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开催育的华人文化，她们在外国想像另一种无孩人生

2021年春天的一天，杨铭和丈夫大卫在纽约一家米其林日料店就餐。坐在他们身旁的也是一对白人男子加亚裔女性组合的夫妇，和一个看起来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厨师用优雅的手法捏出一贯又一贯寿司，隔壁的夫妇却无暇享用美食，而是不停地为女儿的教育争执。男人认为女孩应该找更好的网球教练，争取通过体育特长生这条路进入常春藤大学，女人则觉得女孩应该每天花两个小时学普通话，因为将来求职时，流利的中文可以得到咨询公司，投资银行，跨国企业的青睐。女孩百无聊赖地踢着椅子，男人和女人一边对厨师点头微笑，一边皱着眉头压低声音埋怨对方。

餐后，厨师进了厨房准备甜品，女人频频看表，他们家里还有小孩，而请来看孩子的Baby-sitter（褓姆）只能呆到晚上九点。最后，两个人折中了一下，让女孩每周参加一定数量的网球私教课，回家完成作业之后，再请家教补习中文。

走出餐厅之后，杨铭和大卫对看了一眼，两个人都发自内心地微笑起来。这是他们确定不要孩子的第五年。他们不用在每次出门吃饭前请好保姆，也未曾因为带孩子而吵架。他们各自都是三十出头，有稳定的工作，有存款和房子，不要孩子是他们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在美国，有一个词汇专门形容杨铭和大卫这样的年轻人：“Child-free by choice”－－ 指的是人们（尤其是女性）主动退出了生儿育女这样的角色，同理，这些女性则不太喜欢“Childless”这个 词，因为无法准确表现她们对于成为母亲的看法。

无法满足的期望

在去美国前，杨铭从未考虑过生活还有不要孩子这样一个可能性。

她生长在南方一家国有企业的家属院，从小听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话长大。邻居都是她父母的同事，有人结婚，生子，便会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二十出头的未婚男女会被介绍互相配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年长的同事会介绍自己未婚的亲戚。这些人总能很快找到对象，然后很快生子。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做到高位的女领导，能力很强，打扮有些中性，一直未婚未育。周围的人偶尔谈起她，有些怜悯又有些讳莫如深。

杨铭小时候和姑姑很亲，姑姑三十岁出头才开始学语言，出国留学，和外国人谈恋爱，年纪很大才结婚，结婚后也并无生育——姑姑于她而言，像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的钥匙。但当她长大之后，姑姑也和别人一样劝她早些结婚生子，别无二致。

她大学毕业谈了一个男友，两个人交往了两年，也多次谈婚论嫁。男友对事业没什么企图心，希望在三十岁前结婚，至少要生两个孩子。他们有时候在网络上玩预测未来孩子长相的小游戏，把两个人的照片上传进去合成一下，有时候会讨论生了孩子要让孩子上什么课外班。杨铭本人一直是“可有可无”的态度，不主动想要孩子，但是也觉得自己终归会像周围人一样有孩子。她还听到许多年长女性的经验之谈，说当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荷尔蒙等生理上的母性冲动让你自然而然地就想生孩子。

事实上，大学毕业两三年之后，身边的高中女闺蜜几乎是一股脑儿地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些闺蜜们在复旦、人大、南大这些重点大学里读到硕士，但她们最终都回到了老家，找到了一份优渥的工作（不少人都做了公务员），然后和父母介绍的相亲对象约会、结婚、生子。杨铭和母亲去了几次婚礼，母亲也开始催促她结婚，直接催没有用的时候，就开始旁敲侧击：“妈妈有时候会谈论到她的同事或者同学的女儿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她就会开始哭，说觉得我很孤单，觉得我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杨铭的母亲和许多华人家庭的母亲一样，很喜欢和人比较：小时候是比谁家女儿成绩好，谁家女儿钢琴级数高，那段时间，大家开始比较谁的女儿嫁的男人更有钱，谁更早生了下一代。“比来比去，妈妈比我还要焦虑。”

