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间工具抵抗焦虑的人

郝海龙把鼠标速度升到最快那档，手指稍一挪动，白色的箭头光标就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出去。接着是训练自己眼睛的移动速度——为了跟上快到几乎看不清的光标。

调整速度是为了节约时间，郝海龙想着：“能省1秒也是1秒，一年下来我能省多少秒。”那是北京奥运前夕，他刚从陕晋边陲的贫困县小城，来到首都全国排名前列的大学。五光十色的都市、充满可能性的校园，郝海龙一头扎进瞬间开阔的生活，“什么都想做”。他选难度最高的数学课、担任社团主管、在校园报社里熬夜排版……他会把一份日报每个版面的每个字都看完，包括广告。家乡的小城贫瘠到只有教材，他报复般地抓住每一个新的生活体验。对他而言，北京的生活信息量过载，但也幸福。

时间成了这种生活里最重要的资源。他时常压缩睡眠时间，每日只睡四五个小时；计算地铁出入口、电梯和车厢的距离，找到最快的换乘路线。周围同学也在与时间较劲。许多人在大一就开始为日后的工作规划，去哪实习，参加什么比赛可以为简历加分，都纳入这些刚挥别高中生涯的学生的计划表。对他们而言，一个人如果大三才开始思考未来，“就晚了”。

时间是一个现代性观念。科技史家刘易斯 · 芒福德在著作《技术与文明》中指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现代关于时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的出处被冠在各种名人身上，即便大多被证实为讹传，传递的精神却依旧成为社会认同。对现代人而言，什么时候吃饭并不取决于是否饥饿，而是饭点到了，错过饭点甚至还会带来莫名的烦躁。时间已成为现代人工作和生活的规范指导，直到人们已不满足跟着时间走，超越时间才是共识。

女性或零工经济者可能更会感受到时间的紧迫。前者在雇主给出的严格工作时钟之外，还承担着到点结婚，到点生育等社会和生理时钟的压力。而后者的收入直接与时间挂钩，​​一篇在大陆火爆的描述外卖骑手工作状态的文章提到，骑手准时率低于98%时一单扣一毛钱，低于97%一单扣两毛钱，即便他们平均一单的工资也不过几元钱。准时的概念也在逐年压缩，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平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大学还未毕业，郝海龙就在北京一个著名的外语机构做起英语老师，但他依旧感觉到焦虑，有太多事情要做，追求着最新最快的商品和信息，讨厌计划好的日程被打乱，学生也在向他讨教提升效率的办法，希望得到一个最佳的事项安排表，赶紧出国。

“有没有发现，用在金钱上的词都用在了时间上，浪费，节省……”郝海龙说。

时间工具带来的秩序感

不想把大学时忙碌又拖延的状态带入工作，郝海龙决定使用工具。

会使用工具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技能，即便后来发现部分动物也有使用工具的能力，但在理解、使用和创造工具上，人类依旧有着一骑绝尘的优势。

几乎顺理成章的，人类也希望用工具应付时间和效率。市场上有大把时间管理工具，番茄钟、待办事项 App、GTD工具（Getting Things Done，一种行为管理方法）、白噪音专注力工具……他们教你专注25分钟再休息一段时间，或者把任务分成轻重缓急一个个完成。这是一个热闹的市场。App Store 中有专门的效率 App 分类，里面有 199 款免费 App 和 200 款付费 App，其中最贵的是一款有任务管理功能的日历，售价198元。许多人以此为生，科技编辑们每隔几月便要测评最新推出的时间管理工具；效率类 KOL 在各大平台分享工具使用心得；还有顶着西装和自信笑容头像的卖课老师，在各大知识分享社群写下一大段时间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后，在文末留下联系方式，等待心急之人的垂询……

一年前，张青成为公司核心管理层，公司大到业务方向，小到员工考勤，以及不时出现的突发状况，全部事情都压到她的身上。事情已经多到自己记不住，她选择使用待办事项，将所有待做事项挪到上面，35条，排满一整页。

