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媒体业正在经历全面审查时代。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发生的2013年，一切开始显著变化。中国官方提出“舆论斗争”、“敢于亮剑”、“占领网络舆论上甘岭”、“打赢新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反击战”等极为罕见的全新“提法”，并同时展开打击微博旧大V、扶植新大V、收编商业大佬、建立新党媒2.0版等一系列互联网治理，其背后反应了一整套全新的媒体与互联网治理思路、治理逻辑与治理手段的剧变。
此后，2014年8月7日“微信十条”（《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实施、2015年2月4日“账号十条”（《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实施，2015年4月28日，“约谈十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实施。这一系列条例被官媒称为“三个十条”。
根据官媒报导，“微信十条”是“对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进行了规范”；“账号十条”是对“就账号的名称、头像和简介等，对互联网企业、用户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而“约谈十条”则是“推动了约谈工作的进一步程序化、规范化”。
更重要的，在新修订的中国《国家安全法》中，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国家安全法》，第一次在立法中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概念。
同时，网络安全也有了专项法律管制。2016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网络安全法》，并于2017年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2017年5月8日，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出台，同样于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此后一大批娱乐类账号被依据新法规关停。
到2018年，在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RSF）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总共180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里，中国大陆继续位列榜单第176名，保持全球倒数第五。
所有这一切，固然都昭示了确切无疑的结果。然而，糟糕的国际新闻自由指数排行、层出不穷的条例与法律，固然能反映中国新闻控制的严厉，及其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但数据与法律，却不能让更多人看到，在此种新闻与媒体环境下，中国大多数普通媒体从业人所经历的日常。
本篇报导采访了超过二十名中国媒体从业者，他们有的从事传统媒体，有的在新媒体工作；有的从事时政经济等“敏感”报导，有的则书写娱乐文化等并不“敏感”的题材……出于对受访者的保护，本篇报导不列出他们的名字与具体供职的媒体名称。
这是一篇中国当代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口述史，在全面审查时代下，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历了愈来愈不自由的从业状态，他们所经历的被审查的日常，有的公众很熟悉，但更多的细节，却可能让人相当陌生。
一、从禁令到法律，不断进化的审查
1、从禁令开始
以前去新闻现场，都是过2、3天会收到禁令；后来在去现场的路上就会收到禁令，但还是会去把采访做了，万一之后还能发出来；但是现在根本不会去现场了，因为绝不可能有机会发出来。
（1）综合性新闻网络媒体编辑，从业经历：6年。
我从业6年来有个感受是很明显的。以前去新闻现场都是过2、3天会收到禁令；后来在去现场的路上就会收到禁令，但还是会去把采访做了，万一之后还能发出来；但是现在根本不会去现场了，因为绝不可能有机会发出来。
