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游牧人生：一对父女档外交官的家事和国事

【编者按】：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高中生黄峻升决定报考政治系，走上外交官一途；2017年，黄子綪通过外交特考，展开外交生涯。台湾外交空间因两岸对峙而一路艰辛，今年台湾邦交国更下滑至17国的新低纪录。外交战场频受打击，身在第一线的外交人员如何看待挑战，以及这职业的个中辛酸？从家里到天下，我们和这对父女聊了聊。

到访“驻印尼台北经济代表处”的这天是周五，外交部参事黄峻升穿著印有鲜艳图腾的Batik（编按：Batik为印尼蜡染国服、正式服装；当地每周五为“国服日”）接待参访团，结束后从雅加达塞爆的车阵里赶回代表处。亚运会期刚结束，来自台湾的中华代表团拿到17面金牌，创史上最佳成绩；照理说负责办理亚运业务的印尼代表处这时应该能喘口气，但整个办公室不见有人休养生息，台湾驻印尼代表陈忠亦匆匆忙进忙出。

黄峻升是资深外交官，同时也是新科外交官的家属——他的女儿黄子綪同一时间正在台北外交部里，和同期同学刚熬过第一年外交官生涯。外交部一贯的传统是刚进部里的新人负责最琐碎的基层杂务，包括基本的写电报公文、核销等行政庶务，以及带团、传译、撰写报告等任务。

我们在亚运前夕访问黄子綪和同学们，如何看待刚开始的外交职涯？一人笑答：“没有长官授权，不能回答，”众人闹成一团，一人答腔：“爸妈问我，是不是剩下18个（编者按：中华民国目前邦交国数为17个）国家可以派？”一旁的同学悠悠附和：“对，我也被问：‘你才考进去耶，断交那么多（国家），你的工作量应该变少了齁？’”

这批外交新兵眼见邦交国犹如骨牌般倒下，媒体天天嚷著“雪崩式断交”了，友邦数字一再探底，同侪里头不只一人问过黄子綪：不沮丧吗？怎么看起来好像都没事一样？

“这些还好吧......，吓不倒我啦。”1992年生的黄子綪与同龄人不同，言谈间有一股举重若轻的淡定，“我从小看到大。”

1994年@巴黎 —— 一家人要去哪里？待命中！

黄峻升是女儿的大学长，目前为驻印尼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组长。黄子綪记忆里，父亲仅有一次对她提及，自己在少年时代立志成为外交官的缘由。

1978年，黄峻升考上台北的第一志愿建国中学，只身从云林斗六负笈台北，年底便听闻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将于197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7岁的黄峻升形容当时的自己是文青亦是愤青，不敢上街对美国代表团砸鸡蛋，心里还是想为国家做点什么。

1979年，与美断交风暴席卷台湾。当时的外交部政务次长钱复前往建国中学发表演说，提及外交部遭骂丧权辱国，反问台下的建中生：“你们就会骂外交官不争气，为什么自己不来当外交官？”高二的黄峻升，当下决定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第一志愿从台大医科变成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组。兴许是受到政治氛围影响，以往年年仅有一班的建中社会组，当年暴增至四班，很多学生的目标是台大政治系和政大外交系。

黄峻升如愿考上了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组，之后顺利通过外交特考。黄峻升夫妇是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学，太太也报考外交特考，却受制于女性名额限制规定而落榜。（编按：1996年前，中华民国外交特考限制每届女性名额不得超过10%。）

黄峻升至今仍记得当年与妻子的约定：“那时就讲好，谁先考上，另一个就跟著走......。”黄子綪则如此形容自己的父母：“爸爸说要做这一行，妈妈就说：‘好，我会跟你在一起，一起去做这件事、一起去建构这样的人生。’”

“一起”，也许是这个家最重要的关键字。即使整个童年和青少年都在迁徙，黄子綪却生活在家人共同织成的安全网里。“好像人生一直在变动，但有些东西一直没有变......，”她说，不论一家人搬到哪里，爸妈至今带著的始终是同一套家具。“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家。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客。”

