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妹、高分、老残穷”：这群台湾高中生对放榜新闻说不

普普艺术教父Andy Warhol曾预言：“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名十五分钟。”在即时新闻泛滥、网路信息爆炸的今天，对于刚从考试枷锁解脱、不到20岁的高中生们而言，因优异成绩而爆红的“成名机会”，可能一不小心擦枪走火，成为永远留在网路上、终身挥之不去的梦魇。

“原以为这篇新闻的立场会是‘代表了交往不一定会影响课业’，且只会占部分篇幅，但是在过度的细节描绘和忽略了其他信息下，却变成‘因与男友交往而进步’这样荒谬的结论……而实际上我在考试路程上的挣扎和煎熬，都被低俗的舆论忽略而抹煞了。”去年8月，刚考上台大医学系的冯姓女学生如是在脸书回应媒体对她的“正面报导”。

时间回到2018年夏天，52岁的林香吟刚接任台湾南部“明星学校”高雄女中校长。放榜当天早晨，校方行礼如仪地配合媒体采访需求：先征询合适的考生意愿，再把所有受访学生集中在学校。媒体在约定好的时间抵达，轮番采访优秀考生。这是一项新闻业的“传统”——每年到升学考季，媒体争相追逐成绩优异、录取名校的学生。

她回忆，当记者涌入校长室，个性活泼外向、以全校第一名成绩录取台大医科的冯姓女学生，很快吸引媒体目光。另一群学生因为个性比较内向，见到媒体大阵仗略显害羞，林香吟观察现场气氛“一边热、一边冷”，选择陪在其他被记者冷落的学生身旁。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登场。

当天下午，众人发现报导焦点竟成了“女学生因为交男友而成绩进步”，还强调她对没考好的高雄中学男友喊话：“我在台大医学系等你”。“学霸”、“正妹”等吸睛标题搭配图片，成功抓住阅听众眼球。部分民众留言挖苦嘲讽女学生，甚至有人斩钉截铁“预言”，日后上大学后，她必定很快“喜新厌旧”。

林香吟表示，当时冯姓女学生随即向校方反应，希望能撤换新闻标题，校方也试著与来访记者沟通。结果，仅有部分媒体配合修改新闻标题。冯姓女学生在私人脸书公开发文声明，针对这起风波对男友与男友家人引来的困扰表达歉意，并反省自己“接受访谈的时候没有顾虑到太多，傻傻地有问必答。”

这名女学生当时发文预期“风波很快会过去”。只是，就在今年2月，台湾学测成绩单公布后，就有网友爆料冯姓女学生与魏姓男友已经分手，并转而与系上学长交往，经媒体报导，女学生的私生活再度被搬上台面，网友们见猎心喜，毫不留情地批评。

不断被复制的成功样板

今年2月，台湾学测成绩放榜前夕，6名来自高雄女中、高雄中学、凤山高中等校的学生组成“风狗浪．港都学生思潮”团体，发起“终结放榜新闻”连署，抛出对放榜新闻的质疑。他们诉求：高中校方应停止在放榜时主动发布新闻稿、安排记者采访高分考生。短短几日内，这项活动获得台湾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累计共有将近万人参与连署，包含总统蔡英文、教育部长潘文忠，都在facebook脸书发文力挺。此外，包含高雄女中、中山女中、师大附中等9校签署承诺书、超过15校公开表达认同学生诉求。

“这样的新闻，到底意义何在？”发起人之一高雄高中学生欧孟哲表示，放榜新闻美其名是在鼓励认真念书、考好成绩的学生，事实上却不断地复制成功样板，仿佛对于高中生而言，在升学考试中考取高分，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在媒体推波助澜下，学业优异的学生往往必须顺应社会主流期待，选择念台大、当医生，扼杀了未来选择的多元。

事实上，近几年来，台湾学权运动热潮从大专院校向下延伸到高中，知名事件包含台南女中短裤革命、高雄中学黄伞不服从运动。“风狗浪．港都学生思潮”希望透过跨校串连组织集结声量，让“大人们”真正听见高中生的想法，站在平等立场沟通对话。

欧孟哲直言，与其说放榜新闻是用于表扬学生，更像是将学生私生活剪裁成迎合⼤众口味的故事，用来制造话题、冲高点阅率。他也观察，媒体采访时，习惯透过诱导式提问刺探学⽣私事，鲜少接触媒体经验的高中生们，容易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让个人隐私暴露于危险中，经由媒体过分简化、断章取义甚至做出荒谬结论后，高分学生最后得到的常常不是鼓励，而是舆论无情的伤害。