现在宣传部下的通知，是全网一概通用的。在没有做成互联网媒体之前，是地方相关部门管我们，但是互联网后，就变成了全国性的媒体，不仅会收到中央层级的禁令、本地的禁令，还有外地宣传部门及网信办的禁令。
曾经做过一个二战的选题，请到的学者谈到了希特勒，学者从学术的角度谈到希特勒功过两面，但被审读员认为不合适，理由是“不可以为二战翻案”。给出的方案要不撤稿，要不删除部分内容，在网站上隐藏这篇文章。
一年前，我还会什么选题都往上报。现在就是做自我审查，有些选题一看就会被毙掉的，也不会往上报。
（2）日报财经记者，从业经历：3年。
我负责抄过一段时间的禁令，禁令每天都会有，会传达到报业集团的传达室，每日所有的禁令都会看到，有些和财经相关，需要传达的必须用笔写下来，拿回去给值班的领导。用笔抄的原因是，不能在网上传播。
有的记者的稿子，涉及到禁令的内容，值班领导就会知道，让记者编辑尽量不做无用功。每天早上报题开会，开会的时候，编辑就已经知道有没有记者触碰禁令。
禁令是有标题的，多数是关于做好XXX的通知，并且有保密级别。但程度的差别，我也不清楚。禁令来源包括中宣部、各级单位或者主管部门。集团的领导是能登到系统，看到所有密件的内容。
一份禁令有多个复印版，最多的时候传达室挤着四、五个人在抄。除了禁止报导的内容，还有鼓励。比如XX市最近开了什么会，希望媒体网站、报纸多多宣传。我记得这些鼓励报导的文件包括：《厉害了我的国》，央视纪录片《砥砺向前，不忘初心》，这些通知我们也要抄。
抄写这些密件是要签字的，如果报社没有遵守禁令，就要追究责任，是可以追查到谁抄了禁令。刚开始我很抱怨，为什么让编辑来干这种事，觉得谁来都可以，为什么不让实习生来。后来理解了这个重要性，这是政治上的重要性。
密件越短，事越重要。某某地方发生的某某事情，一律不准报导，一律官方口径报导，这种越短就越重要。
纸媒印出去就是实体了，值班领导觉得危险，就把稿子暂缓不发，这取决于领导，报纸领导非常谨慎。
（3）全国性综合网媒文化记者，从业经验：2年。
现在审查，不是什么不能报，而是变成了什么“火”，就不能报。不单单是意识型态本身，这个不是重点了。任何涉及公众很大反应，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热点过热了的，就会限制。不仅如此，审查不仅包括什么不能报，而是应该报什么，什么方向报，往积极的方向引导。大方向掌握住，让大家做自我审查。
比如年底北京切除的报导，媒体做的是小人物的辛酸，而不是这件事情是什么的来龙去脉。这个界限，不是通过通知来做的，而是通过媒体自己的判断形成的。不能直接批评政府，但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妥，就用“擦边球”的形式做。
2、内化为自我审查
我在香港待了两年，一年前回内地做媒体，但是对什么是红线、什么是敏感新闻的感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自我审查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
（4）时政期刊资深编辑，从业经历：18年。
现在最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底线”在哪里，底线到底有多低。
大陆对网络媒体的管理，分为“新闻类”和“非新闻类”。非新闻类媒体没有采访权，也就是不能做原创新闻，只能做新闻聚合类内容，并且只能转载有新闻资质(编按：指资格)媒体的内容，这个所谓有新闻资质的媒体，是有个“白名单”的。但其实大量的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都在做新闻，都是打擦边球，只是没有人抓你。但如果他想抓，他就是“合法合规”的。而且这两年，越收越紧。
（5）微信公众号编辑，600万订阅量。从业经历：6年。
官方有个系统会自动审查你的文稿，这个系统有个功能是“敏感词触发”。没有人知道敏感词的词库有多大。我们常常遇到这个情况：一直告诉你“触发敏感词”，你就不停的改，不停地删，直到稿子能发出去为止，完全是靠自我审查。
比如稿子里面涉及“传销”，我都要想很久，所以改成了“骗局”，就把自己阉割，让你在没意义的问题上审查。
在内容上，我们的自我审查基本上都是每个人的“政治素养”。比如自由派，自由派的观点、自由派的词汇、人物都会规避。
涉及到情色，都会规避。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作家，他的自我审查的自动机制，让我叹为观止。比如讲到一段给下半身做改造手术的桥段，他主动说，“我可以把里面的哪些词汇替换成哪些词汇，比如睾丸、阴茎替换成某某。”
（6）周报国际新闻记者，从业经历：3年。