“那时候的社会氛围，一个家，不需要两个外交官；如果当初我考上外交官，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家庭了......，”无缘外交官的黄妈妈，随著先生外派，从此成了替外交官持家的家庭主妇。此去十余年，黄峻升的外派生涯大多在法语系国家渡过——所谓“法语系”不是法国，而是艰苦异常的非洲。

1994年，未满两岁的黄子綪被父母抱上飞往巴黎的长途飞机，一家人的去处视黄峻升的派令而定，黄子綪成年前，一家人待过法国、圣多美普林西比，短暂回了台湾，又去了布吉纳法索。

黄峻升@圣多美——“不是他们走，就是我们走。”

1997年5月，中华民国宣布与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建交，是一片断交声浪中少见的“正面新闻”。黄峻升收到派令前往圣国开馆，正式赴任那天，他从巴黎飞到加彭，当晚再从加彭转机到圣多美。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黄峻升与当时急欲前往圣多美普林西比挽救邦交的中国驻维德角外交人员狭路相逢，双方互相瞄一眼护照颜色，心照不宣地上了同一班飞机。“我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他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大家都要顾盘啊。”黄峻升至今记得，下飞机时，那位中国外交官嚷嚷著要第一个下飞机；空姐无奈依了他，转身却对著渐远的背影扮起鬼脸。

“我们刚去，他们（中方代表）也不肯走，”黄峻升回忆，中方代表拜会圣多美诸多政要，急欲挽留邦交，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两岸外交官在圣多美短兵相接。造成这种“双重承认”的原因在于，主导与中华民国建交的是时任圣多美总统陀沃达（Miguel Trovoada），但前总统宾多（Manuel Pinto da Costa）、时任总理的劳尔（Raul Bragança Neto）和国会多数党都反对与中华民国建交。

黄峻升回忆，圣多美是很小的国家，耳语相传扩散得特别快；中国亦会动用所有关系，去做不利台湾的舆论操作。派驻圣多美普林西比近14年的外交部参事张崇哲曾撰文回忆这段惊心动魄的建交初期。圣国执政党甚至下令所有公务机关不得与中华民国大使馆来往。当时更有流言指执政党将前往大使馆扯下中华民国国旗，某天夜里，人群果然齐聚大使馆，警卫对空鸣枪。

黄峻升等驻外官员硬著头皮，天天前往圣国外交部打转。“那时真不晓得谁会留下、谁要走人？”眼见外交工作无法开展，黄峻升和同事仓促之中租下一栋两层楼的民宅做为大使馆。克难之中，众人找了根旗竿，往地上一插，国旗就升上去了。“不管那么多了，租那个房子就是为了升旗，”黄峻升感叹，那时若有一个意外，也许建交后的3个月就要断交，前线人员咬牙苦撑。这一撑，便是19年。

2个月过去了，两岸外交势力仍在圣国僵持。当年的圣国国庆前夕，一名总统府顾问私下告诉黄峻升，国庆酒会不打算邀请中国大陆。他反过来劝对方，必须邀请中国大陆：“一定要邀，否则他们一定批评你失礼。但对方绝对不会来——因为来了，等于默认‘双重承认’的存在。”他至今不确定对方是否邀了中国？没过多久，1997年7月12日（圣国独立纪念日）前一天，北京政府宣布中止与圣多美普林西比的外交关系，停止执行两国所有协议。

黄子綪@圣多美 –– 五岁女童，得了“很重的感冒”

“不久前，在杂志专栏上读到这一段戏谑的形容：‘台湾的邦交国中名字最长的，叫圣多美普林西比共和国，一个鸟拉屎都拉不准的小岛。’就在这个小岛国家，我度过了上山下海的缤纷童年。”

