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下的中国足球，与职业化背道狂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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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将在阿联酋拉开帷幕。平均年龄最大的中国队，将再度回到聚光灯下。而不仅仅是年初的亚洲杯，今年重燃战火的世界杯预选赛，以及几年后世界杯的扩军，都将使中国足球的表现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然而在笔者看来，受政治上的牵扯，中国足球几十年发展，始终未能谈得上真正的“职业化”，更是完全藐视了足球发展应有的规律。

足球规律背后：被无视的“房间里的大象”

倘若把官媒和民间关于“足球规律”的讨论汇总，大概能编纂出好几册书。而在笔者看来，所谓“足球规律”，无非是两条：内行人办内行事，以及，基层有足够的民间组织参与到足球运动中去。大概不少的中国球迷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但若进一步深究这两条规律在中国为何不能成行，则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房间里的大象”，导致球迷要么噤若寒蝉，要么转移话题。

如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共和国的体育以效法苏联“举国体制”为伊始，足球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开放》杂志编辑蔡咏梅先生评价说：“如果做一个对比，可以说，中国体育是国家行为，西方体育生社会行为；中国是官办体育，西方是民办体育；中国是菁英竞技体育，西方是大众健身体育。”尽管在1993年，国家体委下发《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意图改革体育机制，然而体育部门为追求政绩，又成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就足球运动而言，权力并未能彻底下放至足球协会，相反却被项目管理中心所篡取，集监管与办事于一体，这即是广为诟病的“管办不分”问题。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如此官宦倾轧的环境下，足球“内行人”不说获得施展拳脚的机会，能在腐败滋生下保住清白身就已实属不易。今年距离上一次足坛反腐正好十周年，回顾那些锒铛入狱的“内行人士”，在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下，他们又何尝不是一种牺牲品。他们当然有罪，但若说是“中国足球的罪人”，则未免欺软怕硬，避讳作为立国之本的国家主义及其实施者。

民间足球之殇

足球运动在基层始终难以扎根，这和中国几十年以来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资源面向城市、城市中面向特大城市优先配置的国策，致使中国经济发展两极分化严重；年轻人蜂拥向大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凋敝。如此的发展现状，致使基层足球的普及“先天不足”。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如同《沐猿而冠》作者辉格所言，“年轻人进入大都市后，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这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的困境：中国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间结构；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强化了这一特征。”

就政府而言，对于社会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是贯彻了几十年的执政思路。无论以什么名义成立的民间组织，是气功，是足球，亦或马克思研究小组，一俟产生影响力，则必然要接受政府收编；如若不从，下场只可谓悲惨十足，2015年底对劳工NGO的抓捕就是最好的印证。在如此的高压下，足球与民间基本脱钩。或许有人会提及中国的各大足球俱乐部，然而这些俱乐部，与西方国家源自民间的足球俱乐部，并非同一概念。它们源自1994足球职业化改革，而所谓“职业化”，无非是商业化的另一套说辞，是把举国体制培养的体校队，交给党监管下的国企私企，左手换右手，还是和民间脱钩。偶然有民间资本支撑的足球俱乐部，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其生存可谓举步维艰。

爱国主义的宣泄平台

中国已故作家、同时也是球迷的刘晓波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提到：“足球与爱国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竞技体育所激发的爱国热情，在不同的文化及其制度中却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一种是纯粹的文化爱国主义，另一种则是混沌的政治爱国主义……独裁者都把体育作为政治工具，让体育承担过重的意识形态功能。”用笔者的话来复述，前一种爱国是源自民众的和自发的，后一种则是政府主导的和被操控的。

具体到大陆近年的政治语境，政府有意将足球作为载体，强调对大陆政府领导下的共同体的认同和热爱。在此背景下，足球成绩似乎都居次位，把足球作为宣泄“政治爱国主义”的平台才是首要目的。2015年6月，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客场面对香港，部分香港球迷对国歌发出嘘声；2017年亚冠联赛，香港东方主场不敌广州恒大，广州球迷挂出“歼英犬，灭港毒”横幅；一正一反两个案例，表面是中港矛盾，背后则是冲突双方都已脱离竞技体育，双双被带入了大陆政府编织的“国家共同体”的话语场。

2019：向举国体制狂驰？

近几年来，中国足协的政策可谓朝令夕改，处处透露着“锯箭杆”式的逻辑，令人啼笑皆非。强制规定U23球员上场，却不考虑他们的实力是否配得上首发；限制外援人数，可是更多的国内球员并不意味着更好的质量；强制规定俱乐部配备女足，又无视了女足商业价值的孱弱和足球人口之稀少……

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有两点最为醒目：一是组织国字号球员参与军训，二是被足协辟谣但仍可能以某种形式实施的“大国家队战略”，即抽调联赛中优秀的国内球员组队集训。中国足球的管理者，看到自身始终游走在职业化门槛外，索性背道而狂驰，思路上重新启用计划时代的训练方式提高足球成绩，而那一套早已被证明行之不通。

或许，这其中的悲哀并不在于重复历史，而是在于，面临困境时，管理者习惯性地重返极权形式的铁腕治理。小小的足球尚且如此，倘若整个国家的未来也是如此，那将是更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