生活环境、片段与情绪，成为萧红创作以外的注脚。

电车，东京的快与静

“现在我一个人搭了几次高架电车，很快，并且还钻洞，我觉得很好玩⋯⋯”地下铁路乐町线是1970年代才有的，萧红当然没有见过地下街盛况。

对于这些要考察的地方，其实后者考证准确度较高，便是日本萧红研究学者平石淑子考据出来的“东亚高等豫备学校”。又有一说该校于1935年后改称“东亚学校”，为今东京神保町的爱全公园（下文用东亚学校）。萧红在书简里提过这学校附近的街道情况，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倒是前者她写过的地址，地名早已消失，笔者只能寻走两处最可能的地点，根据是书信中写过的环境，以推测较贴近的地点。

考察当天，我从台场居住的酒店出发，乘搭百合海鸥号到新桥駅转JR线来到饭田桥駅。饭田桥駅旁是从皇居内濠延至外濠的社区，有著名的神社在侧，往西北跨桥后就有著名的神乐坂。我整理和对照当地各年代的新旧地图，对照这个已由曲町易名为千代田的社区，附近有大学、中学、医院等，以前更有裁判所。经改建后，社区的闲逸感，大约就是今日香港启德那种状态。

在1936年9月一通书简中，萧红写过自己搭电车有多爽快。如果这就是萧红在日居住地的附近，最接近她住处的车站的，就只有这个：“现在我一个人搭了几次高架电车，很快，并且还钻洞，我觉得很好玩，（⋯⋯）”地下铁路乐町线是1970年代才有的，萧红当然没有见过地下街盛况，当年萧红曾乘搭东京电车，则已写在书信，或可追踪一些行程，猜想她曾在哪些车站上落。

车站西出口是从老车站新月台延伸过去的。我走到车站西出口，铁路桥下就是江户城护城河外濠，河畔铁轨倚堤而建，石垣沿堤公园树木伸往濠旁，隔开铁轮滑过铁轨的噪音：“夜间：这窗外的树声，／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著的高粱，／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踏踏的木屐声音有时潮水一般了。”（8月14日）

我好奇我要找的九番五号，是不是真如萧红所说“这里的夜，非常沉静，每夜我要醒几次的，每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特别安静，又特别舒适”（9月21日），明明有著电车频繁往来穿梭河堤的流动风景，住所靠近车站，理应听到咯隆咯隆走不完的钢铁摩擦声响？

萧红便是在这座小高坡上，写了不少与“静”相关的文字，回顾尚未沦陷的哈尔滨市况，后来搬到上海后常结交文友往来聚首⋯⋯凡此种种的热闹，她在东京生活的那个社区，那种“安静”对萧红当时的状态而言，是难得的，也是难以适应的。

萧红写，“这里的夜，非常沉静，每夜我要醒几次的，每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特别安静，又特别舒适⋯⋯”而明明有著电车频繁往来穿梭河堤的流动风景，住所靠近车站，理应听到咯隆咯隆走不完的钢铁摩擦声响？

笔下的河，现实之堤

日光照著几层楼高的石垣。原是护城的河水淌著抹茶颜色的河面，才过正午就像要入夜的日照，引领我走在公园石路上。钻进大厦之间的人造石台，两旁食店架起几张桌椅，有人结束了午膳聊著天，有人坐在石上匆匆吃著三文治，这里是上班族休憩的地方。环顾这附近地形，就是个小高坡。

我低头看手机地图早已钉选的位置穿过去，走了几级台阶，看到另一座商厦。往南走去，是个高尚住宅区，到了这个已只剩下番而没有号的位置，遥看路旁有个指挥交通的警察，便去问他，我们身处九番这个位置，已消失的五号到底在哪。