欧孟哲表示，虽然校方在推荐学生前，会先征求学生意愿，但却未曾听闻有校方事前给予学生如何应对媒体上的教育。一旦新闻报导引来舆论压力，也鲜少看到学校出面给予学生保护。他举例，雄女事件的受害人包括女学生的雄中男友，但整个过程中未见校方试图出面制止舆论延烧，恐怕影响该生准备重考时的心情。

“必须美丽”的女生、“耍记者”的建中生

另一名成员、高雄女中蔡姓学生则观察，在放榜新闻中，一旦主角是女性，外貌难免就会跟著能力被提及。反观男性学生，报导几乎不会特别提及外貌。她不解：“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成功’的女性，就一定要兼具美丽与智慧？类似的新闻是否能够拿掉性别符码，光以多元能力表现来评判一个人的成就？”

事实上，高中生们对于放榜新闻的反感并非出于偶然。2017年，在台北市第一志愿建国中学上演的故事是：一名周姓学生穿上绣有赵姓学生名字的制服，假冒考上台大医科身分受访。由于当时在场的主任老师们都未曾教过这两名学生，最后成为一场“高中生成功蒙骗媒体”的闹剧。

事后，建中对此发表道歉声明，指学生承认当下思虑不周。周姓学生也在个人脸书发文指出，原先目的是“要让这个采访有些不同于以往的制式问答，并让周围的人看到一件新奇的事。”不料最后演变至此。但建中和学生的解释不见得让所有媒体领情；一名当时曾经参与采访、“被耍的”记者就说：“我怎么知道他过几天会不会又跑出来说，道歉文不是他写的，是同学假冒他脸书名义张贴？”

有人批评，建中生恶作剧过了头，破坏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期待；但也有人认为，这起恶搞事件背后，反映出愈来愈多的高中生对于成为放榜新闻主角的抗拒。就如同建中生在当年的毕业歌“行囊”歌词中写道：“记者拜托不要采访我，我看到镜头会害羞，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想挣脱，太多的争夺，我要的生活，说了你们也不懂。”

“只要挖掘到‘老残穷’，稿单赶紧报上来！”

放榜新闻是如何产生的？在放榜新闻的“制造炼”上，学校与媒体又个别扮演著什么样的角色？

资深教育记者黄文齐（化名）细数，每年放榜新闻共分成五波，分别是学测成绩单公布、申请入学第一阶段放榜、申请入学第二阶段放榜、指考成绩单公布与登记分发入学放榜。负责文教新闻的记者习惯在前一天锁定几所重点学校，与校方负责人员约好隔日采访。

采访地点通常选在校长室或会议室，媒体记者抵达前，校方会先准备好新闻稿，介绍全校今年整体表现。同时，校方会提供多名受访考生基本资料。时间一到，这群学生们会集体现身，让摄影记者先拍大合照。紧接著，各家媒体会从校方提供的学生简介中，以事前设定好的“筛选条件”，点名其中几位学生留下来接受采访。

即使现场记者来自不同家媒体，黄文齐指出，常见的“筛选条件”几乎大同小异：全国榜首、学测满级分、三类组最高分等，而在众多的满级分与榜首中，如果要进一步找出具有“报导价值”的受访者，就会依照学生背景身分做出选择。他举例，同样学测满级分学生，一人的爸爸是医生、妈妈是老师，另一人家境清寒、爸爸是原住民、妈妈是新住民，就报导价值来说，后者自然“脱颖而出”。

于是，在平面媒体有固定版面、电子媒体分秒必争的限制下，每一年的放榜新闻，比的除了是考生成绩高低，同时也是“家境够不够凄惨”、“故事能不能赚人热泪”的大比拼。

另一名教育记者王蓉冰（化名）透露，第一年负责处理教育新闻时，主管半开玩笑提醒：“只要有挖掘到出身‘老残穷’的个案，稿单赶紧报上来就对了！”几年下来，王蓉冰坦承，记者内心难免会出现一把尺，采访当下就能够轻易判断眼前这位学生的“事迹”足不足以登上版面，获取主管与读者的青睐。

有一年，一所高中校方推荐两名学测成绩分别为第一类组与第二类组全校最高分学生，主任在介绍两名学生背景时，王蓉冰听到其中一人来自单亲家庭，另一名学生的双亲都是大学教授。她的心中默默有了底，“这（双亲都是大学教授的学生）一听就知道不可能见报。”

为了不破坏现场气氛，王蓉冰没有当场冷落该名学生，依旧先后完成采访。当校方提议王蓉冰同时替这两位同学拍摄合照时，王蓉冰另外替单亲家庭的学生拍摄了独照。回到电脑前，在王蓉冰的稿单中，出现的只有那名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姓名——因为她知道，双亲都是教授的学生即使分数不低，跟全台所有“特殊考生”放在一起比较时，见报机率趋近于零。

