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件出土：日本政府为何决定在六四后“温情地注视”中国？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各国与民间社会同声谴责，并采取了包括武器禁运、冻结官方访问、延后或冻结资金、技术支援等制裁措施，除了声援广场学运，并要求中国政府公平审判抗争者，同时延长在国内中国留学生、移民的签证。在当年，日本却被认为是唯一拒绝采取行动、并迅速恢复对中关系的国家，被各国舆论批判为“唯利是图”、“趁火打劫”。

在过去，这些关于日本政府于六四后选择偏向中方的指控，多半只能由外交官的回忆录、学者的研究得到旁证。但在近日，日本时事通信社记者城山英巳制作的系列解密调查报导，让这段历史的直接证据重见天日。城山英巳在接受端传媒独家专访时回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电视上看了六四事件，此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

89年后，城山英巳以驻北京记者身分，采访许多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前后长达10年。去年是六四三十周年，一般而言，日本外交档案都将于编制30年后解密，城山英巳因此向政府申请了信息公开，“但没有被允许，今年才解除机密性指定”，城山英巳说，外务省经内部讨论后，方于今年7月31日公布了相关文件。他便着手开始研究，于近日推出系列报导。

根据系列报导指出，解密提供的天安门事件外交档案共有九册，共计3123页。该份档案显示，在天安门事件后，日本官方反对西方各国的对中制裁，记载着日本对中国应该“尽量有耐心、持续以温情注视”。“我不认为这是100％公开的，而是漆成黑色（指政府仍有所隐瞒），但是当时日本政府和外务省进行了对六四以后中国政策怎么讨论，以及专门从事中国工作的中国通外交官对中国有什么样的认识，我认为已经很清楚了，”城山英巳说。

报导当中指出，虽然众所皆知，当时在西方各国强化对中制裁之下，日本政府率先重启了对中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但清楚载明当时详细外交方针的档案，“仍是首次公开。”报导并披露了1989年六月的急风密雨中，日本政府对学运、对中国的态度。

“西方各国一致批判中国，将导致中国走向孤立，并非上策”

在六四当天，东京外务省就在文书上写下“就算我国批判中国，效果也有限”。而在聚焦于对中制裁的同年7月法国G7会议上，日本外交也以“不应让中国孤立”为优先。

9日，驻北京日本大使馆给外务大臣的特急电报中，主张“各国对中施压”将会“导致反效果，有导致中国的对外态度越趋僵化的风险”、“中国可能会煽动一般民众的排外思想”。

22日，极机密文件〈我国今后的对中政策〉中写着，比起“我国（指日本）固有之价值观（民主人权）”，更应重视“长远大局”，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接着则是“在对应本次事态时，应尽量大事化小”，“西方各国一致批判中国，将导致中国走向孤立，并非上策”。

26日，前往华盛顿的三冢博外务大臣，与美国国务卿James Addison Baker会谈时，一份名为〈中国情势―日美外相会谈大臣发言大纲〉之极机密文件之内容包括：“我们应该避免过度反应或感情用事”、“保持耐性”、“以温情的目光”注视中国情势的变动。

21日，外务省延后对中援助等事项的极机密文件中指出“若将人道、人权问题与我国对中经济合作之基本政策挂钩，从长期的对中关系来看是过度反应”，明示不会将ODA（政府开发援助）与人权问题挂钩。

这批历史文件的出土，引发日本舆论相当关注，截至22日晚间为止，相关报导的推特已经有超过三千多次转发，以同类型新闻而言，可说是广受注目。

日本政坛率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在1989年便率先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共产党。党魁志位和夫在推特上表示，“看完〈天安门事件外交文书〉，对谴责过天安门前喋血镇压的日本共产党来说，自民党利用六四这个事件猛烈打压（日本）国内共产党，目睹了六四镇压，却对反民主的中国实行『怀柔对待』，对于这个自民党政府，我感到义愤填膺。”