碰巧有汽车要驶过，他忙著督导一两分钟，又走回来探看我手机地图的定位，他年轻得像刚刚高中毕业，回头问了站不远的同事，还是解答不来。

曲町区整个区早已易名为千代田区，“富士见町二丁目”的确就在这里吧——就是今天，这里真也太安静，听不到河岸铁路穿梭中央线和总武线的繁忙声响。可是，为什么萧红好像没有写过这座河堤？

再翻看书简，又不是没写过。8月17日写的信件就有写：“街路和风景都不同，但有黑色的河，那和徐家汇一样，上面是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也是穿著破皮衣裳。并且那黑水的气味也一样。像这样的河巴黎也会有！”萧红曾与剧社友人与文友谈过，要到巴黎习画。自己在异国，与萧军谈天说地，自也可用文字架起随意门，诉苦之余，也说说她期待的生活。

照片里，萧红烫了鬈发，穿著格子旗袍，“是天气正热的时候，萧红到我们住处附近来做西服，说是要到日本学习去”，穿西服，大约就是她居住日本时的服饰了。

萧红来东京前的几个月，就知道了萧军与别人有暧昧。1935年，鲁迅既为她写作生命开启了一扇门：出版《生死场》，而鲁迅一家的住所也成为她寻求心灵慰藉的地方。亲炙鲁迅的次数越来越频密，许广平在回忆萧红的文章也提到“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言语间有体谅，同时也有提到萧红对鲁迅一家——尤其鲁迅需多休息的那段日子产生了影响。

黄源是鲁迅赏识的年轻人，黄源妻子许粤华正在日本留学，她居住的单位有房间，也得知萧红关心的弟弟身处日本，建议萧红到东京，这个建议也能让鲁迅一家回到寻常生活轨道。萧红1936年自上海东渡，先经长崎，再经一些地方，才到东京。

来到东京前，鲁迅和许广平7月15日在家中与她饯别，7月16日黄源也为萧红饯行，流传至今的三人合照，就是当日拍摄的。看萧红烫了鬈发，穿著格子旗袍，给我们有了更具体的想像。在梅志的忆述中，“是天气正热的时候，萧红到我们住处附近来做西服，说是要到日本学习去”，穿西服，大约就是她居住日本时的服饰了。

先生死讯，小高坡

“小桌子，摆好了，但吃起来不是滋味，于是反受了感触，我虽不是什么多情的人，但也有些感触。”

萧红在东京居住，生活惬意，比她在上海有更自由的状态，社区不乏方便生活的商店：

“出去买了东西回到家里来吃，照例买的面包和火腿。”（8月9日）看电影：“影戏一共看过三次。”（9月4日）

“在电影上我看到了北四川路，我也看到了施高塔路”（10月13日），也曾想过要去海滨逛逛。

她的房间“收拾得非常整齐，好像等待著客人的到来一样。草褥折起来当作沙发，还有一个小圆桌，桌上还站著一瓶红色的酒。酒瓶下面站著一对金酒杯。”（10月20日）。

“我的那瓶红色酒，到现在还是多半瓶，前天我偶然借了房东的锅子烧了点菜，就在火盆上烧的（⋯⋯）。小桌子，摆好了，但吃起来不是滋味，于是反受了感触，我虽不是什么多情的人，但也有些感触，于是把房东的孩子唤来，对面吃了。”（11月19日）

萧红1938年详写当年在东京得悉鲁迅死讯的一篇文章这么写“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小高坡一带附近有没有八十多年前的松树？如可像香港可查《古树名木册》反证萧红居港期间曾与弥敦道哪棵树木处于同一时空，这就最好了。现在看看重建过的这个社区，什么都说不准。

“到神保町的书舖去了一次，但那书舖好像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太生疏了，满街响著木屐的声音，我一点也听不惯这声音。”

1936年7月25日，她曾“到神保町的书舖去了一次，但那书舖好像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太生疏了，满街响著木屐的声音，我一点也听不惯这声音”。