我在香港待了两年，一年前回内地做媒体。但是我对什么是红线、什么是敏感新闻的感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无论你离开这里多久，不会因为你在港媒待过一段时间，你的“政治觉悟”就退化了。自我审查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
令我惊奇的是，那些95年后出生的年轻同事对什么是政治敏感的感知力很吊诡，很多人还是留学回来的。
今年2月，英国首相特丽莎·梅(Theresa May)访华，我整理了中英两国领导人于何年何月曾访问对方国家。当中就提到习近平于xx年访问英国，我身边年轻的同事就说，提到习近平是不是太敏感了？但这根本很荒谬。我不理解他们对“什么是敏感”的判断。
3、最根本的，是立法管控
对新闻管控的法规非常细，要追究起来，就没有哪家媒体的操作是完全不“违规”的。这让每个新闻从业人员都有“原罪”，都是违法的，你看哪家公众号被封号了，有敢去法院告的？
（7）全国性商业周刊记者，从业经历：4年。
说真的，商业新闻泛化的讨论，都是社会新闻。但现在报导的趋势是“在商言商”，不能讨论偏社会的问题。我和公司打交道比较多，现在公司很“聪明”，公关策略非常完善，对负面选题有很好的应对机制，所以有时候不需要我们自己审查，从源头就已经自我阉割了很多真相。
许多UGC平台，大部分内容是监管不过来的，但是如何把这个管起来呢？比如内涵段子、暴走漫画，讲邱少云和黄继光的段子，由头都是有辱英烈，用《英烈法》就能干掉。你会发现，这些好像没什么用的法规，都可以变成打击大公司的由头。
还有“头腾大战”（今日头条和腾讯），因为竞争的关系，两家掐的很厉害，但两家也顺着监管走，互相报复说对方违反相关法律政策，以法律的名义互相攻击。
（8）时政期刊资深编辑，从业经历：18年。
对新闻管控的法规非常细，要追究起来就没有哪家媒体的操作是完全不“违规”的，所以这让每个新闻从业人员都有“原罪”，都是违法的。你看哪家公众号被封号了，有敢去法院告的？而且违法这件事变得“不可测”，你不知道自己违反了哪一条。
现在做新闻，知道“十分”，或者知道什么才是本质，但不能写。要假装不知道背后有大佬，就写表面现象。
很多时候都是自我审查，下笔之前会先想一下，这能不能发出去。过去这几年，时政不能做、后来财经不能做、现在娱乐也不能做，因为会被定性为“三俗”，违反核心价值观。公共场合没有敢言的专家，媒体噤若寒蝉，我真的非常绝望。
二、内容审查：从时政到娱乐，一套全方位的审查体制
1、时政一直是最敏感的
去年报社开年会，老领导说话：“感谢大家把质量降下来了，让我们又安全的度过了一年，没有被停刊。”
（9）时政期刊资深编辑，从业经历：18年。
过去媒体都是追求“猛料”，现在都是看到猛料绕著走。
前段时间拿到个料是涉及军队和地产的，几十个亿，领导下意识反应就是，这个题我们不能碰，让给《财新》吧，这是内地唯一一家还敢言的媒体。不过半年过去了，稿子也没发出来。
内地有真正的敢言的媒体，但之前也都是打“死老虎”（编按：指已经下台或者经官方公布坐实有问题的官员）。现在连“死老虎”都不敢打了，部级以上的领导报导都有禁令。
去年报社开年会，老领导说话：“感谢大家把质量降下来了，让我们又安全的度过了一年，没有被停刊。”这哪是真心的呀，多绝望啊，这个时代。
2、经济与商业，如今也不遑多让
过去我们总吹中国的人工智能如何如何，“中国制造2025”，还没做就开始大吹特吹，现在的基调是都要“保持低调”……人员的流失也很严重。现在周刊从三、四十人到十几人。离开的原因很多，很多人是想不开，也有很多人是想开了。
（10）中央级纸媒经济版记者，从业经验：2年。
一两个月前，河南郑州滴滴侵害(编按：中国网路叫车平台“滴滴出行”五月发生乘客遭司机性侵杀害。)的事情震惊全国，我们策划了一组深度报导，和河南记者站的同事合作。北京这边，我和同事用两天写一篇关于顺风车安全的详细报导，河南那边的记者也拿到了更多的“料”。
稿子刊印的前一晚，我在报社待到深夜把稿子上版，副总编签字，我才离开回家。第二天一早起床，用手机看了下网站，稿子消失了。最后知道是总编把稿子拿下来的，但没有给原因。
我是非常震惊的，我两年前入职媒体的生态环境已经很差，但总以为经济版会好一点，自我审查也不会这么严重。
如果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报导被撤，我是有预期的。但是过往的经验来看，对企业的报导，尤其是像这种涉及公共安全的企业，我们是一定会报导的。差不多过去的一两年，报社一直强调“安全性”，不做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可是现在对企业，尤其是偏社会的经济新闻，审查要求也愈来愈多。
这两个月中美贸易战，4、5月刚开始的时候，领导的要求是“把调门定高一点”，后来经过一次中美谈判后，又“软”了下来。报导不能使用“贸易战”这个字，改用“贸易摩擦”代替，报导更不能详细展开。