一次突破“海苔便当”的尝试

对于资讯公开风气仍属保守的日本来说，时事通信社这一次的动作，除了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公诸于世，也具有相当公共意义。日本虽在2001年通过了《政府资讯公开法》（行政机关の保有する情报の公开に关する法律），但其后政府资讯公开的情况经常受到批判。例如虽然决定“部分公开”，但在文件上大规模的涂黑，被俗称为“海苔便当”。

以积极申请政府资讯公开著名，并著有“作为武器的资讯公开”一书的每日新闻记者日下部聪，在2013年披露了“海苔便当”的实际情形，虽然在媒体业界早已习以为常，但在不熟悉政府资讯公开的读者间引起了广泛回响。日下部的报导手法，是以看似无关而琐碎的政府资讯，例如政治人物所报支的旅费、社交费、公务车使用记录等资讯，挖掘出政界的弊端。

但日下部就自身留学英国时的研究指出，英国并非资讯公开大国，但比较以政府资讯公开为基础的新闻报导则数，日本仅达英国的五分之一。而一家媒体取得档案后，其他家媒体也顶多是转载报导，并没有竞相深入追踪的文化。因此就媒体而言，申请资讯公开确实成为取得报导题材的手段之一，但并未普及。

近来最知名的案例，就是在2016-17年间的“南苏丹日志事件”。当时独立记者布施祐仁基于相关文件、外电报导内容，怀疑日本自卫队在参与南苏丹维和任务时，曾发生过战斗，但日本政府否认，故申请公开自卫队在该年度七月参与南苏丹维和任务期间的日志。防卫省则回答，“相关日志已全数销毁”。

为何在这么短的期间内，日志就被销毁？这成为了国会质询的焦点，最后从防卫省内部泄露出了日志内容，证实日本政府为了避免舆论反弹，隐瞒了维和任务期间发生过的战斗，当时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此引咎下台。

因此，在中国与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关系日益紧张的此刻，公布了当年六四时期日本政府“友中”的秘密档案，相当程度亦引起日本与国际社会注目。

“中国内政问题”、“弱势中国将强硬排外”

时序回到1989年，日本当时反对国际对中制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据报导解密，日本政府于六四当天的文件〈我国对中国情势之立场（主要面对西方）〉中，虽然针对武装镇压导致的死伤表示“就人道观点无法认同”，但“这是中国内政问题，中国与我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与价值观不同，因此我国即便批判中国，效果也有限”。

就在隔月的G7会议上，日本以外的六国可能就加强对中制裁达成共识。该文件对此则记载：“若建立了一致批判中国的印象，可能会逼迫中国走向孤立，就长远大局而言并非上策”，“因此日本反对各国共同采取对中制裁”，与欧美各国划清界线。

在后来的G7高峰会上，日本确实试图在“严厉谴责六四、即将采取制裁的西方诸国”与“峻拒外国干涉内政的中国”之间扮演和事佬。在高峰会上，日本外交官公开力陈“制裁只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更加危险”，这确实也与今日出土的解密文件中日本官方的态度和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虽然在相关解密文件中可以见到，外务省也曾有疑虑：“虽然就人权观而言，我国与欧美诸国的传统、风土并不相同，但若过度强调差异，恐怕可能招致『日本这样也算西方的一员吗？』的质疑”，但经过讨论后，外务省仍在6月21日决定：“坚决反对在人权相关决议上提及中国”。

高峰会期间，担任日本首相的宇野宗佑，7月6日对外务事务次官（相当于外交部事务次长）指示：“中国是非常重视用语与面子的国家，若不慎可能导致反效果。因此在拟稿时，要婉转表达出欧美与日本之不同。”在此一方针确定后，日本虽被美国高层官员在7月8日严厉批评“美国国会认为日本是『经济优先于人道的趁火打劫之国』”，仍然依循上述方针。