我就试著往神保町——即是东面走去，走到半路又觉得有点浪费时间，还是先折返回去刚在车站经过的一些纪念牌，看看这一区还是叫曲町区的模样，可惜它略去了1930年代，追到更远的时代。我在现场还是找不到答案。与萧红文字脗合的地点特征：小高坡，“答案”似是而非。

黄金时代，笼子里

香港许多读者“追忆萧红”仍停在她最初的日子。她因鲁迅的支持而出版《生死场》后，生活已有显著改善，有数不完的发表机会。十年前，萧红因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又再进入公众视域，这“黄金时代”正是她住在东京时有感而发的话语。

在她许多片段式的书信中，只有11月19日的文字连结著她的居室与情绪——窗外白月的光照进来，萧红关上电灯，在坐立之间的沉默里，“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她在漆黑里“摸著桌布，回身摸著籐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是的，其时接踵而来的版税与稿费由萧军寄来，萧红在这居屋写了什么都寄给萧军再交编辑发表，已不再是由萧红从前要帮忙萧军腾写原稿、投稿的穷苦日子。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困锁，接下来就可享受自由的片刻。

萧红为了来东京寻找弟弟张秀珂，更重要的是她与萧军要进入情感的冷静时期，仅以书信文字来往，萧军也有随函寄她稿费和版税，生活比他们初识时已有显著好转：“稿子我已经发出去三篇，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短文。现在又要来一篇短文，这些完了之后，就不来这零碎，要来长的了。”

萧红在东京学习日语，也有专心写作的时刻。她留在东京差不多半年，住在曲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番五号写了多少字，不计书信，粗略统计，作品加起来的字数有四五万。

我的视野从文字回到眼前地景。当下我才来到这个社区，那种出奇的宁静，与东京繁华有著截然不同的氛围，相隔近一世纪的变与不变，真不知可从何寻起。这就是九番，坐落小高坡旁的高尚住宅，地基还留著几十以至几百年前的石垣，石上镶了牢固的污浊，想是每年盛夏雨水与隆冬大雪积累的水渍。

如果这就是她住处的正确位置，最接近这里的小桥就是牛込桥，是江户时期牛込氏领地的标志。今日社区似乎有种神秘的幸福感，它当然未到上山闭关的那种庄严认真，环顾再没太多连锁店的、难得的地景，“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除了是萧红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心境，也容易令游人远离消费品的引诱，这种环境的确适合让人平静地研习文学作品。

那种出奇的宁静，与东京繁华有著截然不同的氛围，相隔近一世纪的变与不变，真不知可从何寻起。今日社区似乎有种神秘的幸福感，它当然未到上山闭关的那种庄严认真，环顾再没太多连锁店的、难得的地景。

神保町回程，“黑色的河”

回顾萧红来到日本差不多一个月，提到“第一次自己出去走个远路”去神保町。如果萧红没有估计错误——“其实我看也不过三五里”就可走到神保町，现在有了电子地图，简单测量一下，这里与神保町就是两公里左右。看来她的确是住过我现在站著的位置附近了？

“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也很热闹”，萧红笔下的神保町，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商店性质和气氛竟也没有太大变化。“但自己走起来也总觉得没什么趣味，想买点什么，也没有买，又沿路走回来了。”

她写回程看到“黑色的河”，今日地图所示，如果不是外濠往南延伸的支流，就是皇居北端的内濠？可是内濠按理不会有人划船，还是“黑色的河”指的就是外濠？今日外濠临近九番的河沿，倒也真有小艇在，那是1918年开设的水上俱乐部，营运至今，不知道萧红写“上面是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见上文，8月17日），是不是指这个俱乐部了。

她写回程看到“黑色的河”，今日地图所示，如果不是外濠往南延伸的支流，就是皇居北端的内濠？可是内濠按理不会有人划船，还是“黑色的河”指的就是外濠？

萧红想念萧军，也想念书：“我是渴想著书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既不烧饭，又不谈天，所以一休息下来就觉得天长得很。你靠著电柱读的是什么书呢？普通一类，都可以寄来的，并不用挂号，太费钱，丢是不常丢的。唐诗也快寄来，读读何妨？”