但杨铭最终还是没有满足母亲的期望，男友劈腿导致的分手是一个导火索，但几年后，在系统接受过心理治疗之后再回想起来，非常不愉快的童年是她非常抗拒成为一个母亲的根本原因。她的母亲控制欲极强，监视着她的一言一行，连她藏起来的日记也不放过，而且总是认为她不懂事，忽视她的感受，否定她的一切。“别人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但我妈妈是非常喜欢打脸和揭短的，尤其喜欢在外人面前泼我的冷水，还当众打过我。”

母亲这个词并不会让杨铭联想到爱与温暖，只会让她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窒息一般的恐惧。满十八岁以后，她选择了很远的地方读大学，生活中遇到挫折，需要工作或者需要借钱，也都是向朋友开口。母亲觉得她在亲情中太过冷漠，把朋友看得太重要了，这也最终把她推得更远。

她在几个月里完成了分手、辞职、去美国的各项手续。在美国安顿下来之后，她回到中国看望刚生育不久的堂姐。 许多人都围着婴儿逗弄，有人让她也抱抱婴儿，说可以让她快点生个大胖小子。她望着襁褓里嗷嗷大哭的一团，小婴儿皱巴巴的，看起来那么小又那么脆弱，她突然觉得很害怕，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么一个脆弱的没有任何自保能力的生命。她担心自己生了孩子之后成为母亲一样的人。在别人眼里，她是一个非常善良而且乐于助人的人，会参加志愿者活动也会给很多小费，他们说她会成为一个“好妈妈”，但是她自己却不知道“好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塞尔玛·弗雷伯格（Selma Fraiberg）引进了一个心理学概念–“育儿室里的幽灵”（ghosts in the nursery)，描述父母们在抚养孩子时，会不自觉地让孩子重复经历自己童年时曾经历过的创伤。童年时经历过的被自己父母打骂、忽视、甚至虐待的人，在养育孩子时，会被孩子唤醒潜意识中的痛苦，悲剧就在下一代身上继续上演。

这个理论让杨铭觉得自己对于做父母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过去的几年里，杨铭把“我要专注爱自己”作为自己的New Year resolution（新年目标）。她加入了好几个私人互助小组，里面是许多和她童年经历类似的年轻人，不要孩子是群组里大多数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她的心理医生建议她在和母亲沟通时要set boundaries（划清人际界限），她开始对母亲说“不”，保护自己的尊严不受到伤害。母亲在她面前的态度开始软化，并且第一次对她说了“我爱你”。

但这反而更加坚定了杨铭不要孩子的信念：“她爱我，但是为人父母，仅仅有爱是不够的的，还要学会如何爱，如何表达爱。”

“很多人其实是做不好父母这个角色的。”

“我不想孩子出生以后，要去了解一个很生硬的世界”

生长在北方某二线城市的80后赵宁宁在刚结婚那段时间还曾考虑过要孩子。

彼时，她和丈夫都是二十几岁，丈夫觉得还没有到要孩子的阶段，想再玩几年，她也觉得很正常，许多男人都这么想。再过了几年，她中学大学的朋友、闺蜜陆陆续续开始要孩子，她亲眼看到这些人生了孩子之后，生活好像也没有变得很开心。她的女性闺蜜普遍对身边的人感到失望：父母和公婆以帮忙带孩子的名义住到家里来，名正言顺地干涉小两口的日常生活，而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在家庭中的角色要么是和稀泥，要么是逃避问题，承担的责任远远不够。

最后，生了孩子的女性不仅失去了隐私和生活中的边界，还要承担事业发展上的生育成本。怀孕和育儿所消耗的时间和压力让她的闺蜜们事业停滞，有些女性朋友辞了职，想着等孩子上幼儿园了再回国职场，但是离开职场几年之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想重返职场实在太难了。

