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对话：我们亏钱，但赚了社会价值

“我们准备出发了。”工作人员边说边将黑色帷幕拉下，我们人手一根“盲公竹”缓步向前，感受著光线从身后消失，直至完全黑暗。我们对于黑暗和未知的兴奋感，很快就转为惊慌失措。这时，导赏员Cindy的声音传来，“请大家跟著我的声音走”。她用“盲公竹”敲了敲地板。

在“黑暗中对话”体验馆75分钟的旅程中，来客依次经过公园、渡轮、街市、电影院等场景，它们与外面的世界相差无几，唯一差别是“黑暗”。在黑暗中，健视人士是弱者，盲公竹和墙壁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挪著小碎步前行，试著用双手去感知，导赏员的声音像是额外的赏赐，让我们在黑暗中得以放松。

Cindy熟练地穿梭在黑暗中，她清楚每一个转弯的位置，在我们需要帮助时准确地扶住我们的手臂。她是如此熟悉这里，我们甚至怀疑她戴了某种特制眼镜，在漆黑中仍然拥有视野。

从“公园”离开后，我们走过一座桥，准备在“码头”搭乘渡轮离开。码头配备齐全，救生圈挂在码头两侧，一行六人在船尾坐下来。随著浪花起伏，船有些摇摆，我们在发动机的轰隆隆中向“市区”驶去。

当一种感官关闭时，其余感官便会放大。在Cindy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座四户住宅的唐楼前。四户，并不是导赏员告诉我们的，而是我们摸到三个门铃、四个邮箱后推断出来的。

唐楼旁边的街市售卖著各种本地食物。过去，是超市的标签告诉我，这个是“佛手瓜”，那个叫“翠玉瓜”；但在这里，我只能通过形状判断。佛手瓜有五瓣，中间有条深陷进去的缝，挂面和公仔面摸起来也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食物都有其独特纹路。

离开街市的时候刚好是红灯，我们听见自己置身于人来人往的街道，行人过路装置发出不缓不慢的哒哒声，下一秒就节奏加速，提醒你赶紧过马路。

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导演Felix Barrett曾说过：“没有所谓正确的观剧方式，每个人的感受都与众不同。”正如每个人对“黑暗中对话体验馆”的想象不尽相同，却都能真实地体验视障人士的世界。

看不见的人，可以做什么工作？

“你们觉得我看得见吗？”坐在“咖啡馆”聊天时，Cindy问我们。

Cindy出生时患有眼疾，7岁时发现自己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母，只有一片白雾。经医生诊断，她的眼压过高，也就是俗称的青光眼。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如她一样的视障人士。

残疾人士揾工不易，香港有近20万视障人士，但根据慈善机构 CareER 2016年的调查，只有六成残疾人士就业。

导赏员程雪君（Nicole）也是在失明六年后，才找到这一份适合自己和做得开心的工作。

乌黑笔直的过肩长发、白色T恤搭配粉色背带裙、双手比著V字手势，程雪君将妹妹为她拍下的照片用作WhatsApp头像。

程雪君今年27岁，她在“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工作了三年，早就习惯独自出门上班。但其实，她在刚刚失明的前三年，几乎足不出户。

程雪君12岁被确诊视神经衰落，医生告诉她，可能10年、20年、或者50年后会完全失明。她当时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眼睛还可以看得很清楚，以为这个病像感冒发烧一样，过一阵子就会康复。

10年前失明的那个早上，历历在目。“早上我还看得很清楚，中午的时候我去睡午觉，醒来后就完全看不见了。”程雪君有时候也会想，如果那天中午没有去睡午觉，自己现在可能还看得见。

尽管医生早就告知她“可能完全失明”，程雪君似乎一直没有做好准备。她形容，那几天眼睛中总有一道光闪过，有时候看东西像蒙了一层白雾，几秒之后又没事，以为只是眼睛疲劳过度。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程雪君在短短两分多的叙述中提到六次“不开心”、两次“害怕”。最后就是“绝望”。

在失明的头三年，程雪君几乎没有出门。尽管家人有空就会带她出去，但多数时候会被她拒绝，“看不到前面的路，还出去干嘛呢？”

女儿整天困在家里，做父母的心里也不好受。程雪君躲在房间里哭，母亲就在一旁偷偷哭。父亲也常常劝导她，街上有很多盲人拿著手杖独自出行，社会上也有机构为视障人士提供帮助。慢慢地，程雪君意识到自己不能总让父母担心，便开始跟著父母出门，到盲人辅导会学习使用手杖、电脑软件等。她终于发现，就算看不见也可以照常生活。

那么，看不见的人可以做什么工作？有人向程雪君提到接线员、按摩师，后来，有人提到“黑暗中对话”。

没办法用眼睛了，我们还能靠什么感官呢？

前往“黑暗中对话”面试那天，也是程雪君失明后第一次“出远门”，她得自己摸索去离家15公里以外的陌生地方。当时，在地铁站等著程雪君的是“黑暗中对话”国际导师、同为视障者的朱闽。

