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密西西比的求助：疫情时期的中美医生互助

武汉第四医院心内科的医生王磊三月初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线撤了下来。经过短暂的隔离和休整之后，他回到医院，筹备普通门诊的重新开放。但他的精神状态仍然不算太好，长达数月的疫情，病人的惨状和各种压力、伤痛仍不断在他的脑海里重复。他没有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家人面前流露出来，而是说服自己“慢慢就会恢复的”。

端传媒记者和王医生相识于武汉封城那一天。那天，记者所在的物资捐助微信群里，有热心人给给第四医院捐助了口罩和防护服。1月27号深夜，王磊突然在群里发消息说，想找个地方发泄压力。他不敢告诉已经为他担惊受怕的家人，也不愿意在同事面前诉苦，削弱大家的士气。记者和他因此聊了起来，也慢慢熟悉。

王磊说，有天早晨进病房里的污染区，发现地上满是垃圾、血迹、呕吐物和痰液。因为人手不够，医护人员的数量比患者少很多，两名负责挂号的医护人员已经被患者家属团团围住，更有人跪下来求他们。偶尔有救护车经过，医护人员推着病床飞快地冲进来。王磊提起过，有天下班，无意中看到了运送尸体的场面——一具具尸体用裹尸袋包着，人们往厢式货车的后面丢，数一数，足足有七、八具之多。他说他从医这么多年，从未看到这般惨状。每一个去世的人都有家人和朋友，更不知道多少人要为此悲痛欲绝。

黄山首康医院的吴翔，是农历大年初三就从安徽奔赴武汉的第一批援鄂医护人员。他在非典的时候就奋斗在一线。从医二十年，他自以为看多了生老病死，来武汉之前亦做足心理准备，但现实还是超过了他的预期。吴翔说，2月5日是他此生难忘的、悲痛的一天——仅仅在一个30个病人的病区里，一个夜班就有三名病人去世。而平时，一个病区，一个月才可能有一到二位患者去世。

吴翔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明明几个小时之前还能清清楚楚地向你表述着病情，怎么突然就昏迷继而停止了呼吸？超出认知，措手不及……”2020年一月底和二月初，他负责的病区里，接二连三有病人去世。他去查房，从其他病人的眼睛中读出绝望和恐惧。他最害怕打电话通知家属患者病危或者死亡，家属们在电话那头追问能不能来见最后一面，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只能得到冷冰冰的拒绝。有的时候，病人家属自己也在住院，或者因为密切接触而在酒店隔离；有的时候，吴翔和同事们打电话时才发现，一个家庭里面，有三、四个人都去世了。有一次，一位在隔离的老人希望趁自己的妻子被转院去火神山的机会，在救护车面前和妻子见个面，但是因为工作人员不同意，最后也未能如愿，没有人知道最后他们怎么样了。

另一位从武汉协和医院医学部毕业不久的年轻医生张童，发来短信说：“当时最大的心理负担莫不过于每天担惊受怕，不知道哪天自己会因感染而倒下，而自己既没成家，也不算立业，我走了之后，父母该有谁照顾，心里实在放不下。我觉得每一个战斗在一线的人都应当在事后接受心理咨询和心理康复治疗。”

“但那只能是想想，因为中国的基数太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像我从疫情初期到现在，每天睡觉都不会早于两三点，不是我不想睡，是我真的无法入睡……”张童后来在酒店隔离，突然闲下来之后，整天都胡思乱想，心神不宁。当时是三月初，武汉的情况已经趋于平稳，欧洲和美国的疫情却正如火如荼。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开始研究其他国家的疫情，阅读各种报导，恰好读到美国的情况。美国的许多地方防护用品匮乏，和此前的武汉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如出一辙。

来自密西西比的求助

出于热心，张童给身在美国的记者寄来了许多口罩和药品，并让记者分发给邻居和朋友。听说记者有朋友在美国的康复中心做治疗师，而康复中心里多是高龄、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之后，她又寄了一批医用口罩，托记者捐给康复中心。她对记者说，忙着在网上下单买口罩，打电话找快递公司，心情反而平复了许多，没有那么焦虑了。

王磊则经常在电话里问记者，美国的疫情究竟如何，美国人心态怎么样。他事无巨细地把在家中自我隔离的注意事项写下来，发给记者，并给出餐饮建议，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武汉封城那几日，医疗资源非常紧缺，医护人员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王磊和同事们都自费买了一套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准备一旦感染，就在家自我救治，不占用抢救资源。而当他在网上看到有人求助，他下班之后连夜开车把自己的药送给了有需要的陌生人。

即便是大洋彼岸的疫情，王磊也愿意伸出援手。2020年4月2日，记者收到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求助。密西西比州子午线市（Meridian）安德森地区医疗中心（Anderson Regional Medical Center）的防护用品非常短缺，医护人员的安全无法保证。这家医院在当时有约30例确诊病人。