为什么日本政府对中国如此小心翼翼？本次系列报导中出土的、7月11日〈总理对中国问题之发言草稿〉中，可以得到解惑：“必须留意的是，现在的中国是『弱势中国』。在历史上当中国处于弱势时，经常会采取强硬排外的姿态”“我国非常清楚，一个排外的中国，将有害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

同一日，在三冢博外务大臣的发言稿中，则引用了新加坡李光耀首相在会前的谈话：“比起愤怒躁动的中国，应该要让中国成为和平的邻国”。准备以“亚洲立场”来说服欧美各国。最后，在7月15日发表的〈中国宣言〉中，加入了日本所要求的“避免中国孤立”文句。

与此几乎同时，宇野首相也指示驻北京的中岛敏次郎大使，在同月18日会见中国外务次官。次官表达了对峰会的“高度不满”，但也提到了“日本较其他西方国家采取了更审慎的态度”。中国政府于是决定将日本作为摆脱国际孤立的“突破口”，日本亦配合演出。1991年8月，日本海部俊树首相访中，成为天安门后首次访中的西方国家元首，1992年10月天皇也访问中国。

早在此前，当年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的回忆录就已指出，在1989七月于北京召开的大使会议中，中方就决定将日本作为解除国际制裁的突破口，并展开对日本政界与产业界的积极接触。在双方的默契之下，海部首相在八月就重启先前冻结的对中援助，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也在九月访中，会见邓小平、江泽民，成为六四后首批访中的西方阵营政要，产业界也接着相继组团访中。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台面下，推动日本持续朝北京方面靠近。城山英巳表示，根据解密文件指出，1989年6月26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三冢博访问了美国，会见了美国总统布希（中：布什、港：布殊）与国务卿贝克。行前，外务省为日美外长会议准备的一份机密文件指出，日本将“长期温情地注视中国”，不但反对世界各国联合制裁中国，甚至想进一步说服美方不要让孤立中国。

外务省的分析与决策，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城山英巳分析，抗争开始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因弊案下台，而继任日本首相的宇野宗佑，则在六四事件爆发前夕的6月3日才刚刚上任。

“宇野由于女性丑闻在两个月内辞职，首相由海部俊树继任。 宇野和海部政府都受到前首相竹下的极大影响，依循竹下的友中路线进行对中外交。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中国通外交官和竹下保持密切联系，与竹下一同推动友中外交，外务省主导了决策，宇野和三冢也信任外务省的判断。”城山英巳如此解读当年的政局。

最后，历史亦大致如日、中、美的所设定外交剧本进行。在日本率先行动之下，各种制裁在90-91年间相继解除，与各国间也恢复了高层互访，中国就此持续全球资本主义接轨，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此后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当年日本以外务省为主的政府决定，可谓是相当关键的协助。

日本驻中大使馆眼中六四运动：被解放的力量

在1989年春天，于天安门广场上高涨的民主化运动，在对中外交第一线的日本外交官，对东京的外务省报告：“民主化将是未来潮流”，期待运动将成为改变一党独裁体制的力量。并建言之后的对中政策，不应只看中国政府，也必须“重视要求民主化的公民社会。”

当时日本的驻中外交官对中国的理解与分析，可以分为“被解放的力量”、“支持或协助中国将招致反感”等主要数点，大使馆同时也向日本国内汇报，类似的学运恐怕有“再次爆发的危险”。日本大使馆在学运期间中，由馆员交互轮班，持续在天安门现场观察与收集情报，于5月18日向外务大臣提出一份名为〈5.17 抗争 本馆观察〉的报告书。

根据报导引述的当年〈报告书〉指出，大使馆认为：“无庸置疑，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威已经大幅动摇。无数的学生、公民自由地占据天安门广场，高喊『民主自由』，这样的亲身体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站在党政领导层的立场而言，可以想见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必须苦心控制这股力量，努力不令其被转化为中国自由化、民主化与政治改革的压力。”

