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战地”手记：跟他打招呼的邻居，变成了自杀炸弹袭击者

“命最重要！”结束了在斯里兰卡五天的采访，回到印度新德里的第一晚，我显然还是睡得不好，半梦半醒，半虚半实，一部分的我还留在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Colombo），还身处恐怖袭击的威胁压力之下，这句呓语显然吓着了我的枕边人，却是我曾实实在在说出的话。

“命最重要！”是我4月26号离开斯里兰卡当晚，叮嘱一个中国年轻记者的话。

当时，斯里兰卡东部发现制作自杀炸弹背心的工厂，里面有“伊斯兰国”的旗帜、爆炸物和空拍机，斯里兰卡军警在现场与一群武装分子爆发交火。这个年轻记者发信息来：“要去东部吗？刚看完你的电话连线。”这个年轻记者，在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恐袭的第九次爆炸发生时，也恰好在现场采访，幸运地没有受伤，我一边收拾着行李准备撤退，一边回她：“别去！命最重要！”

时间回到2019年4月21号上午，斯里兰卡发生六起连环爆炸。当时，我正在印度南方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才结束了印度大选的南方选情报导，准备飞回新德里。“现在派你去斯里兰卡，你敢去吗？”香港主管打了电话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敢。”“还有体力吗？”“有，我可以去。”嘴巴回答得快，心脏也跳得飞快。

黑影

当时，科伦坡局势紧张，机场运作并不如常，就在我着手前往的同时，又发生了第七起和第八起爆炸，我只得从海得拉巴飞回新德里再转往科伦坡，期间不断地联系当地的华人、合作的国际通讯社与朋友介绍的当地旅游业者，当然还紧急地下载了VPN工具——为了防止假消息扩散，斯里兰卡当局封锁了YouTube、Instagram、Twitter、Facebook以及WhatsApp等主要社交媒体。当时斯里兰卡军方正在紧急拆除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发现的大型钢管炸弹。

4月22号，我从新德里搭机前往科伦坡。飞机上没有坐满，乘客大多数都是常驻新德里的国际记者：前面一排是荷兰报社记者，和我同一排的则是法新社摄影记者和日本通讯社的记者，后面则有一些欧洲面孔。我们不断翻看着报纸并讨论着下机之后可以往哪个方向移动。我旁边的记者则翻看着“地球步方”旅游手册。他没有拿到记者签证，正在排练如何伪装成观光客通过海关，他还认真地圈上了几个科伦坡的观光景点，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的紧张时刻，伪装观光客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异常的幽默感。

落地机场，过了海关检查，还有安全部队的随机抽检，机场的电视萤幕放着当地媒体的播报，又传来另一起爆炸的消息，斯里兰卡反恐精英部队在圣安东尼教堂（St. Anthony’s Shrine）附近追缉载有爆炸物的车辆，爆炸物在军警手动引爆之前，突然爆炸。我冲出机场，首先面对的却是漫天要价的掮客，交出了八千斯里兰卡卢比，我才跳上出租车。

“去圣安东尼教堂！”英文不好的司机一脸诧异，只能用单字与我沟通：“炸弹！炸弹！炸弹！”接着又说：“危险！旅馆！”我比手画脚地解释，我知道那里刚刚发生爆炸，也知道不久后宵禁就要开始，但我不能去旅馆。“圣安东尼教堂！”司机理解之后，突然拿起方向盘前的圣经说：“我的圣经！圣经，没问题。”在斯里兰卡三座教堂遭到恐攻之时，他的信仰却令我安心，接着他骂了起来：“他们居然跟妳要八千！可恶！只要两千五！”他恨透了刚刚那些趁机赚灾难财的掮客，但我们无可奈何，只能安静地在大雨滂沱中，开往圣安东尼教堂。

距离圣安东尼教堂约100公尺外，我被大批的民众拦了下来，他们是住在教堂外那条大马路上的居民，在军警人力不足，对于政府安全情报能力不信任的情况下，只能自己充当安全卫队。周日和周一这里连续经历了两场爆炸，像我这样一个陌生脸孔的外国人，背着一个大背包还拉着一个黑色的大行李箱，难怪把他们吓得犹如惊弓之鸟。在他们脑中，我的行李箱可能就是个炸弹。黑漆漆的大街上，只有几盏路灯，我看不清这些人的面庞，只感觉到重重黑影压在我的身上，他们对我心存恐惧，我对他们也备感害怕，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对我做出什么举动。

