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我走过的欧洲坟地

中国大部分城市中，现有坟地都位于远郊。但如果仔细看地名就不难发现很多坟地是在城市的发展中被“逼”了出去，仅北京就有铁狮子坟、索家坟、公主坟。这些曾经的墓园，不管埋了什么显赫名人最也只落下一个公交站牌。除了卫生考量、城市规划，也不得不说到华人对于风水地理的讲究。

而坟地在欧洲大部分城市中心随处可见。除了供后人或者崇拜者凭吊，有的墓园风景优美成为景点，甚至很适合谈情说爱。

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大麻香

拉雪兹神父公墓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墓园了，我的朋友 Rose 家就住在墓园附近。我跟 Rose 相识在上海骄傲节，他作为艾滋预防、关怀组织“永恒放荡的姐妹”（Sisters of Perpetual Indulgence）的一员前来参加活动。这个成立于1979年旧金山的组织，以夸张的修女造型著称。幽默大胆的表演风格，针对恐同进行犀利无情的讽刺，尤其爱拿保守宗教开涮；主张性解放，作风大胆出格，也每每成为各大同志骄傲游行的不会错过的显眼队伍。

2014年这次我来巴黎参加这里的 Festival Shadows 中国独立电影节。因为我拍的纪录片跟同志家庭有关系，Rose 也带自己父母前来参加，并且邀请我去他家里午餐。Rose 的父母都是非常开放的嬉皮士，当年也是巴黎学生运动的中坚。他们不仅为儿子的性取向和性解放态度支持非常，甚至作为电影导演的母亲也拍了一部关于自己家庭的纪录片。

饭后 Rose 的父母都建议我们应该去墓园走一走，我也很好奇这样特别的观光之旅。拉雪兹神父公墓位于巴黎东部，占据市中心边缘的僻静地带。但几个世纪以前，这里是名符其实的郊区。当时的市民喜欢葬在更为市中心的区域，但这不利于卫生防疫。于是政府隆重地把名人诸如莫里哀、拉封丹的墓穴迁往拉雪兹。果然名人效应立竿见影，拉雪兹墓地逐渐成为巴黎市民趋之若鹜的安眠之地。

这里下葬的名人，包括文豪巴尔扎克，小鸟歌后琵雅芙，美国摇滚巨星金·莫里森。更有欧洲同志文艺青年们的祖师奶奶奥斯卡·王尔德，每年全世界各地的粉丝前来祭拜，人们曾经狂热地在墓碑上留下唇印以示爱慕。但口红的腐蚀让坟墓不堪重负，王尔德家族决定彻底清洗这座造型别致的墓碑，并且在四周用玻璃围栏保护。现今玻璃护栏上也布满唇印，围栏里外都有粉丝们放置的鲜花和各式纪念品。

拜完祖师奶奶，Rose 说刚好他的最好朋友也葬在这附近，我们可以顺道拜访一下。我想能葬在王尔德的附近，这位朋友想必也是富甲名流吧。Rose 带我来到一片草坪前，上面隐约可见长条形状的埋葬痕迹，几束鲜花零散地摆在上面。Rose 沉默地拿出一只大麻，一边抽着一边对我娓娓道来。

在巴黎，如果一个人跟他家人断绝关系，无人出钱料理后事，那么政府会负责把死者的骨灰埋在这里。Rose 的朋友来自法国南部保守的小镇，他感染艾滋之后，家人便与之断绝来往，直到2011年这位朋友去世。

“太奇怪了，有时候半夜我会突然想给他打电话。然后过会儿才意识到他其实已经不在了。”Rose 一边说着，拿起打火机又点了一下手中的大麻猛吸了一口。香气顿时也弥漫了墓园的这个角落。天色渐暗，昏沉的日光下忽然感觉到不知道飘了多少只没有家的鬼。但我想有 Rose 这样的朋友，应该不会孤单。