不要孩子有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是老家的房价涨得太快。刚结婚时，她和丈夫在这里花两百多万买了建筑面积九十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实际面积不到七十平方米，如果生了孩子，再把父母公婆接过来带孩子就显得太拥挤了。可是结婚后，房价就像坐了火箭一般蹿升，三四年时间里就翻了差不多一倍。要换更大的房子，即使把两家的积蓄都拿出来，还要背上昂贵的房贷，客观上非常困难。

再者，她和丈夫都把重心放在事业上。她于201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深造，后来也留在美国工作，而丈夫亦于去年底去欧洲工作，再加上疫情期间，国与国之间的交通受到限制，如果回中国的话也有航班熔断、长时间隔离等不便之处，所以夫妻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碰面，更别提有机会生孩子了。

她在老家的公寓附近有一间小学，她可以在家里听到学校的升旗仪式。近几年来，学校教育孩子的内容越来越“左派”了，“左到不行”，那些思想教育的内容日复一日通过升旗仪式传到公寓里，倒是这个原因让她下定决心不要孩子。

“我读书的时候，是可以聊‘六四事件’的。我比较幸运的是，读中学的时候赶上了互联网还比较开放的时代，很多网站还没有被墙掉，”赵宁宁说，“上中学的时候有互联网有BBS。”2010年，谷歌因为内容审查问题与中国政府出现分歧，并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索服务。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间段，YouTube，Facebook等网站和社交应用被“墙掉”，之后则有越来越多的境外网络在中国无法使用。

赵宁宁那一代人有幸在中国大陆比较开放的时刻窥得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在被“墙”了之后，仍然对境外的信息有所兴趣，并最终选择出国深造，工作。但是现在出身的一代人则是完全生活在“墙内”。一项2018年由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显示，中国大学生对网络上未经审查和涉及政治的内容兴趣颇为有限。

“现在小孩吸收到的偏左的东西，对比我小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小时候唱歌，是唱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的朋友生了孩子，她们的孩子是唱‘我们是党的孩子’。你说，你都不是你父母的孩子了，是党的孩子。”说完之后，赵宁宁停顿了一下，她表示自己不想孩子出生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想孩子出生之后，要去了解“一个很生硬的世界”。

似乎是问了缓解一下这个话题的沉重，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有了孩子的话，肯定受不了老师天天给孩子灌输这些思想。“我老公说，像你这种想法这么多的人会和班主任天天打架。”

除了学校教育非常保守以外，她对学校的师资也不是很有信心。她有些朋友去做了老师，甚至还是重点学校的老师，她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特别有责任心的人，她也常常从这些做老师的朋友那里接受到很多负面的能量。家长群体里，焦虑的情绪也很严重。她形容自己看到的朋友的孩子，都是“畏畏缩缩的，很胆小，很害羞”。她的朋友们让孩子学小提琴，学英语，打冰球，学各种很高级的体育项目，但是孩子却不知道怎么和人交流。

和许多认为不生育的女性就是不爱孩子的偏见不同的是，赵宁宁喜欢小孩，喜欢和小孩玩。和小孩相处也挺好的。现在，她还会帮朋友照顾孩子，“但是没有孩子要流着我的血的欲望”。

是“自私﹑肤浅﹑自我中心”－－还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香港出生长大的Maggie有一天和大学里认识的男友（现在是Maggie的丈夫）幻想未来会如何。

男友说：“要买层楼，生两个小朋友。”这算是香港人对于幸福生活非常典型的想象了。但是Maggie反问：“没有小朋友，就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

Maggie说男友当时很惊讶，因为：“他也不是一定要生孩子，而是没想过可以没有孩子”。两个人后来逐渐讨论下去，突然就意识到，没有孩子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2016年，美国女作家梅根·多姆邀请了16位作家把自己选择不生育的心路历程写成文章，并集结出版。这本名为“Selfish, Shallow, and Self-Absorded”（自私﹑肤浅﹑自我中心）的书登上了当年《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并于2021年被出版了中译本《最好的决定》。梅根在前言中写道：“和很多文化推断截然相反的是：主动退出父母阵营的人并不是一个整体。我们既不是享乐主义者，也不是苦行者。和大多数有孩子的人相比，我们揹负的惨痛的成长期心理创伤并没有更多。我们不讨厌孩子（这一点竟然没人信，至今都让我震惊）。”