多次在神保町蹓跶的她，看到那么多书，相信是增强了她学习日文的决心：“一定要把日文学到可以看书的时候，才回去，这里书真是多得很，住上一年，不用功也差不了。”从书简与文章读到，萧红大约是日间学习日语日文，晚上看书和写作：“我放下了帐子，打开蓝色的电灯，并不是准备睡觉，是准备看书了。”（8月9日）

在散文《孤独的生活》也这么写：“蓝色的电灯，好像通夜也没有关，所以我醒来一次看看墙壁是发蓝的，再醒来一次，也是发蓝的。天明之前，我听到蚊虫在帐子外面嗡嗡嗡嗡的叫著，我想，我该起来了，蚊虫都吵得这样热闹了。（⋯⋯）”

她写看书：“《水浒》之外，还有一本胡风译的《山灵》”，也写吃烟：“于是又回到了房间，我仍要想我所想的：在席子上面走著，吃一根香烟，喝一杯冷水，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坐下来吧！写吧！”

萧红写过她居住的房间面向一个阳光可照进去的方向，不知是正东、东北还是东南。1936年9月21日，她写“早晨也是好的，阳光还没晒到我的窗上，我就起来了，想想什么，或是吃点什么。这三两天之内，我的心又安然下来了。什么人什么命，吓了一下，不在乎”。

许粤华成了萧红在东京期间的引路者：“可笑的是华在的时候，告诉我空中飞著的大气球是什么商店的广告，那商店就离学校不远，我一看到那大球，就奔著去了。于是总算没有丢。”到了8月27日，位于神田神保町二丁目二番二十号的东亚学校还未开学，许粤华则要回到上海，今后在东京的日子，萧红都没有相熟的朋友照料。她在书信多次提到“东亚还不开学”，多次来回走，为的就是等著学校开学招生的消息，也成为萧红在东京头两个月的生活。

许粤华曾带萧红到东中野市郊一位朋友沈女士的家。10月19日，鲁迅病逝，隔日她在报上读到一些，将信将疑，于是她乘电车找这位朋友：“车上本不用拥挤，但都是站著。‘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鲁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树和人家，它们却是那么平安、温暖和愉快！我的脸几乎是贴在玻璃上，为的是躲避车上的烦扰，但又谁知道，那从玻璃吸收来的车轮声和机械声，会疑心这车子是从山崖上滚下来了。”如果她是从饭田桥駅上车到东中野駅，电车车程大约二三十分钟。

“‘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鲁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树和人家，它们却是那么平安、温暖和愉快！⋯⋯但又谁知道，那从玻璃吸收来的车轮声和机械声，会疑心这车子是从山崖上滚下来了。”

被日本当局探访的左翼作家

在富士见町二丁目九番消失掉的五号，隐隐让我感到不安。许多文字记录似可印证，毕竟地名已改，再看地图，如果不看富士见町只看曲町二字，附近倒也有一个地方叫曲町，就在皇居东面的半藏门旁。放心不下，还是乘车去看看，结果找不到富士见町；环绕二丁目走了两三圈也找不到九番，再看它与神保町的距离，比较富士见町二丁目九番，要沿内濠往北走一大段路。

当然，要这么走到神保町，要多花点时间，又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区的确没有富士见町，比较那边九番五号没有五号，又有资料明确写过该区曲町易名，几乎可以删去这边的可能了，才放心乘车到神保町。

以往，每到东京都来神保町逛逛书店，今次是为寻萧红而来，多了些想像。在她与萧军述说鲁迅逝世的感受时，提到她本来买了一本画册送他，这本画册，如没猜错应是在神保町买来的吧。