2008年，一本名为《外交候鸟向前飞－24位外交人的真情告白》的书出版了，收录了年仅16岁的黄子綪投稿的三篇文章，她这样形容眼中的圣多美普林西比。

1997年，5岁的黄子綪随著父母初到圣多美，当时黄峻升和北京外交官热战正酣，昏天暗地。夜里，他就带著妻小，宿在旅馆里。家中的妻子也没闲著：黄峻升与一对儿女先后感染了数次疟疾。黄子綪当年仅是五岁小儿，当地医疗资源缺乏，她被紧急送往联合国驻圣多美总站保健室，昏睡将近一周。她至今记得，和哥哥一起罹患了“很重的感冒”，止不住地上吐下泻、浑身发冷又发热。

疟疾有多险恶？黄峻升回忆当时和圣多美总统府里的一名顾问商议奖学金计划，请对方推荐优秀学生名单。一个月后，黄峻升致电追进度，这名顾问的同事说：“他走了。”黄峻升一头雾水：“走去哪里？调职了吗？”对方说：“疟疾，他得了‘恶性疟’，走了。”

另一段记忆是黄峻升有一回约了一名包商，要去看台湾援建马路工程。对方说要先回葡萄牙过圣诞，和黄峻升约了隔年一月再去看进度。此人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对方刚下飞机就被送医急救，平安夜还没过，恶性疟就将他带走了。

来自北半球岛国的女孩，跟著父亲到了西非的另一个小岛上，度过上山下海、爬树摘菜、放生海龟、追著猪羊跑的童年。黄子綪的小学教育也在圣多美开始，这所“小学”是几个家长合办、利用法国远距教学系统和教材的非正式小学。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妈妈，把5到6岁小童凑成一“班”，称之为“一年级”，再买个手摇铃一招呼，就是上下课铃了。黄子綪“被迫提早念小学”，同学里有白人、黑人、黎巴嫩人和台湾人。

黄峻升@圣多美——对抗疟疾，可以；建深水港，再说。

立场较为亲共的圣多美前总统宾多曾在1999年后对黄峻升说，圣多美普林西比在独立建国时期，曾得益于中国帮忙，亦坦言自己较倾向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挑明了说：“只要做到两件事，我会支持和台湾的邦交关系。”其中的第一件，就是对抗疟疾。

2000年，黄峻升负责规划与圣多美第2个3年期计划。中华民国驻圣多美大使馆开始协助当地执行抗疟计划，“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也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建议非常当真。”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台湾顾问团的深耕抗疟计划，不只耗费十年。当地的疟疾发生率从2003年的50%降到2015年1.01%，世界卫生组织更在2013年宣布圣多美普林西比进入疟疾根除前期。

令人唏嘘的是第二件 — 宾多要求台湾出资盖一座深水港。当时外交部评估圣多美人口仅十万出头、货物吞吐量稀少、且无国际航线经过，并没有条件发展为转运中心。当时他们告诉圣多美，还要再研议。

2016年底，这座外交部十多年前没有允诺建设的深水港，成了圣国与台湾断交的理由。时任外交部长李大维在记者会上证实，圣国确实要求了一笔“天文数字”；台北政坛更陆续传出，2016年初圣国要求台湾协助兴建机场与深水港，分别要价3000万美元、8亿美元，另要求7000万美元的立即赠款与1亿4000万美元低利贷款。

“圣多美普林西比没有宏观的外交政策，是以利益、国家生存与发展为取向。”驻印尼代表陈忠曾于2008至2012年间担任驻圣多美普林西比大使，他在雅加达受访时回忆，2007年起，与圣多美的邦交一度危急，连续数月，每月皆有将近30名中国官方和民间人士前往圣国，其中包含不少中国国营企业人员，“（中方）一批一批的去，这是相当危险的征兆。”

陈忠当时从新西兰被紧急派到圣多美护盘，他也证实，圣国官方人员曾开口索取个人私利，而非国家利益。至于对方索取的金额？陈忠仅表示：“这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计划”。他当时明告对方，中华民国政府能协助的是在公益方面提供政策建议，建议在双方合作能力范围内“寻求最大公约数”。

黄子綪@布吉那法索 —— “做外交，又不是扮家家酒......”