“停下！打开！”四名武装警察打开我的行李箱，二三十名民众包围着我，用刺眼的手机闪光灯照着我的行李，把我的衣服还有随身物品，全部都拉出来翻过了ㄧ遍，确定没有威胁之后，这些充满肃杀之气的人，突然开始向我鞠躬道歉：“对不起，打扰你的工作了，没问题了！”这是我熟悉的斯里兰卡人，和善、亲切又有礼，是我2014年第一次到科伦坡的美好记忆。但是，连续爆炸却让这个有“印度洋上的珍珠”美称的岛国，变得紧张、焦虑、恐惧，我难过得很。

自杀炸弹袭击者

圣安东尼教堂外，是我做直播连线的卫星点，天色渐暗，宵禁开始，民众大门深锁，只剩下高挂在马路上，一丝一丝的黑白布条在夜空中飘着，那是当地居民对爆炸遇难的死者所表示的哀悼之意。正门路口转角的费尔南多眼镜行主人拉开了一点铁门，为我们这群来自台湾、美国、马来西亚和瑞士的国际记者，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住家外面连续两次遭遇爆炸攻击，我问了眼镜行妈妈当时的情况，她只短短地说：“很危险，爆炸很大…”接着就不说话，转身拿了鸡肉香饭让我多吃几口，我和她一起坐着看新闻台的即时信息，我们口中的鸡肉香饭怎么也香不起来。

结束卫星直播，我们一行国际记者拿着一张媒体宵禁通行证搭车，寂静的马路上只有我们一台车，沿途荷枪实弹的安全部队严格盘查，恐怖分子仍在逃，还有下一波的爆炸威胁。

21号发生的连续爆炸攻击，在国际恐怖组织渗透、国内极端分子发动、国内政治内斗、安全情报疏漏以及历史上的宗教族群冲突等复杂因素作用之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冲击着斯里兰卡。这个10年前才结束30年内战的国家，经济正在崛起，旅游业也蓬勃发展，却一夜之间成为恐怖主义的新战场。4月23日，“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攻击负责。斯里兰卡官方则称，初步调查认为这次连环爆炸攻击是为了报复3月15号发生在新西兰基督城的清真寺恐攻。然而直至目前为止，仍有诸多谜团需要进一步地解开。

“女士，我村子里的人是炸弹客，是炸弹客…”我在科伦坡聘请的司机库马拉（Kumara）痛苦而不解。载着我往爆炸地点、清真寺、天主教堂、斯里兰卡国家医院、中国大使馆以及科伦坡市中心跑新闻的库马拉，难以相信炸弹客就和自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就住在距离自己两条街道的距离。我想，斯里兰卡很多人都和他一样，很难相信发动这一连串爆炸攻击的是“自己人”。

我来到了科伦坡的郊区德马塔戈达（Dematagoda），这是当地穆斯林聚居的高级住宅区，一栋三层楼高的白色豪宅，外面停着一辆白色的BMW豪车。现场围起了黄色的封锁线，上头写着“犯罪现场，禁止进入”。这是科伦坡著名的香料大亨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ohamed Ibrahim）的家，他的两个儿子伊尔哈姆·易卜拉欣（Ilham Ibrahim）和因沙夫·易卜拉欣（Inshaf Ibrahim），是在肉桂大酒店和香格里拉酒店发动攻击的自杀炸弹袭击者。