现在（编案：采访时为7月初）“调门”又开高了，而且要求报导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摩擦等等，这些都是或明或暗的要求，越来越感觉经济报导都在被操控。
（11）财经广播电台，记者，从业经历：6年。
一条最万变不离其宗的红线是，“唱衰中国”是不行的。
我们的口径，就是地方媒体跟着央媒，只有“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跟著新华社和央视的口径。在财经新闻的日常报导中，如果是股票暴跌，只可以用“下跌”这样的字眼，不可以制造市场恐慌。一条最万变不离其宗的红线是，“唱衰中国”是不行的。
在中美贸易战中，一开始中兴的问题引发关注，但是中兴是不是做错了什么的，这是不能提的，对我国不利的内容是要避免的。过去我们总吹中国的人工智能如何如何，“中国制造2025”还没做，就开始大吹特吹，现在的基调是都要“保持低调”。
（12）全国性商业周刊，商业记者，从业经历：4年。
我们收到的禁令，有时候是传真过来，主编会跟我们说，要不快点出，要不就停。我印象中清除低端人口，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报导都（在网站上）消失的很快。上海携程幼儿园的报导上线一小时就撤了，网站和微信都是我们主动撤的，我们比较听话。
比如《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前三天都没什么事，第四天禁令就来了，让不要写。我们拿到了导演的独家采访，后来就没出。因为不能攻击政府和法律政策。后发的媒体会比较吃亏，一来是有的角度被写掉了，二来是最重要的，值得报导的点也都被监管堵掉了。
在商业报导中，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从社会热点中找商业角度。而为了避免社会敏感，稿子的风险我们就会做自我审查，并选择折中安全的方案，把逻辑调过来，从商业热点中，找社会角度。
人员的流失也很严重。现在周刊从三四十人到十几人。离开的原因很多，很多人是想不开，也有很多人是想开了。
每个月要去集团培训。网信办的人每个月会来集团做培训，大多是关于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培训的对象都是一些内容的把关人，比如微信部门的负责人。
有时候我们的作品就这样消失了，比如发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主编就说赶快做个截图，死了就真没了。
3、国际新闻不能影射
做一带一路的报导，也尽量不要涉及政治，可以做经济、文化的内容。如果是写外国政治，也是做他们本国政治的报导，不会写他们对中国的情况。
（13）全国周报，记者，从业经历：3年，国际。
国际报导中，政治、革命都是禁忌话题。修宪那段时间，就不能提普京，或者其他一些“独裁”的国家，当局会认为这是一种影射。
记得有一次，福布斯公布了2018年最具有权势的人物榜，榜首是习近平。我们的稿中没有提习近平榜首这件事。但稿子发出后，网信办打电话过来批评，稿子也直接被“和谐”了。
用词的把关，报社会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文字校对，不单单是校对错别字。
做一带一路的报导，也尽量不要涉及政治，可以做经济、文化的内容。如果是写外国政治，也是做他们本国政治的报导，不会写他们对中国的情况。
另一点很不习惯的是，我是做国际新闻的，每天必须翻墙。回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换了4次VPN，每次没用多久，VPN就被查封了。但很多都是我付了1年的年费。VPN就废了，连退款的地方都不会有。而我工作过的两家新闻机构都不配备公司VPN，都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可能他们不想承担建vpn的风险吧。
4、人物报导，处处禁忌
“整个文章的基调灰暗，封面不要用这么类型的文章。”……杂志全面转向娱乐，变成娱乐媒体。连微信公众号的名字也改了，变成纯娱乐的公号，写很火的明星。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今年上面批评你们太娱乐了，自暴自弃也不让。
（14）人物类杂志，资深记者，从业经历：8年。
很多稿子，领导会嘱咐一句小心点写。我曾经写过一个人物，表面上看是一个玲珑八面的人，如何取得成功，深层的含义写的是他的退化，稿子背后展现的是现实中的问题。这篇人物稿交给主管部门后，得到的评价是，“整个文章的基调灰暗，封面不要用这么类型的文章。”为了稿子发出来，最后做了很多退让。