两个盲人相伴起步前往体验馆，其实程雪君的面试已经开始。朱闽告诉她“左转”还是“直走”，但也在暗自观察她是否走路稳当。到了体验馆后，朱闽安排她体验一次“黑暗旅程”。

“平时人们看到树叶就知道是什么形状，根本不会用手去碰它。但当他们放下视力以后，就真的要用嗅觉、触觉去感受这样东西。树叶是有生命的，你可以感受到它的水分。”当了一回“游客”之后，程雪君更加希望得到这份工作。

正式成为“黑暗中对话”一员后，程雪君发现在黑暗中的自己，比健视的客人们更具优势。有次她带一群三、四年级的小朋友进馆，结果他们一进来就怕得要离开。

“你们全部都认识的，又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对吧？”她尝试鼓励他们，并说服他们“里面很好玩”。

“平时我们是靠眼睛去看的，现在没办法用眼睛了，我们还能靠什么感官呢？”小朋友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手”、“触觉”、“可以去闻”。对于导赏员来说，调动气氛是一项基本功。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神秘地方，你们快去探索一下有什么东西？”程雪君一声令下，小朋友们就认真去摸树叶是什么形状，争先恐后回来“邀功”。

走出学校，才了解残障人士的艰难

“黑暗中对话”目前有34名视障导赏员，其中11名为全职、23名为兼职，都是朱闽招进来的。

朱闽9岁入读上海市盲童学校，1年后，先天性青光眼终究夺去了他的全部视力。不过，幼年失明并未给他带来很大打击。

半大不大的时候，朱闽喜欢跑到校外的餐馆胡吃海喝。视障小朋友之间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探店，有人负责认路，有人负责跟老板沟通。

朱闽说著笑了起来。“一桌子菜摆上来，炒田螺、炒鳝糊、皮蛋豆腐，大家嘴上说‘不要吃那么快，有的是时间’，却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地抢。”老板看不下去，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你们说是慢点吃，结果每个人都在抢。你们是不是都以为对方不知道啊？”

视力刚刚消失时，朱闽学习特别认真，是老师眼中的懂事小孩。他形容为“一般人面对困难的普遍反应”，但适应黑暗生活后，他就被打回原形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教物理的胡老师，普通学校老师教电阻，多用灯泡亮度来表示电阻大小，但胡老师会用喇叭装置替换灯泡，并让学生通过摸电阻和线圈来感受电流变化。

朱闽认为自己还算幸运，进了一所好的学校。在他看来，学校是个很好的环境，可以让人免去社会上的许多麻烦。“我是在重新参与社会服务后，才了解到残障人士的处境还有很多艰难之处。”

“黑暗中对话”从德国空降香港

朱闽目前担任“黑暗中对话 ”国际导师及“对话体验”共融顾问，简单说就是招聘和就业。

2007年，朱闽通过美国盲人学校推荐，参与“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为当年达沃斯峰会举办的领袖工作坊。那一天，朱闽接待的“贵客”中有一位中国北方城市的市长。这位市长感慨到，以前看到残疾人走在街上，以为政府工作做得不好，但其实残疾人愿意出门才是好事。这番话让朱闽意识到，“黑暗中对话”能够迅速改变普通人对视障人士的刻板印象。

相隔不到半年，“黑暗中对话”德国创始人在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上的演讲，吸引了香港企业家张瑞霖。人生已过半百、经历两次大病的张瑞霖，发现财富与快乐并非等号关系，他想用自己的经验为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亲自去德国体验后，移植“黑暗中对话”到香港的想法，在张瑞霖心中逐渐成形，刚巧又找到空置一年的近万呎场地，而且租金非常便宜。

同一时间，朱闽正在以色列和德国慕尼黑参加培训。当他再次来到香港时，便收到了张瑞霖的邀请，希望他来带领和发展一个视障同事的团队。

创办“黑暗中对话”时，朱闽曾建议由香港的视障朋友负责培训业务，但张瑞霖让他眼光放远点，“你不要担心自己抢了香港视障朋友的工作，你来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朱闽看来，张瑞霖确实为“黑暗中对话”带来不少商业性格，“我们不是做几场工作坊，上两次报纸就满足，而是要做成一个自负盈亏、可持续运营的社会企业。”

“黑暗中对话”为视障人士提供工作机会，但说服视障人士成为导赏员并不容易。从招聘宣讲、初训面试到具体培训，每一个环节都要照顾视障朋友的想法。

朱闽告诉端传媒记者，有些视障人士能力很强，但总是不切实地低估自己，而且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他提起一位后天失明的朋友，曾在海外读过书，还做过几年工程师，因为担心未通过会被周围的盲人朋友笑话，最终没有报名应征导赏员。对此，朱闽刚开始无法理解，承认“过去只了解自己的失明情况，不知道视障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故事”。