萧红或者不知道，当日出席讲座的听众包括她自己，共五百人。在许多研究与纸片间，郁达夫1936年应约在日演讲的内容，近年才由日本当局开放当年警察侦查的材料，是郁达夫研究者一直渴望寻找的拼图。

时至1936年12月2日下午，萧红来到神田区西神田二丁目二番地，听郁达夫讲座：“会场不大，差一点没把门挤下来，我虽然是买了票的，但也和没有买票的一样，没有得到位置，是被压在了门口，还好，看人还不讨厌。”

萧红或者不知道，当日出席讲座的听众，包括她自己，总共有五百人。在许多研究与纸片间，郁达夫1936年应约在日演讲的内容，近年才由日本当局开放当年警察侦查的材料，是郁达夫研究者一直渴望寻找的拼图。

今日再看萧红在书简侧写演讲当日盛况，这无疑是另一个重要视角与线索：连曾留学日本九年的郁达夫都受警察关注，记录他的公开言论，关注他政治立场，难怪萧红都接受过“刑事”探访：“今晨刑事来过，使我上了一点火，喉咙很痛，麻烦得很，因此我不知住到什么时候就要走的。情感方面很不痛快，又非到我的房间不可，说东说西的。早晨本来我没有起来，房东说要谈就在下面谈吧，但不肯，非到我的房间不可，不知以后还来不来？若再来，我就要走。”（9月12日）

当年日本特别关注他们眼中的左翼作家，回顾郁达夫文件的仔细程度，他们这样对待萧红也算保守？萧红在刑事来查的那天，书简写了这么一句：“我主要的目的是创作，妨害——它是不行的。”还不断告诉萧军，她写了几多字、写了几多张原稿纸。

当年萧红在沪的文艺生活是与鲁迅见面，来到东京唯一的文艺生活就是听一场讲座，在神保町上学和逛书店，后来还会独自乘电车散心。“学校我每天去上课，现在我一面喝牛奶一面写信给你。（⋯⋯）我的房东很好，她还常常送我一些礼物，比（如）方糖、花生、饼干、苹果、葡萄之类，还有一盆花，就摆在窗台上。”

萧红在东京一时戒烟，一时又忍不住吃半根；一时胃病，一时发烧。盛夏蝉鸣陪伴她写过许多短篇小说与文章，无休止的病痛在书简里唠叨。

在富士见町二丁目九番消失掉的五号，隐隐让我感到不安。

寻找，只是开端

我带著她八十多年前在这里写过的文字，来到神保町附近，也知道有不少人写过文章，说这里自清代已有留学生的足迹，日华学会与东亚学校的背景，以萧红当时一边寻亲一边自我疗伤的初衷，应该没了解多少。

神保町沿街书店为她在哀悼鲁迅、忘忧萧军的情绪裂缝间带来学习日文的热度，说要学成就买书看个明白。这与她初来东京的生活比较，有了更积极的面向，在书简中，她最感困扰的就是信件、书籍与杂志往返的时间不够快、身体状态的不理想，其他事情都不比她写作进度更重要了。她没有像郁达夫那样积极发言的意识，在东京一心写作。

神田区西神田二丁目二番地现在是一所学校、几间商店，改建为公园的学校不远处还是满布书店的神保町。萧红在这里学习日语约有三个月：“今天我去交了学费，买了书，十四号上课，十二点四十分起，四个钟头止，多是相当多，课本就有五六本。全是中国人，那个学校就是给中国人预备的。可不知珂来了没有？三个月连书在一起二十一二块钱，本来五号就开课了，但我是错过了的。”

珂就是指萧红弟弟张秀珂，写信当天是12月10日，她还不知道自己会比预计回沪的时间早了这么多，就要动身回到充满情感伤痕的地方。

1935年鲁迅为她筹措出版《生死场》后，经鲁迅结交了更多的文友。书在12月出版至1936年7月，短短半年多，发生了那么多事，后因黄源而寄居许粤华在日留学的住处，在小房间短短半年写了这么多传世作品，却因萧军为鲁迅治丧期间，与许粤华有了新的情感。一个曾在东京照顾自己的文友，竟与自己爱人走在一起，萧红再次经历萧军出轨，又一次活在言情小说才会写得出的情节里。