密西西比州是美国经济较差的州。而子午线市，据2019年3月的统计数字，这个城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约3.1万美金，远低于美国约5.9万美金的平均值。很多居民无法负担医疗保险，接受治疗之后也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因此医院一直都是入不敷出。自疫情在这个美国南部一隅的城市爆发以来，医院不得不取消那些更赚钱的小手术（譬如膝盖手术），把经历投入到抢救急诊病人，财政上更加捉襟见肘。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直到三月中旬，医院每周只能从州政府那里拿到十个试剂盒。医院甚至请不起保洁员，给病床、柜子等表面进行消毒。到了4月，医院开始大量购买试剂盒给病人做筛查。但是此消彼长，分发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PPE）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

这间医院的护士艾米在电话里对端传媒记者说，最近的一批鞋套薄如蝉翼，穿上去不到一个小时就破了，她索性直接穿着自己的鞋子进急诊室。头套也用完了，护士们都在网上买一次性浴帽。最稀缺的是N95口罩，每人每星期发一个，每天下班之后，送去统一进行消毒。至于消毒之后还能不能想当初那么有效，艾米说，“谁知道呢，他们叫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了。”

记者把安德森地区医疗中心的情况告诉王磊，他不停地说，“这怎么能行呢，不做好防护，会感染的呀。”他亲眼见过同僚因为没有做好防护而病倒，几天前还风风火火地看病人，几天之后就虚弱地躺在了病床上。而美国的医院并没有吸取武汉的教训，他不免恼火，仿佛自己的努力被浪费了。

几个小时之后，王磊告诉记者，自己收集了一下手头有的口罩，寄过来，希望转交给艾米。他说，口罩在武汉已经不是稀缺品了，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4月17日，记者收到包裹，里面有35只N95口罩和约两百个外科口罩。记者再转寄到密西西比，三天之后，收到口罩的艾米把它们分给了同事们。

线上义诊

吴翔则选择网上义诊的方式来帮助更多的人。在一个有三百六十多用户的名为“海外华人新冠公益咨询1群”的义诊群里，吴医生和其他十余位在一线抗击过疫情的中国医生，为在美国的中国人免费进行网上的咨询和诊断。

这个微信群成立的初衷是因为美国的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医院又缺乏消毒和防护措施，吴翔和同事们认为如果症状较轻的话，与其冒着被交叉感染的风险去医院，不如在家里自我隔离、自我治疗，把症状控制住。

群里有许多因为航班取消、来不及在疫情爆发之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些甚至还没有成年。他们一个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内心既孤独又害怕，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立刻得到回答，会连续问上许多遍。

那些问题，既包括防护措施，也包括诊断和开药。有人问家里有人出现症状，应该怎么样照顾对方的同时自己不被感染；有人问连花清瘟胶囊之类的中药是否有效；有人问不得不出门的话应该怎么样防护；有人问出不去寝室非常焦虑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缓解情绪……吴翔一一给予解答。但是他回避了政治性的问题，他没有评论病毒起源，不喜欢各种各样的小道新闻和猜测，他也不谈论武汉当初的瞒报，以及是否有人失职。他说自己不擅长回答感性的问题，只讲数据，讲科学。

群里的医生工作非常忙碌，他们把中午午休、上下班通勤路上、晚上睡觉前等一切空余时间都用来解答问题。网名为Jasmine的群主每隔一段时间会把医生回答的问题整理成文档发给大家，也方便成员们和其他人分享。

4月9日，记者和艾米又通了一次电话。这天，她的排班被临时取消了，因为医院实在发不起工资，就只能减少护士们的排班。而她上班的时候，工作量是往常的三倍。在4月8日，只有20个病床的急诊室收治了9位新冠疑似患者。其中有两位危重患者几乎是同一时间被救护车送来，而艾米不得不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做出先救哪一个的决定。她的脑子一片空白，本能地冲上去，抬起了一副担架就往电梯跑，把病人送到楼上的隔离病房里。她花了两个小时给病人测心跳等各项指标，给病人连接上各种仪器。然后，又冲到楼下，照顾另外一名病人。有时候，感染的病患情况恶化得很快，她一边跑，一边在心里祈祷那位病人一切正常，她不希望自己的一个转身，就要面对无法拯救的新局面。

艾米怀疑自己在三月中旬也被感染了。那时，很多病人出现了症状，却排不到检测盒。她曾干咳了一短时间，有几日身体极度疲惫，然后又慢慢恢复了正常。在美国，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的医院可以和世界各地医生交流最新的治疗方法， 交换药物在临床诊疗中的效果，向经历过SARS、埃博拉的传染病学专家取经，但是远在密西西比的艾米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她对于Covid-19的知识大多来自搜索引擎，周围人也同样一无所知。