她觉得自己重新掌握了秩序感，做完一件事的时候看一眼列表，下一步要做什么便不再慌张，不再怕被突然插入的事情打断手上正在进行的项目，也不怕再忘记事情。“我觉得工具是在强制自己well-organized。”她说。

更热情一些的工具爱好者会迷恋起工具本身。尝过工具带来的不忘事的甜头后，郝海龙开始疯狂收集起市面上几乎每一款口碑不错的效率工具，“电脑里头买的软件可能比电脑都贵”。他形容自己如同女生迷恋收集包一般，醉心于这些最新工具的设计、理念、以及背后对效率提升的承诺。

有时手上的事卡壳了，他会什么都不干，把事务从正在使用的工具倒腾到另一个工具。相比休息娱乐，在工具中徜徉给他一种安心的感觉，“就像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至少还在做正事的状态里，不是在浪费时间。”

哪怕内容多时，这种切换一换就是半小时。

人们需要工具，特别是忙碌的人。哈佛大学 Sendhil Mullainathan 和普林斯顿大学 Eldar Shafir 带领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发现：过于忙碌的人会因为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 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为了赶截止日期, 人们不得不被看上去最紧急的任务拖累, 而没有“带宽” 去安排更长远的重要事情。同时，计算力、专注力、认知力、坚持计划和自我控制这些推进事情完成的重要能力，也会因为注意力的稀缺而下降。

这种情况下，更强硬的工具或许更受欢迎。学者Rajneesh Suri 和 Kent B. Monroe发现，时间压力增大时，个体在决策时更多地依赖自动快速的策略。这也符合柳毅的观察，他是一名独立开发者，名下有一款叫 OffScreen 的专注工具，在用户玩了太久太多次手机时——大约是拿起超过60次，使用时长超过6小时——这取自用户使用行为的平均数据，App就会频繁弹窗，像一个唠叨老妈一样，提醒你少玩些手机。

柳毅发现有用户嫌弃 App 太啰嗦，还有用户在尝试过后，直接把 App 删了，也有在删了又装，装了又删中反复挣扎的用户。他认为OffScreen 不是一个强硬的工具，这缘于 iOS 系统的权限开放度小。他表示在海外有一些相似的工具，可以直接关闭用户正在使用的 App，更激进一些的，甚至能断开网络连接。而这些强势的工具反而获得更多用户好评，“评论里都是在感谢这款工具让自己戒掉手机依赖，专注手上的事情。”柳毅说。

OffScreen 80% 的用户群体是学生——一个对时间和效率有着显性需求的群体。柳毅观察到这些用户在开始专注时需要一些仪式感，他们会点开 App 里附带的白噪音和番茄钟，把手机横屏，让手机桌面被大大的数字时钟占据。做完了这一切后，才能投入手头的工作。他还发现用户喜欢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专注时长，并且需要 App 给一些鼓励的反馈，这些使用工具带来的程序感和反馈，让人们觉得自己确有付出。

柳毅迎合着用户对工具的需求，现在的 OffScreen 重点做专注功能，陆续开发了一旦开始专注就不能离开 OffScreen 的严格模式、和好友一起专注的功能等。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在程序中加入让注意力集中方法的引导，并给予用户更多的反馈，在工具的指引和反馈中，让用户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柳毅也有自己的秩序感来源，他追踪记录自己的身体指标：呼吸，心率，睡眠时长，步数……像观察一台机器那样，他量化着自己的身体，建立起一座自己的大数据库，当数据出现异常波动时，便回到生活中找原因。柳毅认为这能指导他更好地生活，“不量化很难看到变化，只能感性感觉（自己状态的变化），很多时候不准。”通过量化自我，柳毅发现自己睡不够8小时，或者每天拿起100次以上的手机时，状态一定非常差，这时自己需要休息两天。运动时，静息心率的变化也会告诉他，是不是要多做一组耐力训练。但不那么方便的是，当忘记戴 Apple watch而无法获取当次运动数据时，柳毅会觉得自己白运动了。