Maggie就不太符合大多数人为不要孩子的父母的刻板印象。她和丈夫是2007年读大学时候认识的，两人家庭都是中产。丈夫的父母是老师，她的爸爸做生意，妈妈是家庭主妇。两个人的家庭都非常传统，丈夫的家里尤甚。她描述丈夫的成长环境时说：“他们家不仅仅是自己小家庭很幸福，整个大家庭也很融洽。老公的爸爸是长子，有五个兄弟姊妹。他们关系很好，很亲密，经常聚会。他们家里的用词都非常传统，像《大宅门》一样，还会用‘大房’﹑‘二房’这种词。老公用他们的话来说是‘长子嫡孙’，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关系也很好。我们都是在幸福的家庭长大，是童年过得无忧无虑的80后‘港孩’。”

Maggie自己也有一个弟弟。她说妈妈在自己现在的年龄，弟弟也已经在上小学。“那我有什么呢？”她轻声自问自答，“我有老公有学历。”但是不生孩子终究是违背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她说周围人人都说你不生将来会后悔。也有人说，你现在只剩下大概十年的时间可以生孩子了，言下之意就是她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她还没有到那个年纪，自然也无法打包票说自己到时候不会后悔，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反思，会怀疑“将来的我会不会质疑现在的我的决定。”

至于为什么不要生孩子，Maggie倒是也说不出来特别反对生育的理由，但过去十年，在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她自己一个做了许多决定，就偏偏没有将“生孩子”放到自己考虑之中：“我想那就代表我真的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吧。”

“况且连我都不知道人生有甚么特别需要经历的。即使像我这样生活顺利，算很幸福的人，还是有好多烦恼－－为甚么偏要逼别人经历同样的事情？”

她是那种很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人，她在港大社会科学院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喜欢去旅行”，先当了年多空服员，然后再去了做金融。工作之后还是经常辞职去旅行，有时候工作半年或者一年，去旅行倒是有足足半年。后来她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去外国读硕士，于是毅然辞去工作，申请到了美国的大学，在2017年的时候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结婚也是看似随性的决定——她想要丈夫和自己一起去美国，为了办签证方便，所以就结婚了。

读硕士的第一年，她趁寒假回来结了一下婚，并订了宴客之后那天的飞机回美国。当时的计划是丈夫过几个月之后再去美国。

婚礼的时候，就有亲戚在背后议论她做事“任性”﹑“太自我中心”。她的生活在别人的眼里大致也是如此，赞赏的人会觉得她活得恣意洒脱，不赞赏的人会觉得她自私不负责任。

大概是因为她一直给不出特别的不要孩子的理由，她的父亲也一直坚持劝她。非常保守的父亲一有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就让她生孩子，每次的话都是一样：“你自己想下，要生孩子的，爸爸就不说什么了”，但以后有机会独处，父亲还是会说。

从2019年开始，香港社会经历了种种动荡，原本开放的社会像加速了一般走向保守和封闭。人们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焦虑，倒是让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变得合理了许多。

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时，她本想要回到香港，父母极力劝阻她不要回来，后来社会环境更加恶化，疫情又席卷全球，她直到2021年底才在波士顿见到没见两年多的父母。“妈妈看到我就哭了，这两年，香港人都有很多感受，很情绪化。”

父母打算在波士顿跟Maggie和女婿一起过年。她和父母在他们波士顿七百多呎的家居共处了两个多月，这是她婚后第一次长时间和父母相处，却没有被催生孩子。“不知道为甚么他们不再讲了。可能是因为这两年的事，他们觉得只要我平安健康就好。其他事情也就不再强求。”父亲让她和丈夫两个人好好安定下来，要买房子，不要租房子。丈夫的父母也非常开明，知道他们决定不要小孩之后，亦没有多说什么。