蒙马特没有留下她的遗书

我认识不少华人女同志，或者文学爱好者都不免要来蒙马特朝圣。虽然与小说《蒙马特·遗书》作品本身关系并不大，但这片墓地总因为作者邱妙津的传奇人生而增添神秘色彩。

台大心理学系毕业后赴法留学，才华横溢但生活困苦，1995年自杀时，这位作家年仅26岁，令人扼腕。尤其在她去世不久，更因《鳄鱼手记》获得时报文学推荐奖。后来更成为女同志经典，现今华人世界的对于女同性恋“拉子”或者“拉拉”皆出于此书；鳄鱼之于女同的比喻也常见坊间。

我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最受震撼的是邱妙津对于悲伤、抑郁毫不掩饰的抒发。尤其《蒙马特·遗书》以书信格式，第一人称进行了赤裸裸的“自我剖析”。这种掏心挖肺在某种程度上是女性主义的，因为常见的男性书写往往强调阳刚气质，坚强心态。例如三岛由纪夫，哪怕也终于自戕，但一生执着于仪式感，作品中字里行间都是纠结踟躇，而不像邱妙津这般放逐恣意地悲怆。而邱妙津所爱的安德烈·纪德则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背德者》的思想似与邱有所想通，但却更着重批判性。

“Susceptible，就是这个字，佛教说的『易染』，那正是我的疾病也是我的天赋，是我的宝藏也是我的残缺啊！”《蒙马特·遗书》中邱妙津如是说。倘若没有这种敏感天分，生活应该会轻松愉悦很多，但大概也不会成就这两本独特的文学作品。想到这些不禁感叹。

华人导演陈耀成曾经拍摄邱妙津相关纪录片《蒙马特·女书》，片中除了相关学者、亲友的采访，也加入了大量戏剧、搬演、朗读的片段。其中扮演邱妙津的演员更身着鳄鱼头套行走在巴黎街头，非常酷异。

行走在蒙马特公墓间，却完全找不到邱妙津的任何痕迹。受到最多探访的，是传奇女伶，也是著名的同志偶像 Dalida。她的一首《Bang Bang》唱出多少人为爱心碎的过程，也不失为对邱妙津的一种回应。

我试图找到《蒙马特·遗书》中作者掩埋兔兔的公园，未果。倒是终于走到了蒙马特高地。这里可以俯瞰巴黎市区，才站一小会儿，已觉得欧洲城市这样的风景也未免太眼熟。熙熙攘攘的游客和小贩，也与邱妙津书写风格毫不相干。蒙马特没有留下邱妙津的遗书，她的坟墓在别处，她精神世界还是要靠书本感知。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林地墓园

我跟他认识是在斯德哥尔摩同志骄傲游行的集合公园里，这一年的游行靠近瑞典大选，因此众多党派都当帐篷摆摊来拉票。他是其中一个政党的骨干，我站在摊位前许久看着不懂的瑞典语发呆。他用英语跟我打招呼，介绍了该党派对于同志的友好政策。

明知道我并没有选票也还这么热情，我不禁搭讪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回答说是一名法官。

“法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年轻的法官！”看着他绯红的脸，我又补了一句：“而且还这么帅！”

他更加害羞了，问道：“中国的法官都很老么？”

“我还没有打过官司，不过从电影上看是那样的。”这是我的目光盯着旁边一小篮子苹果，和他的脸蛋一样红润光泽：“法官大人，我可以拿一个苹果吗？”

“当然可以！”

话音未落，我已经把苹果咬在嘴里了。我才想起来刚走到这个摊位全是因为这篮子苹果。这次来这边参加活动，结束之后多待几天凑凑大游行的热闹。可是斯德哥尔摩的物价太高了，没了主办方招待，顿感口袋像是漏了个洞一样，所以但凡能蹭点吃喝的机会绝不放过。

我大口咬了几下，才想起来要顾忌斯文。于是一边吃一边冲他不好意思的笑。他说：“你渴吗？要不要请你喝杯啤酒？”