心情也在他的量化列表中。他认为心情和状态相关，作为创业者，他希望能找到让自己维持激情的办法。他曾使用一个记录心情的工具 App，那个 App 让使用者从30张心情状态卡片中挑出最符合当下状态的一张，一天重复多次。理想状态下，使用者的心情状态能像数据图一般，清晰呈现出变化归规律。但柳毅没有成功，“记录过程太复杂了，30张卡片，后来就不记了。”

2020年9月，OffScreen 登上 Apple store 推荐榜，那是成为独立开发者后的柳毅遇上的最开心的事情。当晚和同事庆祝时，他发现自己的眼睛闭不上，喝东西也洒在衣服上——他面瘫了。

往返医院治疗，生活不便，既有的日程被打乱，那是从数据上表现不太好的一个月。但是他愿意再来一次。

人们用工具，用的其实是背后那套方法论

使用工具似乎缓解了一些现代人的焦虑。在一款以推荐工具为主题的网站，一年内有603篇文章分享效率工具的使用感受，“他啥都能干”，“强大和易用”，“时间管理从未如此简单”；App Store 上排名第一的时间管理工具，351837条评论，近80%是五星评价；B站上一个教授打造 iPad 桌面，使用系统自带软件提高时间管理能力的视频获得42.5万播放量，2.5万人点赞，2万人收藏，1.4万人投币，666条评论，第四条留言写到“时间管理真的可以帮助你！！你的潜能不可估量！！”——这条留言也获得361个赞。

需要专注时，张青会使用番茄钟计时法。这是一位意大利大学生在上世纪末偶尔发现的效率提升方法：专注25分钟，休息5分钟，再专注25分钟，四个25分钟后，来一场15-30分钟的大休息。他在厨房找到一座番茄形状的钟，帮助实施这个计划。后来这个偶然发现的方法扩张成130页的系统理论，但工具还是最基本的那座钟。

张青将使用番茄钟看作自己与工具定下的契约，“那25分钟的时间并不属于我”，她说。但有时，在契约执行时，张青总是忍不住看离结束还有多久，时间漫长得让人心焦。有时工作好不容易进入状态，番茄钟的突然响起，又打断了张青的思路。

郝海龙感谢工具终于让自己不再忘事，但有些忘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旦写到待办事项上，就有了必须做完的压力，不得不完成时，反而成了烦恼。

一些工具秉承的理念已无法接轨现代人的需求。“时间管理方法的一个重点是区别A和B哪个更重要，让你把今天要做的事情（按重要度）写出来，只看前面3件事，剩下的都不重要，但那是几十年前的时间管理方法，现在的情况是，一天可能有30件事儿，都很重要。”郝海龙觉得自己至今都没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时间管理工具。

被乔布斯称赞的《全球概览》对什么是好工具的有五点定义：1.好用、2.能够教育自我、3.高质或低价、4.尚未成为常识、5.可邮寄（全球概览时代邮寄是主要的物流方式）。它的出版人凯文・凯利认为，好的工具可以开拓人的视野，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这本像百科全书一般的杂志收录着各式工具，希望读者将工具作为创造的手段，去自我实现和启发，并影响和塑造这个世界。

傅丰元还记得他第一次看到 Apple Touch 时的场景，在翻盖按键手机时代，一个几乎全屏，用手指就能与机器交互的设计，掀开了他对世界的认知。现在他经营着一家专门推荐工具的网站和社群，生活与工作都围绕着人应该怎样与工具相处展开。在他看来，工具是媒介，通往着一套人类看待世界的观念。