“你为甚么不要孩子？”

杨铭第一次意识到“啊，原来不要小孩也挺好的”是她到美国的第二年。她认识了美国女生珍妮弗，珍妮弗身材高挑，一身紧实的小麦色的皮肤。她热爱爵士乐、品酒、烘焙，也喜欢冲浪、滑雪。她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每周一定要做一件有趣的事情，有时候是去一个非常小众的玻璃瓶展览馆看展，有时候是打扮成火烈鸟去参加舞会。美国人很少谈论个人隐私，但是珍妮弗主动说了自己二十岁出头和中学的highschool sweetheart（高中认识的男友）结婚，后来因为两个人对事业的发展方向不同而离婚，再后来，她读硕士进修，有了稳定的男友，两个人一起养狗，但是决定不要小孩。

再后来杨铭和一位男生约会，男生主动说自己不想要孩子，但不排斥领养。男生说这一切的时候神情非常坦然。她又大开眼界：“原来也有男生主动说自己不要孩子。”

2021年的调查显示，在18-49岁的人群中，44%的人认为他们“不会”或“很可能不会”拥有孩子。这一比例比2018年同类调查中的37%又高了7个百分点。《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全球疫情，气候变化和政治冲突也是许多人选择不生育的原因。当不要孩子的人占据了相当数量之后，社会上对于这类话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开放，对于这群人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

曾经在中国大陆工作过的杨铭申请美国的工作的时候，发现根本不用在简历和表格上回答自己是否结婚，是否有过生育，是否有生育计划这些问题，这让她觉得非常“empowering”。她在大陆工作时，常见到雇主对女性的年龄、外貌、婚育状况作出要求，不少雇主不愿意聘用育龄的女性，因为不愿意为女员工生育的产假成本买单，这个问题在三胎开放之后更加严重。

疫情期间，杨铭有几位要好的女性朋友和孩子一起关在家里，她们要监督孩子上网课，还要替孩子辅导功课，其中一位因此从全职转为兼职工作，很多人都说羡慕杨铭。

而在美国，子女并没有赡养父母的法律义务。父母在子女生活中的话语权也更少。研究指出，27%的成年美国人和至少一位家庭成员关系非常疏远，通常存在于父母和他们成年的子女之间。

杨铭的丈夫是美国人，他的父亲非常喜欢孩子，也屡次旁敲侧击地说希望能够抱到孙子。“有一次，我的公公来我家小住，我在厨房做饭，他当着我的面给他的弟弟，我丈夫的叔叔打电话，在电话里说非常想要孩子，还说可惜没办法把孩子塞到我的肚子里去，”杨铭回忆起一次被公公旁敲侧击地“逼生”。她把事情告诉了丈夫，丈夫很斩钉截铁地告知了他的父亲不要孩子的决定，还安慰杨铭说以后不用理会这些“催生”的人，也不要为他们改变想法。

“在这里，人与人的边界非常清楚。所以生不生孩子的决定，俩夫妻的父母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像华人社会那样来给自己的孩子带孙子。”

Maggie也在美国遇到过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但是同样选择不要孩子的美国朋友。但是她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决定不要小孩，因为在这里，没有人会问你为什么结婚了这么多年还不要孩子，没有人会告诫你不要孩子将来会后悔，没有人会旁敲侧击你是“不想要”还是“生不出”。

她想到刚踏入职场的时候，有一些香港的“师奶”同事会让她生小孩，原因各式各样。“有人说你不生，之后你和你老公没话题，如果你生了，还是可以和他聊下小朋友的事情。还有人说，你不生，到时候老公会在外面找第二个女人给他生孩子，” Maggie回忆起那些并不愉快的谈话，“我倒是想问问这关她们什么事。”这些并不会动摇她的选择，也不会让她真的生个孩子出来绑住男人的心，但是她却要花时间来阐述自己为什么不要孩子，要一次又一次说服这些也不是很熟的“最多偶尔一起吃一次饭”的人。