2000年随父亲从圣多美搬回台湾后，黄子綪和哥哥在台湾念了4年书。2004年，黄峻升再派布吉纳法索，一家人也跟著再搬家。黄峻升这次来到布吉纳法索，一待就是6年。

“我的非洲很简单，”16岁的黄子綪如是写下：“我的非洲有著两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名字——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布吉纳法索。”

她的少女时代大半在布国度过，当同龄台北女生开始在街头拍大头贴机、唱卡拉OK时，她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出了城偶尔能看见滚滚黄沙里的羚羊和大象，这是当时全球最穷的五个国家之一。课余便跟著父亲上山下乡，看台湾农技团、医疗团的合作计划执行进度。16岁的她，写下这样的世界观：

“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如今剩下圣多美普林西比、布吉纳法索、甘比亚和史瓦济兰。这几年，走了珍惜友情但更爱面包的塞内加尔，在首都等红绿灯也会被抢劫的查德，和被珠光宝气的中国勾引去的马拉威。”

台湾外交的是是非非，看在她眼中是这样：“我们做外交就是要花钱，帮助这些国家拚农业，拚经济，盖学校盖医院，等等等等。这些钱不得不花，花了还要被搞不清状况的政客拿来大作文章。 哎哎，做外交又不是扮家家酒，泥土一抓便捏得出一家医院。”

黄子綪眼中，父亲当年办的外交，是台湾协助布吉纳法索建构职训体系，提供电机、木工、修车等技职训练，开设多处大、小型职训中心，为当地技职体系培育出种子教师。她与哥哥当时还在念高中，人手短缺时，兄妹俩曾经协助翻译职训教材，也观察台湾如何将整套技职教育带到非洲。“我们教的是‘老师的老师’，这些人是要送回去（布国）训练国内的技职老师。”黄子綪和哥哥与部分受训人员一直保持联系。

紧接在多明尼加之后，布吉纳法索于今年5月24日与台湾断交；根据公开资料，自2007年起，台湾与布国共计有19个合作职训单位，包括高职、大学、训练中心。时间回到断交当天，布国在台学员尚有20人，在7家企业实习。

那个傍晚，外交部被突来的信息炸得一片惊愕。黄子綪想起那些面孔，第一个念头是：“合作计划怎么办？”“那些人怎么办？他们才刚到台湾受训......。”

外交部长吴钊燮紧急在当日晚间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布断交。几乎与此同时，一名与黄子綪认识多年的布国外交官给她发来信息：“妳还好吗？”对方又传了数张截图，歉然的说：“民意站在你们这边，但这是我的政府的决定......。”她读了那一条条信息，是第一时间布吉纳法索民众的留言，几乎灌爆了当地新闻网。黄子綪一句句翻译出来，大致内容是：“我们是这样对待朋友的吗？”“可是我儿子才刚要去台湾。”“请保持希望，世界在变动，或许在未来，因为您而得以受训的年轻世代有一天会掌权，他们会以重建关系来感谢您。”

外交官的家属@世界各地 ——那些比外交官更辛苦的人

16岁，黄子綪在布吉纳法索就读中学时，为自己以“诊断书”文体，写下一份“外交人员子女症候群”，形容自己过惯了半游牧般的人生，练就蟑螂一样的适应能力，但既是症候群，便有并发症，她写下了这些病征，包括“不定期乡愁、地域转换导致言语错乱、寄居他乡而遗忘根本、搬家频繁而交友不易、明了祖国外交处境而厌世”云云。