白色豪宅的窗户玻璃破碎，在警方攻坚时，伊尔哈姆的太太法蒂玛（Fatima）在三个孩子的面前引爆炸弹，根据警方表示，法蒂玛可能还怀有身孕，三名警官也在爆炸中死亡。

住在易卜拉欣家族隔壁的邻居聚尔卡尔（Zukar）依然惊魂未甫。聚尔卡尔是进口贸易商人，穿着T恤衫，下身裹着一条蓝色格纹棉布，看起来已经几天没睡，非常疲惫。街区里的其他住户，不是大门深锁，就是一看见我们的摄影机就赶紧把门掩上，嘴里直喊着：“不！不！不！我不知道。”聚尔卡尔是现场唯一愿意和我们对话的邻居，我到现场的时候，他正靠在铁门旁边，已经有两三家媒体在采访他，我好奇地跟了上去。“我们不能说些什么，我们也很震惊，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的邻居会做这种事。”聚尔卡尔虽然和易卜拉欣家族称不上亲密，却也是见到面都会打声招呼彼此问候的邻居，世居于这个街区的他正在考虑搬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待在这里非常艰难。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休息一下，我们想要先待在别的地方。”

受过高等教育的富家子弟，为何会走向极端的道路，仍是问号。

主麻日

25号上午，访问完聚尔卡尔准备回饭店剪接的路上，又传来了一次爆炸，虽然爆炸地点是一处空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却不是在军警锁定控制中的炸弹。在车上，司机库马拉播放着广播，广播里不断的呼吁着：“请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恐慌！”库马拉眼中充满了警戒，加快车速想赶忙把我们送回安全部队进驻的饭店，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所有人都很难保持冷静。

斯里兰卡当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全国认主归一运动（National Thowheeth Jama’ath, NTJ），被点名是此次连环爆炸攻击的主谋，这也让当地的穆斯林陷入尴尬处境。在科伦坡的清真寺外，拉起了一条又一条的横幅，上头写着“坚决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我们和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站在一起”以及“禁止所有极端组织”。这些都透露出穆斯林社群的担忧，深怕这一连串的事件激化宗教冲突。

“身为一名穆斯林。对我来说，现在见到基督教徒是感到非常羞愧的，这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有罪恶感。”25号下午，我拜访了斯里兰卡穆斯林协会（Muslim Council of Sri Lanka）主席札鲁克（M. B. M. Zarook）的办公室，他很讶异国际媒体找上门来。或许在这起连环爆炸攻击发生之前，这个位处住宅区里的协会，并未获得这么多的媒体关注。

札鲁克告诉我，他刚和沙乌地阿拉伯的部长层级的朋友通过电话，讨论境外恐怖势力在斯里兰卡的活动与影响，他没有透露太多私下的谈话内容，但强调斯里兰卡的本土组织无法策划这样大规模的恐怖攻击。这是斯里兰卡结十年前结束内战以来，死伤最严重的攻击事件，过往令人忧心的主要是佛教激进主义，这次伊斯兰极端分子针对天主教、基督教徒的攻击，两个在斯里兰卡都是少数族群的“弱弱相残”，依旧令人不解。另一个看法则是，攻击目标选定五星级饭店与教堂，是为了“对外”释放信息，这也就代表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起连环爆炸案，对斯里兰卡、区域以及全球都是指标性的事件。

札鲁克当时（25号）也正在为隔天的穆斯林主麻日做相关安排。“我们需要族群之间的相互和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来斯里兰卡都是一个多元族群与文化并存的国家。”札鲁克坦言，斯里兰卡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修复，他和其他的穆斯林领袖也正在奔走，希望能为受害的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提供帮助。“或许还需要再过一些日子，现在人们都还在愤怒当中，我们也不适合现在就去接触他们，但我们知道这样的和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去做。”

我收到了美联社的摄影师拉维（Ravi）的信息，他在科伦坡北边的尼甘布（Negombo）拍摄正在避难的穆斯林，他们遭到暴民的恶意攻击而躲到了当地的清真寺里，斯里兰卡当地传出越来越多穆斯林逃难的消息。

26号是斯里兰卡遭到连环爆炸攻击后的第一个星期五——穆斯林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主麻日祷告。前一天晚上，斯里兰卡政府公布了五位涉入连环爆炸攻击的在逃嫌犯照片，他们身上或许还有炸弹，有消息指，苏菲派（Sufi）的清真寺可能是攻击的目标。为了防范炸弹攻击与可能的冲突，斯里兰卡政府呼吁取消当天的聚礼。