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5月20日颁布了戒严令，日本大使馆也同时在当天取得了内部情报，获悉中共已经决定将同情学生的赵紫阳总书记“解任”，并驱离抗争学生。同月27日的情报来源则指出，上述决定的背景为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最后赵紫阳败给了邓小平”。

日本大使馆因此在5月31日，撰写了题为〈学生运动与赵紫阳的失势〉的报告书。在今后日本对中外交上，面对“在一部分的国民已经明显对其表达反感的中国政府”，这是“战后日中关系上从未有过的情势”。大使馆进而分析：“比较极端地来说，（日本政府）表态支持、协助现在的中国政府，将会招致部分中国国民的反感”，因此建议日本政府也充分考量民主派公民、学生的立场，“中国民主化将是未来潮流”。

在解放军于6月4日进行武力镇压后，大使馆在6月14日指出“恐怕是引发了规模超乎了党高层所预测的重大流血惨剧”。而对于后续，大使馆则报告：“以武力强硬压制下来的学生、公民力量，即便一时平息，恐怕在从戒严令到武力镇压一连串的过程中，反而让这股力量更加强大。这股力量在未来随时都有再次爆发的危险性，因此恐怕（中国政府）以『力』支配的局势，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外务省在6月28日的极机密文件中指出：“以目前而言，高估中国国内要求民主化的力量，是错误的。以农民为中心的中国人，大部分并不在意政治自由。”在第一线目睹了中国剧变的外交官，以及以避免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为目标，冷静分析的东京外务省官员，双方对中国的理解，显然有着非常大的落差。

四种“日本驻中外交官”

这样的落差，何以致之？而亲自翻阅过所有文件的城山英巳，则综合文件所述与自己的采访经验，将当时日本外务省的“中国通”外交官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1945年日本战败和1972年日中建交之间成为外交官的人，他们对对战争有强烈的赎罪感，并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同情。第二类外交官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开始成为外交官，在亲日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领导下，这些外交官相信，中国与日本合作走向自由化，能够增进国家利益。

第三类外交官则经历过六四事件，因为不确定中国未来究竟会走向民主化或反日，对共产党的制度产生了怀疑。第四类外交官则是六四以后成为外交官的菁英，对战争的“赎罪感”已经减弱，不但勇于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对日本将如何面对中国崛起，有更深入的思考。

城山英巳分析，外务省当中对六四做出政策决策的高阶主管，仍属于第一类，但真正在北京现场的外交官属于第二类，两方对中国的认识存在差异。城山英巳也认为， “第一类外交官”由于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才会有“如果国际上过度将中国孤立，中国将成为排外主义”的分析。

“实际上，曾经派驻北京的美国总统布希立即派出高级官员秘密访问北京，与邓小平会面。当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禁止与中国进行高层接触时，美国政府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布希本人不愿意对中国实施强力制裁。在7月份在法国举行的西方七国峰会上，日美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发表声明中，必须言明不孤立中国一事，具有共识。美方也与秉持自身外交路线的日本联手，以避免孤立中国”

“六四事件发生时，驻日本的日本外交官在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头下遇到了学生的民主化运动，并期望中国将为变革提供动力。现在，在习近平控制言论和对人权的压迫中，没有办法指望日本外务省实现中国民主化，但是，他们（指日本外交官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如何影响政治，毫无疑问，他们对改良派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动感兴趣，也重视香港和维吾尔的的人权情况。”翻阅完日本政府六四事件史料的城山英巳，如此总结当今日本外交官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决策趋势。

这场为期一年的申请资料与采访工作，让日本政府关于六四事见的史料意外于此时重见天日，值此中美脱钩、“新冷战”之说正炽的局面下，让不少读者产生了以古寓今的联想。城山英巳本人更在报导结尾直指：“日本及世界各国，（在1989年时）受到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对人权等问题妥协，采取了接触政策，其结果就是巨大的资金流入中国，反而让独裁政权进一步壮大。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这一面。”

（实习记者小岛芝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