我带著她八十多年前在这里写过的文字，来到神保町附近，这里自清代已有留学生的足迹，日华学会与东亚学校的背景，但以萧红当时一边寻亲一边自我疗伤的初衷，应该没了解多少。

那张在1936年7月16日拍摄的黄源、萧军、萧红三人合照，时隔八十多年，还是令我感到惊心动魄，难怪许多文字纪录都没怎么强调的事，在电影《黄金时代》描述后，击起了那么多讨论。我也渐渐理解为什么没太多人考证萧红在日足迹：当事人大约不会再愿意谈论当年文青时期的各样事情，在许多被陈述或过度诠释的萧红事迹中，甚至关乎他们下一代的事情，就是今日文章提到的，或仍有他们的后人读著，谁又愿意翻出这等陈年旧事。

早在萧红东渡前，写了一组诗。诗的文学成就不高，陈列的却是萧军待她的态度。1936年7月前的《苦杯》可视为她离开上海暂别萧军的理由。8月9日写《孤独的生活》，14日随函有写《异国》，同月完成《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写到9月有《家族以外的人》，萧红写给萧军的信有写她“五十一页就算完了。自己觉得写得不错，所以很高兴”，“我自己觉得满足，一个半月的工夫写了三万字”。

原稿纸上的就是《家族以外的人》，尚有千余字小说《红的果园》。1937年5月出版的《牛车上》，除了一些短文如《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与诗《沙粒》等，上述四篇小说一则散文都载录下来，可以理解为萧红在日本写作的作品展了。

萧红完成这批重要作品后，在信中看到她正在努力地学习日语，也享受著东京生活，直到10月至11月，或受鲁迅死讯影响，只写了几则散文和诗，其后知悉萧军与许粤华的事情。回沪前的日子，她在东京写了《沙粒》组诗，有写东京在降雪：“东京在落雪，／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乡”。

在情绪未有那么波动的日子，她有与萧军说，想去溜冰。在这个初冬天气与故乡有点相近的地方，在这个侵占她故乡的国度想起自己已失去了的故乡，我们可以想像，假如她给黄源写的信“每日花费在日语上要六七个钟头，这样读下来简直不得了，一年以后真是可以，但我并不用功，若用起功来，时间差不多就没有了”。

留到1937年7月⋯⋯萧军情感失序固然深刻地伤害了萧红，在关系里最无辜的是黄源他启动二萧情感小休期，又为二人编辑作品发表，身边关系却因萧军失序，凡此种种的错综复杂，难怪许多读者被他们的爱情故事吸引著。

那张在1936年7月16日拍摄的黄源、萧军、萧红三人合照，时隔八十多年，还是令我感到惊心动魄，我也渐渐理解为什么没太多人考证萧红在日足迹。

在我看来，萧红在日本生活的短短半年，可视为她在港书写的序章。许多人不了解为什么萧红会来香港生活，更有与她有深交的文友非议，如果我们把研习的年份调拨一下，看看她在1936年的东京生活，对照香港生活来阅读，自会明白萧红其实是向往处身自由地域的写作生活。1940年1月，她在香港重返身处异地书写故乡的状态，相对健康和舒适的生活，写出几部重要作品，比较她在东京写的短篇与散文，有比东京时期更成熟。

2023年人在东京寻找萧红足迹，只是个开端。我希望可寻回昔日曲町区市貌，从已知的年月日追查萧红在社区内的步伐，探访1936年的车站、电影院、溜冰场、面包店等，让各地读者先从作家生活阅读，再读她在东京时期的作品，添上更多地理元素，在她生活过的空间阅读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