“外交官的家属，其实比外交官还辛苦。”黄峻升说。

在交友不易、言语错乱的那些年里，黄子綪每年暑假回台一次，也就那么一次。她会掏出零用钱，去夜市选购时下最流行的小挂饰和台湾零食，打算回布国分送同学。

台湾夏季盛产竹笋，外婆总是把最鲜嫩的笋尖留给她，加上一桌的蛤蛎丝瓜、虾卷、排骨汤、番茄炒蛋等等，组成澎湃的八菜一汤。暑假过完，妈妈拎起皮箱，带著黄家兄妹搭上前往机场的巴士，窗外前来送行的外公外婆，是人生跑马灯里最催泪的画面之一，16岁的她如此自述：“有些年我哭，有些年不。”十年过去了，26岁的她没有忘记当年复杂的心绪：“你觉得一年、一年、一年过去，这很正常，但他们又有多少个一年、一年、一年？”她偶尔也会想：“不知道他们（外公、外婆）是用什么心情去接受‘我女儿每年就回来这一次。而且只有暑假会回来，农历年不回来’的这件事？”

黄子綪在年纪极轻时，便清楚不过：无常是常。在布国，黄家兄妹念的是法国在当地办的海外国际学校，有时一开学，不但同班同学换了一批，连老师也不在了。师生来来去去，她亦曾有过青少年之间“我以为我们会一直很要好”的情节，毕业旅行的晚上也曾和同学哭得稀哩哗啦。只是，还没满20岁，她便看淡了，只说自己比较相信缘份。

黄峻升有一儿一女，他形容大儿子和台湾家人亲密、依恋，却几乎在迁徙中度过整个青少年，每年只能在暑假与家人短暂团聚，是生命里的一种不足。

因此儿子在国中时期就曾斩钉截铁告诉黄峻升：“我绝对不会跟爸爸一样，走外交这条路。”而黄子綪这个小女儿，虽说像一朵云一样飘来飘去、是全家最容易与人交朋友的人，他亦没想到女儿有天会在中华民国邦交国最少的年代拾起他的衣钵，成为中华民国外交人员。

2009年，17岁的黄子綪第一次离开父母，只身前往巴黎念大学。5年之内，她在法国、英国取得了学士和双硕士学位，又前往日本当交换学生。念硕士时，她曾前往纽约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正当不同组员之间意见相左，差一点就要吵起来时，她却盘算和尝试如何让双方得到共识。会后，指导老师和组员都告诉黄子綪，外交是她应该贡献的领域。

“才不要。我不想和爸爸做一样的事。”黄子綪一开始和哥哥一样不愿意从事外交工作，“我曾经硬去做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事。”不同于多数希望留在欧美发展的留学生，刚拿到硕士学位的黄子綪常自问：“什么是不能取代的？”答案是家人和亲情。2015年，黄子綪对欧洲挥挥衣袖，回到聚少离多的家乡，她尝试过商业顾问、非营利组织等工作后，发现自己既不擅长计算获利，也几乎无法行销自己不完全认同的理念。那么，自己究竟适合做什么？绕了一大圈，黄子綪发现自己擅长的领域在于合作、联系、沟通、协调。

2016年，她报考了外交特考。

“妳确定吗？”被女儿告知时，黄峻升仅是如此一问。她答确定，父亲没再多问什么。

黄峻升@雅加达/黄子綪@台北——生而为外交官

“建交就是兴奋一下，断交就是沮丧一下，我们等于是从科员的时候就习惯这种生活。”在黄峻升的回忆里，其实有比断交更令人沮丧的事。1993年，他任职非洲司科员时，中华民国与赖索托的关系亮起红灯。当时驻赖索托大使桂仲纯年过七旬，死守前线，“我记得桂大使一直撑、一直撑，撑到断交之前，回到台北述职，当天晚上就走了。”继任大使人选尚未定之时，赖索托闪电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中华民国邦交国数首度下探“二字头”。