朱闽继续讲起了他的“培训经”：“如果有朋友的家庭对他不好，你就会有一种责任心，去帮她提升信心，或者让她不那么沮丧，因为她把自己交给你这个机构；如果是家里很喜欢她，你也有责任感，因为她的家庭那么重视她，你也要让她的家人放心。”

市场不会特别照顾社企

成立9年以来，“黑暗中对话”体验馆迎来逾36万人次的参与者，在旅游平台上，它的评分也名列前茅，香港旅游发展局也将其列为香港特色博物馆。然而，体验馆依旧逃不过租金上涨问题，在今年九月面临结业。

“黑暗中对话”由19个股东集资560万港元创办，在没有政府资助之下，曾在营业第一年收支平衡，第三年开始派息给股东。但是，在商业的丛林里，“做好事”的社企并不会得到市场的特别照顾。

“黑暗中对话”行政总裁朱月如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来自同行的竞争让“黑暗中对话”感到压力。体验馆2010年开业时，市场还没有同类服务，别开生面的黑暗体验不难吸引到消费者，但“近几年什么体验都有，贫穷、逃出香港、甚至生老病死，睡棺材都有，这些体验背后不少有政府资助，他们收取票价还比我们便宜。”

近年来，“黑暗中对话”也尝试了不少创新活动，但体验馆仍未实现收支平衡。副行政总裁黄锦豪也承认“仅凭体验馆不能赚钱”。早年在微软开发无障碍科技软件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创新对于社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黄锦豪希望普通人与残疾人士的对话体验，既不局限于“体验馆”内，也不局限于“黑暗”中。

在黄锦豪看来，已经举办七届的“暗中作乐”音乐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过去，黑暗体验活动都在体验馆内进行，但“暗中作业”打破空间限制，只要将灯光熄灭，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化身“体验馆”。所有入场观众，都要靠视障义工带路，紧握绳子一步一步摸黑找到座位，虽然知道歌手就在台上，但观众却完全看不到，而表演者也需要视障义工的帮助，才能顺利登台演出。

今年9月发布的“多元共融集市”也是新尝试，既有蒙眼作画、点字艺术等与视障相关活动，也有单手折纸等反映其他残疾人士境遇的创新活动。黄锦豪认为，体验馆是固定的，但是“多元共融集市”是移动的 。未来，它可以是“无声”，甚至在“轮椅”上，体验的空间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大自然。

亏了钱，赚了社会价值

对于“社会企业”来说，商业盈利和社会使命如何平衡始终是个难题。即使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或者消费者的道义眷顾，社企同样面对亏损和倒闭的风险。

有研究指，政府综援派出1元，受惠人只能获得1元，而社企每获得1港币的投资，可帮助弱势群体额外赚取0.77港币，在9.3年（香港社企存活期的中位数）内“投资回报率”可达720%。

听上去很理想，现实是否真的如此？香港政策研究所2010年的研究显示，56家社企中，只有13家实现可持续经营，其余大部分是受到母机构的资源补贴和政府补助才得以生存。尽管《透视香港社企实况》研究报告指出，62%的社企在2012年达到收支平衡或取得盈利，但其中有几家完全靠企业经营的能力实现自负盈亏却不得而知。

就“黑暗中对话”而言，尽管体验馆常年亏损，但黄锦豪始终认为他们亏的只是金钱，如果从社会价值衡量，“其实是赚了”。相比社企能赚多少钱，朱闽则更关注有没有残疾人在劳动市场就业，他们的工作有无意义、是否稳定。

来自中国大陆的朱闽认为，“黑暗中对话”能够生根发芽，确实得益于香港这片土壤。与“黑暗中对话”同行九年，曾有前来参加工作坊的企业职员告知朱闽，他们的父母也是视障人士，语带骄傲地细数父母的能干之处。“相比之下，我认识的很多内地残障朋友的孩子中，为父母而感到自卑的比例就很高。”朱闽感慨香港社会多年来推行关于平等共融的公众教育，如今终于看到了成果。

过去几个月，“黑暗中对话”一直从两方面著手， 一边和原业主商讨能否继续续租，一边寻觅长远的新馆址，争取让体验馆留在香港。黄锦豪向端传媒记者说，“我们正在寻找更大的场地，应该是个亚洲级别的，会成为香港一个重要旅游景点。”他补充道，“其实我们很有信心。”

用黄锦豪的话说，社会正在往“共益”的方向前进，“我多你少，你少我多”的传统思维，应该变成“我不够，你那里有；你不够，我那里有”。体验馆面临的租金问题，“只要我们守得住社会使命，我们不够，人家还会给。”他们正在寻求政府的帮助，希望可以用优惠价钱长期租借政府空置用地作永久会址。

“黑暗中对话”体验馆最终撑过这个寒冷的9月，体验馆与业主重新签订一年合约，宣布于原址继续营运一年。但一年后，体验馆会否面临同样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