黄文齐观察，有时学校因为过于热情，一次推荐太多学生，截稿时间压力下，记者难以在短时间内访谈全数学生。黄文齐举例，某年建中满级分考生特别多，校方一次找来27人，以各种条件筛选后，九成学生只能干坐冷板凳，听著其他同学们受访。

有了报导题材，自然也需画面来搭配。一名毕业于花莲高中的蔡姓校友回忆，2005年，他因为得了志工奖推甄录取台北市的大学，记者在采访完之后，要求他到校门口“扶老太太过马路”，好让他拍摄新闻配图。当时的他，内心明明知道这样的要求很荒谬，仍乖乖配合演出。

毕业于私立明道中学的李若慈曾深入彰化县大城乡台西村拍摄纪录片，呈现当地居民因六轻设厂而承受的无奈和辛酸。去年她以特殊选才管道录取台湾大学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系。放榜当天，校方主动派了一名负责公关宣传的老师采访她，并写成新闻稿发给媒体。隔天，李若慈在报纸上发现，没有接受该媒体记者采访的她，文章却搭配图说为“记者亲自摄影”的个人照。

回忆起当时经过，李若慈说，当校方主动征询她受访意愿时，内心曾想过要直接拒绝。但因当时她正投入台西村的空污议题，在与身旁友人讨论过后，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替台西村发声，希望可以唤起大众更多关注。

由于明道中学非传统观念中的明星学校，新闻登上报纸当天一早，电子媒体在报纸中读到李若慈录取台大的故事，开始先后涌入校内。一开始，校方还安排了老师在一旁陪伴受访，后来要求采访的记者越来越多，校方干脆直接把记者联系方式留给李若慈，要她自己和对方联系。

起初，看到爷爷奶奶对于孙女上电视反应很开心，李若慈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后来，网路上陆续出现“酸民”留言，认为李若慈凭什么光是拍摄纪录片，不用参加考试就能录取台大？她开始意识到，对于报导不断强调她录取台大这件事，难免觉得不太舒服，“好像我做了再多其他事，都比不上录取台大还重要。”

她回忆，当时其中一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问及李若慈父母是否因为他录取台大而感到开心？当时她明显感受到，记者对于“录取台大”这件事情的放大。采访结束后，她私下问记者：“如果我现在录取的是中山大学或是清华大学，你们会来采访吗？”对方沉默，然后诚实以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老实说，并不会。”

学生隐私、办学绩效，孰轻孰重？

2月22日，“终结放榜新闻行动”发起后，高雄女中成为了全台第一所签署承诺书的学校，具体承诺“未来在学测、繁星、第一阶段申请、第二阶段申请、指考、指考分发等结果放榜后，将不会主动发送采访通知、主动将个人学生成绩或个别录取结果资料泄漏给媒体，并不接受相关采访邀请。”林香吟没有忘记去年的新闻事件，早在学测放榜前，她就已在犹豫今年放榜该如何处理比较妥适。

“老实说，我没有答应得这么爽快。”学生请林香吟签署承诺书时，她在当下思考的并非为了在教育圈标新立异，而是不断与自我辩证，才决定签署。

台湾目前高中升大学两大考试分别为“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与“指定科目考试（简称指考）”，考生在每年一月考完学测后，可凭学测成绩参加“个人申请”与“繁星推荐”。其余学生则可选择参加七月指考，再凭学测与指考成绩选填志愿，经由“考试分发”管道入学。今年最大变革为，考生不再需要一次报考学测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社会五科，大学端最多只能从五科中挑选四科作为采计科目，希望减少学生学习压力，这也意味著往年学测的“满级分”现象走入历史。

林香吟思考这群高中生为什么愿意为“终结放榜新闻”投入这么大的心力？在与学生们讨论后，她发现这去年的冯姓女学生放榜新闻事件有很大关联。其次，今年多元入学在学测成绩采计上，首度由五科降为四科的变革，不仅代表大学单一科系一次最多只能采计学生四科成绩，形同宣告满级分意义不再，学生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申请过程中，依照个别能力优势，确认自己真正想念的科系，找出让大学愿意录取的理由。

接任雄女校长前，林香吟也曾在社区高中服务，她指出，在少子化趋势下，社区高中难免承受招生压力，这时放榜新闻更大的意义在于彰显校方的教学表现、反映出办学绩效。然而这类放榜新闻通常以分数作为优先筛选条件，以至于明星高中仍占据显著版面，社区高中比较难有机会出声。