Maggie的美国朋友里还是有很多非常喜欢小孩子，也生了好几个，但是他们不会来审视那些没有生孩子的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权利去让别人生孩子。

“我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到现在还没有打算要孩子，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在香港还会受到社会上无形的压力，到了美国之后，感觉轻松了很多。”

“最少没有刚认识的陌生人会问我们：‘你们甚么时候生？’‘你们为甚么还不生？’”

不生育的女人晚景凄凉？

社会上对于不要孩子的女人有许多刻板印象，例如，认为这样的女人一定是为了享乐的自私自利的人。

2013年八月，《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是“The Childfree Life”。封面是穿着泳衣的俊男美女躺在沙滩上，副标题是“When having it all means not having children” (当拥有一切意味着没有孩子)。这张照片就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不要孩子的人是因为贪图享乐。

赵宁宁觉得这样的刻板印象并不公平，她说：“我和丈夫都是非常节俭的人。”

她说他们夫妻两现在除了必要的开销以外，还在为老年的生活理财。“我都用比较保守的理财手段，求稳。”

目前，他们在考虑在美国买一座房子，交给物业公司出租和管理，有一个被动收入。因为不用投资孩子的教育，不用存给孩子的教育基金，陪孩子的时间也可以拿来赚钱，她并不觉得自己老年面临的经济压力会比生育过孩子的朋友更大。

针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不测，她已经买了人寿保险和重疾保险，如果真的得了经济上无法负担的不治之症的话，赵宁宁也很豁达地说：“那肯定不治了。不然罪也遭了，也治不好。”

另一个对于不生育的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她们通常都“晚景凄凉”。杨铭就听到许多亲戚告诫自己，如果不生孩子，老了之后就没人照顾你。这个说法和中国价值观里面“养儿防老”的概念不可分割。“养儿防老 ”这个观念源于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没有完备的养老机制，而许多家庭三代四代同堂，居住在一起，由家族中年轻力壮的成员承担起赡养全家族的负担。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北大教授陆杰华就说，未来养老主体应该是多元的，但是“家庭还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

但现实却是，即使生了孩子的父母，也未必能享受到“养儿防老”的待遇。

2018年颁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预计到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进入老年，据专家预计，到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近3亿，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意味着届时中国空巢老人数量将超过2亿。

也有许多报告指出，生育了孩子的父母在老去的时候，并不会比没有生孩子的父母更幸福。事实上，在孤独感，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等方面，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父母之间的几乎没有差异。研究总结说：“你需要靠孩子来获得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是一个普遍但错误的看法。”

杨铭、赵宁宁和Maggie都认同这一点，因为她们现在都在国外生活，而且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老家探望父母和亲戚了。

在提到“晚景凄凉”时，Maggie表示是她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老年人的价值不仅仅是“子孙绕膝”和“共享天伦之乐。”

她说自己研究院的老板今年73岁了，还是精力充沛。“她在车上工作，睡前工作，吃饭也工作，永远也工作，但是她很享受。在我以前的生活环境，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她开始意识到老了也有很多其他的生活方式，可以写书，做研究，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像她的老教授们那样和年轻的学生聊天，分享人生。老了也可以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未知的领域。

其他对不生孩子的女性的误解，包括认为她们是通过养宠物来代替生育。今年早些时候，教皇一番批评人们不想生孩子，但会养猫养狗来代替孩子，是对“父亲”和“母亲”身份的否定的言论，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赵宁宁结婚后养了一只小型犬，她和丈夫自称“狗爸”“狗妈”，或多或少算是做母亲之前的演练。她说，“狗狗抱来的时候才六周，长到四个多月的时候狗还不会抬腿尿尿。所以什么都要亲自教，一把屎一把尿把狗拉扯大了，有一种母亲的感觉。”她花了很多精力训练狗不能上沙发，不能上床，也买了许多养狗的用品：狗的牙膏，牙刷，剃毛的工具，干湿狗粮，狗咬胶，小衣服和玩具等等，林林总总就是一大堆。她意识到了养狗虽然挺有意思，但是也有很大的责任，包括养狗之后做卫生的频率会变很高，旅行也很不方便。这让她意识到，如果生了孩子，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了，但是她不认为自己能够承担这些责任，因为她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生活和旅行。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因为把狗当成孩子才决定不生育。