我来到科伦坡市中心的达瓦塔噶哈清真寺（Dawatagaha Jumma Mosque）拍摄主麻日祷告，那里也是遭到威胁的苏菲派清真寺之一，外头布满了武装警察与炸弹拆除小组。清真寺里的人员告诉我，平日会有1200到2000人来参加主麻日祷告，但当天在攻击威胁下，只有数十人前来。

身为女性，我不能进入清真寺的内部，但坐在外面聆听古兰经经文唱诵，庄严的祷告声回荡在清真寺时，有一股强烈的电流穿透了我的身体，在害怕攻击、全身紧绷的同时，却有种异常的平和与安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但我知道，在这里头祷告的穆斯林，不应被和恐怖分子划上等号。

紧急状态

达瓦塔噶哈清真寺的信托委员会主席萨利（M. Rayyaz S. Salley）在主麻日祷告结束后，领着穆斯林们在清真寺外拉起布条，除了对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表示支持外，萨利说自己之前就已经向相关单位提报有极端化倾向的可疑人物，当局却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动作。

慢半拍的斯里兰卡政府，在连环爆炸案发生的十天之前，就曾经收到国际情报警告会有针对酒店、教堂以及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公署的攻击，印度甚至在爆炸发生的前两个小时，又再次警告斯里兰卡，但都却没有获得重视。事发之后，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Ranil Shriyan Wickremasinghe）指责总统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怠忽职守，才让可以预防的恐怖攻击演变成失去控制的连环爆炸。西里塞纳则坚称自己未获得情报，并撤换军队、警察与情报安全单位的领导层进行改组。去年，西里塞纳硬要将维克勒马辛哈拉下总理大位，爆发斯里兰卡的宪政危机，显然影响了斯里兰卡的国防安全机制运作，更蔓延成了连环爆炸攻击之后的政治内斗，对于身陷危机的斯里兰卡而言，又是一大打击。

萨利抨击，政府不对极端分子采取预防措施，也放任当地恐怖组织的活动，“不只是发动此次攻击的全国认主归一运动应该被完全禁止，所有的极端组织，包括所有佛教的、天主教的，所有任何宗教的极端组织都应该要立刻禁止。”

达瓦塔噶哈清真寺的穆斯林也私下对我说，斯里兰卡当局将矛头指向全国认主归一运动，像是在找代罪羔羊一样，其他仍在斯里兰卡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活动若不禁止，未来恐怕还有更多的威胁。

主麻日结束后不久，我接到消息，斯里兰卡军警与恐怖分子在东部交火，发生爆炸。伊斯兰国的藏匿与活动曝光，让原本渐趋稳定的局势又再次躁动了起来。“要去东部吗？”那位年轻的中国记者传来信息，我焦急地回：“命最重要”，许多媒体都和我同天离开，但仍有其他媒体留守，包括这名年轻记者。我的脑袋中出现了香港主管与印度制作人的声音，“安全第一，没有什么新闻值得妳用生命去换。”这句话是她们在我出发前与报导期间不断重复的交代，但在当地报导的我们，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已经在赌些什么。

26号深夜，从饭店到科伦坡国际机场再到登机柜台，我经过了十几道的严格检查，由于斯里兰卡东部发现的伊斯兰国藏匿地点与交火，检查远比我22号抵达时还要更加严格，所有车辆在进入机场之前，都需要打开车门、引擎盖以及后车厢，警察拿起强力手电筒照得我们睁不开眼，情势非但不能放松，反而是越来越紧绷。“我觉得现在身为一个穆斯林好难。”载我到机场的司机萨法（Safa）说，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所有人的异样眼光。我想起在拍摄时，我的印度摄影师拉杰什（Rajesh），因为刻意留的落腮胡被拦下来了好几次。甚至在我们住宿的饭店，他都被三名荷枪实弹的军警给围起来加强盘查。而他只不过是一个留着胡子耍帅，被误认为穆斯林的印度教徒。

我可以离开，但他们不能。炸弹的引爆即使结束了，还有其他别的什么正在引爆，而那样的伤害恐怕是数字无法计算的。凌晨三点，我终于搭上飞往新德里的班机。再见了科伦坡，愿下次见你，是我记忆中那蔚蓝的“海的天堂”。

（印度尤，常驻印度的中文媒体记者，此次参与了斯里兰卡现场的电视新闻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