林香吟指出，在华人社会里，考高分学生一向容易受到瞩目，尤其是录取医科。社会观念又容易受到媒体报导影响，即使教育改革不断朝向多元发展，每年一到放榜，社会观念又会被吹捧高分的放榜新闻“正增强”一次。她认为，考试只是人生中一个过程，放榜新闻与教育改革的精神根本背道而驰。

长期投入推动十二年国教新课纲的林香吟自问，当十二年国教希望推动多元适性教育，当教育改革诉求不要以成绩作为评判学生好坏的单一标准，在这学生发起行动的关键时刻，假如自己无法以校长角色给予支持，“我岂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少子化情况加剧，随著未来学生人数逐年下降，林香吟表示，台湾人才培育更应走向多元，评量用意不再只是筛选学生，“学生的基础能力，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与其用考试作为单一标准，教育工作者应该要透过多元评量结果，引导学生走上未来适合的方向，将每个人放在社会上合适的位子，而不是透过考试竞争、淘汰弱者。”

在终结放榜新闻行动影响下，建中今年也决定停止主动对外发布新闻稿、召开记者会。校长徐建国仍把满级分学生找来，解释校方今年改变作法的原因。同时告诉学生，如果有想要接受媒体采访，可以留下联络方式，一旦有记者上门询问，再由校方协助牵线。事后，确实有一名学生向徐建国表达渴望受访意愿。这名学生告诉他，考前原本没自信，却意外考了满级分，希望能和外界分享喜悦心情。

“没有人喜欢被暴露隐私，”徐建国表示，当他仔细看完学生的诉求后，针对媒体记者过分介入满级分学生私生活部分，特别有感。他观察，去年的放榜新闻演变至今，确实让很多同学开始害怕，担心今天因为考满级分被采访，哪天会不会因为做了哪些“不容于社会主流舆论”的事情而被爆料？权衡之下，徐建国选择不把学生推上第一线。

对于学生诉求，并未签署承诺书的台中市台中一中校长陈木柱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校方一向尊重学生个别意愿，只要是不愿受访的学生，校方从来不会勉强。至于接受媒体采访的学生，也不单只分享学业成绩，因此他不认为放榜新闻会助长升学主义。

对于校方而言，陈木柱指出，放榜新闻可以让社会大众了解各校的办学情况，无形中也促成了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若学校今年拿不出好成绩，对老师自然形成压力，回头检讨缺失后，反而可以让教学品质提升。

花莲海星高中校长孔令坚则表示，认同学生们有自己的想法，毕竟每个人都不希望个人隐私被揭发。但他也表示，在少子化压力底下，社区高中与私立高中毕竟有招生需求，在取得学生信任与尊重学生选择情况下，校方仍得透过放榜新闻，让家长知道办学绩效。

与“大人们”持续对话

“未来的社会毕竟是他们的，学生挑战既有价值观，是一件好事。”签署承诺书后，林香吟意外收到校内家长主动写信表达支持，或把新闻分享在社团群组，肯定雄女带头改变。

“今年是台湾很重要的教育改革年。”她观察，过去，年轻人18岁以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考试考好、录取好大学。如今，这样的观念需要被打破，“即使是高中生，依旧可对社会产生影响力。”也因此，林香吟乐见这群学生们勇于把大人不敢说的话说出来，即使过程引发正反论证，社会却可以因此朝正向发展。

即使行动发展至今，掀起了超乎预期的回响。回顾筹划阶段，包含欧孟哲父母在内，多数成员的家长都有所顾虑。如欧孟哲母亲就曾问他：“如果有些人想要被访问怎么办？”在沟通之后，母亲依然决定尊重他们的理念，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除了透过网路连署累积行动声量，成员们也利用下课和午休时间，主动与学方行政人员、老师校长等讨论。欧孟哲指出，这样的举动一方面为了了解放榜新闻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是想从“大人们”的想法里头，找出沟通的可能，即使最后并非所有学校都愿意签署承诺书，但过程中成员们也非一无所获。

欧孟哲特别提到，当他选择在雄中校园内短讲时，有几位立场与“风狗浪．港都学生思潮”相左的学生来听，事后也有学生留下来与他讨论。对他而言，这正代表著沟通的可能，“不论同学间普遍抱持的想法是什么，我都乐见有一次对话和讨论的机会。”

下一步，“风狗浪．港都学生思潮”将持续串连更多学生，促成更多学校参与改变。欧孟哲说，这群学生深知打破升学主义道路还很长，但对他们而言，终结放榜新闻只是个开端，远超出预期的连署数字、不断涌入的教育工作者力挺信息，都让他们深信：“当参与改革者不再是少数，将出现足以撼动既有体系的巨大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