另一种老年想象

女性坚持不生育这一并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支持系统，而这个系统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她们的丈夫。幸运的是，杨铭，赵宁宁和Maggie的丈夫都非常支持她们的选择。

“如果我不是足够了解我的丈夫，我大概会担心当我四十几岁，生不出来的时候，我的丈夫突然想要孩子，然后他就顺理成章地甩掉我，去找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杨铭很坦诚地说。她的丈夫大卫几年前就想结扎，反而是杨铭劝他再想一想。杨铭说：“因为那时候我和他还没有确定要结婚，万一他以后遇到深爱的想要共度一生的女士，那位女士又非常喜欢小孩呢？”

大卫的妹妹有某种遗传疾病。他坦承，这个遗传疾病是他不想要孩子的决定性因素。他记得小时候父母为了四处奔波给妹妹看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害怕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也有这种疾病，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

赵宁宁则说，她非常了解她的丈夫，“他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欲望要留根，没有强烈的生殖欲望。”她觉得这和婆婆的教育有关系，在她丈夫的家里，主要是婆婆有话语权，婆婆承担了大部分教育丈夫的责任，所以丈夫是非常尊重女性的男人，想法比较开明，也比较西方化。但是她也表示，如果将来真的改变了想法，可以领养一个小孩。

Maggie则非常笃定丈夫一直会尊重自己的愿望。在她和丈夫共同度过的十几年里，一直是丈夫在追随着她的脚步，尽量满足她想要的生活。她在香港时不时就辞职去旅游的时候，做律师的丈夫是家里的breadwinner（养家糊口的人）。后来她要出国读书，他也放下香港的事业跟随，并去了考纽约的律师执照。她不想要孩子，他也说好。

美国现在许多成熟的老年社区也让她们看到了不生孩子的同时又可以快乐度过晚年，并且拥有高质量的陪伴的可能性。

去年圣诞节，杨铭熟悉的一对“丁克”夫妻就飞去佛罗里达州Tampa市考察当地的老年社区。这对夫妇的叔叔现在住在那里的老年社区。叔叔的儿女都在外地甚至外国工作，退休之后，叔叔就卖掉了在美国北方的房子，在Tampa市的一个老年社区里买下了独栋小楼。

考察完后，这对夫妇兴奋地向杨铭描述老年社区里的生活：不用担心儿女不在身边的孤独，因为周围有许多差不多年纪也差不多爱好的人，他们会一起做饭一起分享美食，也会约好时间去打高尔夫球打壁球，有许多单身或者丧偶的老人更是在这里找到了另一半。

也不用担心健康问题，叔叔还没退休时体重超重，在社区里天天有人约打球，反而腿脚更灵便了，也瘦了不少。社区里也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院，有发达的医疗系统。更不用担心年纪大了不能出门，生活不方便。社区里有许多餐厅、咖啡馆、购物中心，还有一家沃尔玛。在社区里穿梭也不用开小汽车，可以开着高尔夫球车上路。

杨铭和大卫计划了一下，他们把老了能负担得起这样的高级老年社区和支付保障全面的医疗保险作为了新的人生目标。他们一起把一部分收入存到一个共同账户里面，等存够了这么多钱，就可以退休，享受生活。

他们有些朋友这两年计划备孕，但是因为长期的疫情影响也开始犹豫是否要走这条道路，也有人咨询杨铭和大卫等人。但根据杨铭的观察，别人说再多都没有用，许多人心里对于要与不要孩子早就有一个答案，也必须在这条路上一往直前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