说到喝酒，瑞典更气奇贵无比。能收到这样的邀请更是盛情难却：“好哇！你几时换班？”

“还有五分钟⋯⋯”他看了一下表：“不过你现在有空的话，我也可以马上就下班！”

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此处省去500字）。第二天早上醒来，法官说要带我去附近的一个景点逛逛。我们对彼此依旧充满好奇，一边走一边兴奋地聊着。到了我们要去的公园，被这里的景色的确迷住了，参天大树，齐整草坪。不知道是否确实浑然天成，抑或隐藏得太好不容易发现。细微之处，让人联想到日本园林，却又有巍峨庞大，放大数十倍的效果。尤其公园里那个大十字架，看上去颇为震撼。但也不禁存疑，十字架说明这个地方跟宗教有关系么？

“你猜对了一半，这里是个墓地。”

我瞪大眼睛，以我在亚洲、欧洲的经验，都未曾见识过这样风格、体系的墓地。何况，坟墓在哪里呢？朝着他所指的方向，我看到大树下的一颗颗坟冢。走近了发现与大部分欧洲的墓园无二，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参天大树的掩映之下，墓碑显得袖珍。这样一来，让墓园完全去除了通常大家所熟悉的阴森感，反而多了几分柔情；另一方面，自然之下衬托出来人之渺小，生命之匆匆，也不无哲理。这纯粹是我的理解。

我们一边聊着，法官抚着我的头发又腻歪上来。我们在墓碑边亲昵了一会儿，心里还是觉得有些大不敬。趁着天好，我们继续散步回到他家里又缠绵了一番。

离开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法官送了我一罐他自家花园里蓝莓做的果酱。每当看到那个瓶子还会想起来他和那个令人意外地觉得浪漫的墓园。后来在新闻上看到瑞典电视的“辱华”事件，一个中国家庭由于不能提前办理入住而大闹青年旅社，最终被警察拖到郊外的墓地。我仔细一查，Skogskyrkogården 这个地方正是我曾经约会过的墓地，瑞典语里这个词是“林地”的意思。倒也可以名符其实地称之为“林地墓园”。

到底这家人在旅社有没有胡搅蛮缠，双方各执一词；瑞典电视台的嘲讽挖苦是否有违伦理边界，各人有自己的断定。我倒是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再逛林地墓园，据说斯德哥尔摩总共就两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而其中这个墓地就占了一半。不过也希望起码不要是被警察强制拖到那里吧。

旧圣马修墓园隐喻德国社会

我是因为土耳其艺术家朋友 Aykan Safoğlu 的片子《ziyaret》知道了旧圣马修墓园，并且决定拜访它。ziyaret 土耳其语意味拜访，片子记录了 Aykan 和他的朋友，土耳其裔的女权主义活动家 Gülşen Aktaş 在旧圣马修墓园的一次探访。Gülşen 是 Aykan 在酷儿运动方面的先驱，后者还请前者出演他的影像作品。旧圣马修墓园对于 Gülşen 来说意义非凡，这里埋葬着 Gülşen 的母亲 Şirin Aktaş。还有她的好友，非裔德国女诗人 May Ayim。她们都是一个女权主义、酷儿、有色人种团体的活跃成员，曾把大名鼎鼎的美国黑人酷儿女作家 Audre Lorde 请来德国演讲。May Ayim 参与写作编辑的的书《给你颜色》（Farbe Bekennen），也是德国女权主义非白人历史的重要著作。May Ayim 于1996年自杀，死后安葬在离居所不远的旧圣马修墓园。

Aykan 的作品由一帧帧宝丽来相片组成，影片中伴随着扫描仪的声响，一幅幅照片逐渐袒露。导演的旁白，伴随着 Gülşen 的视角平静地讲述着这天的遭遇和记忆里的故事。墓园位于柏林“美山”（Schöneberg），这里也是欧洲老牌同志街区。1990年代，艾滋席卷世界的腥风血雨，彰显性自由的柏林也是旋涡中心。这里也埋葬了许多知名或者不知名的艾滋病罹难者。