“工具最大的迷惑性是，当你拿起工具的时候会以为掌握了某种能力。因此也会让一些人很容易盲从地选择时下最流行的工具。”傅丰元总结他观察到的人们使用效率工具的情况，一开始很欣喜，认为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再到慢慢迷恋起工具本身，直到“返璞归真”，说真正的武功是不需要剑，不需要工具的，“进入到另一种极端。”

“但人们用工具，用的其实是背后那套方法论。”傅丰元以 OmniFocus 举例，这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时间管理工具之一，被爱好者冠以最强武器的称号，但也因为过于复杂，总被吐槽难以入手，使用体验感不佳。“他其实就是运用 GTD 的理论，将一件复杂的事情逐步拆解为最小单位的事情，让人启动起来没那么麻烦。”他说。这套方法适合有很多复杂事情要做的人，处理简单任务的人跟风使用，反而会效果不佳，“如果人们知道工具背后的理论，就知道自己要选择哪个工具了。”

可现实是，少有效率工具设计会考虑到方法论这一环。“现在我们的产品经理信奉一句话，好的工具不需要解释，傻子也能用”，傅丰元说，“但其实应该多解释一行，这套工具背后是什么精神，什么理念。”柳毅也观察到，中国工具开发者大多是用户要什么就做什么，没有系统理论支持，而且偏好大而全的设计，希望在一款应用中塞下的功能越多越好。这容易导致功能越来越复杂，难以使用。

用户生活的状态也会影响对工具的需求。在北京时，郝海龙认为自己追求效率“追求得特别厉害”，“不挣钱会觉得非常痛苦”。近期中国大陆一份广为流传的“工作作息working time”在线写作文档也传递着这种疲累。数千人在里面写下自己每日的工作时长、一周工作天数、新人是否要写周报、会不会有周三可以稍微早下班的福利“活动日”，该文档浏览量已超10万。根据文档，互联网/科技企业的技术岗大多都需要从早上九十点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金融/银行行业普遍八点半下班，外企则是六点。“我们欢迎各行业从业者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作息时间表”，创作者写到，“你的参与是在帮助千千万万个你”。目前该文档已被封禁。

时间的另一个角度

几年后，郝海龙到法国学习工作，他发现在那里，时间和效率有着完全不同的土壤。

郝海龙的准时是精确到分钟，而法国是默认都会迟到15分钟，在约定时间的一小时内，也都算准时。地铁、火车也往往误点，如果遇上罢工，所有约定好的事情都将推迟，不知何时恢复。工作节奏也闲适许多，法国人9点到办公室，工作45分钟后去喝半小时咖啡，半小时工作后又去喝第二杯。午饭必须要吃1小时，之后还有1小时的咖啡时间，如果有人实在受不了提出想提前回去工作会儿，同事会投来奇怪的眼神。

但他们似乎又有着奇高的效率。第二杯咖啡结束后接近午饭时间，郝海龙此时回到办公室会难以抑制地摸鱼，等待吃饭。但他的法国同事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心无旁骛地工作，哪怕只有半小时。街上的餐厅，11点59时还大门紧闭，厨师们都靠在墙上抽烟，12点一到，餐厅已经全面开启，做好迎客准备。

“他们好像已经被时间规训了”，郝海龙感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一分一秒都很精准。”

一年前，郝海龙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对待时间。他准备记录时间。

动力源自纯粹的好奇，“就是想看看自己一天都把时间花在了什么地方。”也有效率上的考量，比如了解自己做完一件事情所需的时间后，可以对未来做类似事情的时间有更准确的预估；知道自己一天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分配时间，减少不必要的浪费等。

记录的第一步是给时间分类。郝海龙的分类灵感来自一篇伦敦大学对英国人时间使用情况的研究报告，这个2015年进行的研究想验证一个凯恩斯在1930年的猜测：生活在2030年的人会比1930年的人富裕八倍，那时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然后发愁如何打发多余的时间。