她绝望地说起，有些年轻人看起来只是轻微的肺炎，病情却突然急转直下。有些老年人第一次来看病的时候因为床位不够没办法住院，而再次被送进来的时候，状况已经不容乐观。有好几次，她给病人上呼吸机，给他们吸氧，按道理血氧饱和度应该立刻上升，实际上却没有好转，她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可怕的、未知的病毒。

全球医生互动群

美国的医疗系统一直被人诟病，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施，但是在子午线市这样中南部贫困地区的小城市，被分配到的资源非常少。医院得不到足够的资金、资源和人力的支持，而当地政府财力有限，能提供的支持也十分有限。许多非裔美国人在贫困线下挣扎，大量人口本身就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没有钱购买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却不得不为了生计继续工作。而因为没有保险，他们出现症状也不会就医，等到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时，病情已经很难挽救。

在马塞诸塞州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从事医疗人类学研究的副教授伊兰娜（Elanah Uretsky）尝试解决这个问题。4月中旬，她和几位同行一起创立了供全世界治疗新冠的医生交流心得和经验的线上社群。伊兰娜本人在中国生活多年，从事艾滋病的研究，也与多名中国的专家和医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艾米、王磊和张童都加入了这个线上社群。张童给记者发来几份文件，其中有《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或确诊孕产妇紧急情况下分娩处置预案（试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等，让记者转交给伊兰娜教授。网站上线一周后就有大约有四五十名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医生加入，人们都是用英语，讨论很具体的问题，譬如“维生素C在治疗轻症患者时是否有用”，也有几位医生在网站中发起了视频会议，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大家还组织了一次在线直播，请几位武汉的一线医务人员做讲座。在直播中，武汉医生们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抗疫经历，例如，医生和护士怎么通过层层防护来减少感染的机率，具体有哪些措施和观察指标可以有效防止轻症病人转为重症病人。但有一个问题是武汉的医生无法解答的：那就是如何说服出现症状的病人在家隔离，如何说服他们戴上口罩。在疫情之初，美国官方并不建议普通人佩戴口罩，隔离也没有中国那样严格，在美国，许多接受隔离的人还可以正常出门锻炼或采购食物。

这样的民间群组还有很多。蔡蕾，一位组织过线上筹款、从中国采购防护设备捐助美国医院的志愿者，她所在的群组里有中美两国的医生、作者、咨询师、程序员等，大家都是无偿服务。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叶柏新，组织了有上千人的“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一线医生交流群”，他在采访中说，群里的医生来自20多个国家。《华尔街日报》评论这些民间合作为“中美大打疫情口水战，但两国医生默默联合抗疫”。

伊兰娜教授组建的线上群组，有大约五十多位美国的医护人员，二十余位中国的医护人员，还有一些科研人员和记者。一直都是她自费支撑。因为人力和财力的不足，无法连续支付技术人员的工资，因此在成立一个月之后，技术人员将网页暂停。无奈之下，伊兰娜教授将这个群组交由另一位发起人之一Julie Vails的Pluck咨询公司管理，群组成员还可以读到原先的内容，只是如果要继续发起讨论和电话会议，恐怕要另想方法。伊兰娜教授对端传媒记者说，这目前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们在联系新的资金来源，努力认识一些慈善家、投资人，以及在大学里寻求项目资助。

另外一个困境是，从中国大陆访问群组并不稳定，有时候会被大陆的防火墙拦截掉。

因为语言和时差的关系，记者反倒成了艾米这类美国医生和中国医生之间的桥梁。王磊和张童不时向记者发送一些治疗病毒时的经验，或分享一些资料，托记者转发给艾米。或许因为工作压力和情绪低落，艾米很少立刻回复记者的信息。但有一次，她问记者：“为什么这些人花这么多功夫帮助她？”密西西比州政治倾向十分保守，加之中美两国关系每况日下，艾米周围的很多人对中国印象不好。

“肯定要帮的啊。疫情爆发也不是医生的错，更不是病人的错。”王磊回复说。他请记者转告艾米，一定要重视心理问题。看到自己花心思治疗过的病人去世了，难免伤心和自责，但还是要“自私”一点。

王磊最近花了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因为他意识到生命“既短暂又脆弱”。张童则常去长江边看江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2月7日，李文亮去世的第二天，下班之后，她到李文亮工作的医院门口，给他鞠了个躬。清明节的时候，她又在江边的一个角落给他献了束花。那段时间，江边堆满了花束，有纪念自己亲人的，有纪念李文亮的，有纪念其他在疫情中去世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而此刻的江边，人们虽然还没脱下口罩，但已经换上了轻盈的春装，但这座城市和王磊、张童这些普通人还能过去的生活吗？问题没有答案。但是他们想帮更多人走出来。

应受访者要求，王磊和张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