外交处境几乎是史上最艰难的年代，在台湾当外交官，似乎成了高风险行业：不时传来外交官压力太大中风、暴瘦、病危，甚至殒落的噩耗。就在本文出刊前一天，中华民国107年国庆日，曾因工作而暴瘦的前驻多明尼加大使汤继仁在国庆大典现场昏倒，经2次电击、注射26支强心针，并使用叶克膜抢救，才恢复生命迹象。

黄峻升近日亦会想起同为24期领事人员的同学、前台湾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苏启诚（编按：今年8月间，日本关西机场遭燕子台风袭击而关闭，大阪办事处遭舆论指救灾不力、态度不佳，时任驻大阪办事处长苏启诚数日后轻生）。外传苏启诚的死因是“压力太大”，黄峻升看法不同：“他能当到副处长，一定有对抗压力的能力，抗压性是外交官最基本的要求......。”

他认为，在艰难国际处境下，协助国人是外交官不能逃避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随时应变。黄峻升举例，先前他任职中华民国驻海地共和国大使馆，曾参与拟定紧急应变计划，“海地是随时可能动乱的国家，（动乱发生时）你到哪个点集合？搭什么车子？这些通通要准备。”“通常发生紧急事件时，第一个就是要确保既有联络网有没有办法维持运作？你有没有办法找到车子？要离开当地的话，有没有办法帮国人弄到机票？如果没有机票，有没有办法弄到专机？没有机票、没有专机或是机场挂掉了、飞机根本进不来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弄到船？”

只是，这年头在前线，外交官做到流汗，国人未必都领情。“你会被骂，都是某些人他并非‘最该被帮助’的人，但自认‘自己最该被帮助’......。”黄峻升说，最近印尼代表处才接获一通国人的电话，原来是台湾民众搭机迟到，请代表处让航空公司“停下来等他”。其他诸如订不到旅馆、帮叫出租车，举凡各种疑难杂症，若接电话的代表处人员婉拒，往往就被告上一状。他引用学者的话，直言需要检讨这种现象，否则对整体外交工作是一种牵制。

工作气氛这样低迷，回头问烽火断交里的外交菜鸟，这一年过得沮丧吗？“不可能没有打击。但你沮丧真的没有任何用处嘛，”黄子綪的眼珠子转了转，“我们面临到很具体的困境，现实环境就、是、这、样。”

那么，在国际现实主义的架构下，台湾的外交还有活路吗？谈到近日的工作内容和未来能做的事，她其实精神勃勃，例如由她负责担任法国在台协会窗口，得以借机观察与台湾没有邦交的法国，如何在台推动经济和新创国家（Start-up Nation）的计划，与台湾达到踏实互惠。

这些人员告诉黄子綪，法国政府意识到，外界老觉得“法国只会卖红酒和名牌包”，公部门有意识地推动输出法国科技业，并且欲与各国建立科技平台。例如近年与台湾合作密切的French Tech Taiwan就是一例。“法国近年有行政改革，给地方更大权力，地方政府也想办法做更多事情。”她观察，法国驻台代表回法国，便会一一拜会地方政府首长，介绍有个地方叫台湾，若与台湾产业有合作意愿，便搭起桥来。“我现在在部内工作，但我可以学习和思考，未来派出去的话，我可以怎么做？”

黄家有个家庭网路群组，不管工作、生活上的大小事，黄子綪都会透过群组，告诉远在印尼的父母。一晚，她告诉父亲，刚带完访问团，有些疲惫。“有什么好喊累的？”黄峻升回讯：“妳爸我当年带完访团，晚上11点还可以回去写报告、电报当晚就发出去了。”

“爸爸超讨厌的！”讨拍不成，还被爸爸吐槽，黄子綪终于在采访结束前，流露出小女儿的娇憨。但能稍稍放松的，也许只有这一下子。“爸爸教我的，做这行，问心无愧就好，”女孩脸上的线条倏地刚直起来，“是很累啊，但我知道，我的付出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