参考过后，郝海龙为自己的生活分类如下：

1. 工作（General）
2. 工作：春季 GRE 课程
3. 工作：连载文章
4. 写作（General）
5. 写作：长篇小说《本性难移》
6. 学习（General）
7. 学习：英语学习
8. 家务
9. 外出休闲及娱乐
10. 居家休闲
11. 运动
12. 阅读
13. 影音游戏（包括电影、电视剧、音乐、播客节目、游戏等）
14. 外出购物
15. 照顾猫咪
16. 个人护理及吃饭
17. 睡觉

看似重复的部分是他设置的冲突解决机制，一些时间跨度大，比较重的任务被单独拎出成为记录项，以免记录时与短期任务混淆。他选择一个像计时器般的记录 App，一切准备就绪后，App 的界面仿佛游戏中的指令按键：起床后，郝海龙按下“个人护理及吃饭”图标，刷牙、洗脸、吃饭完成后点击同一个图标结束计时。再点击工作（General）图标，开始工作，完成后再点击下一事项……

时间不再是达成目标的要素，而成为值得记录的事件本身。他有了意想不到的感受。

“以前用待办事项列表，第一件事做完了，马上会去做第二个，事情之间没有界限，但做时间记录总要停下来按一下键，再回来干第二件事，有种卡一下的感觉”，郝海龙说，“就是这种卡一下的感觉，改变了你对效率和时间的感受”。他觉得那是一种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状态，如冥想将人的注意力重归呼吸，时间记录让郝海龙感受到自己在真切过着每分每秒。

认知心理学中有一个注意闸门理论，该理论认为, 闸门是生理唤醒的节拍器进入累计器的必经之路, 节拍器产生的频率只有通过注意闸门之后才可以被累计器记录, 注意越多, 闸门开得越广, 节拍器产生的信号被记录的越多 , 个体知觉到的时间越长。简单来说，当人的注意力越多放在时间本身时，越会觉得时间充裕。

这让郝海龙反思起以往的行为模式，那是一种效率导向下，追求把事情做完的思路，“不是先做重要的，而是先做简单的”，匆匆忙忙做完一堆事后，回想时依旧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当感受到时间本身的存在时，他对难事有了另外的看法。他打算挑战一本用古英语写成的文学著作，哪怕在英语母语者看来，这都是一部难以下咽的大部头。“以前我可能会担心读不完，但现在会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快把一本书读完，读完了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只是有一个‘我要把它完结’的目标在作祟”，他分析自己的改变，“但这本书真正给你的价值在于阅读它的那个过程，我一天只读两三页，能够给我带来好的东西，那就是好的。”

他也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曾经他觉得时间很多，只要提高效率，自己什么都能干。他想在教授外语的同时，成为一名作家。时间记录后，他发现自己最多只能在阅读上花5小时，而他喜爱的那些大作家，一天至少有10小时阅读时间，这让他重新认识到一个朴素的现实，同一时间内，“干了A就是不能干B”。以及，“有些人的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以前我觉得享受过程是为自己的失败提前找的借口，某件事我觉得干不成了，我就说我‘享受过程’，但现在我觉得‘过程’的确值得享受。”他开始接受需要临时处理的额外安排，愿意花半小时安心的洗一个电饭煲，遇上迟到的人，就掏出准备好的书阅读、静静等待。他放开“只有自己设定的目标完成了，一件事才有意义”的想法，开始享受时间本身带来的收获，哪怕偶尔是意外，“真正带给我们痛苦的，或许就是那种以为自己能够彻底掌控生活的错觉。”

实际上，郝海龙使用的时间记录工具的初衷是服务那些按小时计费的工种，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以方便他们精准了解自己有多少分秒可以换成金钱。看似与郝海龙的收获处于两极，但这背后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理念：你经历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值钱的。

而那项研究英国人时间使用变化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生活呈现出巨大改变，“我们在工作，休闲或睡眠上花费的总时间，在50年内变化相对较小”，研究报告写到。

“我们对时间的使用令人惊讶地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

应受访者要求，张青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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