德国男演员 Bernd Boßmann 也是著名的同志活动家，他在这里建了全德第一家墓园咖啡厅。我和朋友探访墓园的这天，因为疫情没有开放。影片《ziyaret》里可以看到，Gülşen 平静地坐在咖啡厅里，墙上挂着小鸟图案的绘画作品。导演的眼中，旧圣马修墓园隐喻着德国社会，形形色色。据说这里曾有一位传奇女艺术家 Helga Goetze，每天在这里进行她的达达主义艺术表演，举着写有“为自由而操”（Ficken für Frieden）的牌子。

柏林市政府为了便于辨识名人墓碑，在所有此类坟冢前放置专用红砖标识。而旧圣马修墓园最知名的坟墓当属格林兄弟，这些童话充斥了几乎全世界人们的童年，然而长大了却逐渐发现其中的“黄”“暴”之处。又有传说兄弟们在写这些童话时食用迷幻剂的痕迹，这些与当下柏林的药物文化对比也感觉亲切。格林兄弟的坟墓在墓园里显眼处，用谷歌地图便可查到，走近一看，果然如他们所写的故事一样暗黑惊人。

我们在这里遇到一对热情的德国夫妇，他们主动跟我们搭话。这样的友好在德国社会，特别是柏林非常少见，尤其疫情期间更觉得意外。他们竟对于柏林的墓园景点颇为内行。跟我们介绍了柏林几处值得参观的墓园，但是我们问起另一个想参观的坟墓，这对夫妇也为难住了。

刺杀希特勒未遂的克劳斯·冯·斯塔芬伯格全名 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这位曾经的纳粹陆军上校，刺杀动机一说是出于对于纳粹政权的抵抗，另一说则否则这次行动中的革命性，认为他们可能是比希特勒更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因此战后对于 Stauffenberg 家族的赔偿迟迟未能落实。柏林市内的一些墓园埋葬了当年奉为“烈士”的纳粹军官，德国政府担心这些地方会成为新纳粹集会聚点，有时甚至故意隐去死者姓名。就连这对行家夫妇，也说不出来 Stauffenberg 的坟墓在哪里。好在朋友非常机智，凭借网上搜到图片，对照着背景终于找到这个存在得相当低调的坟冢。

历史记忆不应该随着埋葬而被遗忘，说柏林是一个大坟墓，德国社会是一个大墓园都不为过。最好的证据就是埋在各家门前的“绊脚石”（Stolpersteine）。来过柏林的人大都会记得，几乎每个区都有这样10厘米见方的铜制纪念牌。该项目由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发起，收集二战时被谋杀、驱逐，以及被迫自杀的遇难者信息，铺设在该位人士生前住所。这其中包括犹太人、罗姆人等少数族裔，也有不少同性恋、跨性别者。

在诸多社团的协力下，截至2019年底，“绊脚石”已经铺设达75000块，堪称世界上最大型的非集中性纪念碑。这个项目也曾引起非议，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前主席 Charlotte Knobloch 认为这样公然将死者“踩在脚下”的行为大不敬。但大部分人认可这样的纪念行为，每当大屠杀纪念日的时候，总有人会在绊脚石旁边摆放鲜花以示纪念。

纪念牌上所透露的信息并不包括当事人被迫害的原因，但 queer.de 上有相关页面，显示最新为酷儿身份认同的遇难者铺设的“绊脚石”信息；在汉堡的唐人街旧址也会发现华人遇难者的绊脚石。

或矗立世间，或嵌入血骨，戚戚然是作为少数、边缘的灰暗历史，只为勿要重蹈覆辙。

但社会的大坟墓也告诉我们，人必有一死，坟头上，我们依然在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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