以前可以写争议的人，现在变得争议人物也不能写，这也是内部领导自我审查的结果。比如有些负面人物是不让写的，比如陈冠希、PG One，阴三儿（编者著：一个北京地下HIP-POP组合），他们并不是被官方明文规定的封杀，但大家好像都知道他们不可以碰。
说实话，我们的空间就这么点了，主管方没什么可抱怨的了，相反我很感谢我的主管方，他对我们算是比较宽容的。
（15）时政人物杂志，摄影记者，从业经历：5年。
2014、15年，我拍过很多现在看来特别敏感的人物，包括艾未未、贺卫方、徐友渔、浦志强、张思之等等，那个时候这些人物都能做。当时杂志的定位是政商大刊。做过硬时政的报道，有时候把长报道藏在内容里，不写在封面上，比如侯德健这种人，还有环境污染的调查报道也发在这种栏目里。
2015年，我们杂志还引用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因为那个时候纸媒都不行了，但我们杂志觉得还能坚持下去。开年会的时候，酒店门口就贴著这种标语。但那次开完年会，媒体就一落千丈了，我们杂志的境遇也急转直下。
2016年，做了一期胡耀邦的封面，差点停刊。之后杂志开始被清算，并保证不碰这些政治选题。
到2016年下半年，杂志全面转向娱乐，变成娱乐媒体。连微信公众号的名字也改了，变成纯娱乐的公号，写很火的明星。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今年上面批评你们太娱乐了。自暴自弃也不让。“中国有嘻哈”这种节目也禁掉，因为娱乐当中也会带给你自由。
我看到这家媒体从兴盛走到衰弱，好像昙花一现。以前文化人物、娱乐人物是五五开。
现在不是了，无奈之下杂志也不做新闻刊了，改为做时尚刊。明星的比重越来越多，吴亦凡、TFBoys，还有一些网红。
这个时代是话语权下沉的时代。我2013年刚刚入行的时候，至少媒体还是精英时代，精英话语权，文化人决定大众看什么，但现在大家都想看娱乐明星，大众决定媒体人写什么。
我经历过好几拨记者，刚来的时候都是85前（1985年前出生的人），后来都是85后，现在身边的所有记者都是90后。记者的流失太快了，现在工作群里讨论的都是《创造101》和一些热播电视剧。85前的人都去挣钱，一部分去了新世相、36Kr、今日头条。我猜是因为新的科技媒体给钱给的多，为什么呢，有些媒体人不愿做公关，而科技媒体给的多，又没有政治审查的压力，好像是在做有用的事情。
85后的记者比较迷茫。85前是有话语权的，想明白就转向了。85后还没做明白呢，这个行业就完蛋了，自己还没积累好资源，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而95的记者，很接受这些娱乐化的时代，最痛苦的85后的记者，挺迷茫。
我自己是精英文化的拥趸，我自己做不到精英，但我也喜欢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时代无聊，笑点很低。
5、文化娱乐新闻，都在走钢丝
这两年广电总局常常现身娱乐新闻，感受最深的是限娱令变多了。现在对娱乐的管控是抓源头，对整个文化产业的收紧 ，报导口径只是其中被辐射影响的一个小方面……现在微博热搜还增加了一个“新时代”的栏目，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16）新闻类网站，记者，从业经历：3年。
我们做的历史频道偏学术一点，请的也是历史专业的老师和学生，甚至包括一些考古专业的老师。
在这一块“死”的新闻报导中，口子也在收紧。比如3年前，还可以写和毛泽东相关的内容，包括研讨会、讲座和文章。现在就不可以了，知青、文革这些都不行。一句话概括：建国之后的不能碰、建党初期不要碰、晚清的内容要注意。
有时候历史内容，也会涉及到外国的学生运动，这种也不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这种也不能写。
（17）周报，记者，从业经历：10年以上，文化记者。
纪录片涉及文革的，中国负面的都是不能报导的。比如戛纳电影节，王兵以文革为题材的八小时长片《死魂灵》不可以写；昂西动画节，刘建的动画片《大世界》（又名：好极了）也不让做，据说其中涉及拆迁。但不是之前划定框框，这些都是事后才说不能做。最近崔永元举报阴阳合同的事情，上级就说不能做。
（18）门户网站，娱乐新闻编辑，从业经历：10年。
对我们的管理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是从源头，对整个娱乐产业进行整顿。比如 荧屏上不能出现染了头发的艺人，之前红头发的李诞、大张伟，都要把头发染回来，窦靖童有纹身都要被打马赛克。
这两年，广电总局常常现身娱乐新闻，感受最深的是限娱令变多了。现在对娱乐的管控是抓源头，对整个文化产业的收紧 ，报导口径只是其中被辐射影响的一个小方面。
我印像中娱乐新闻的管控从王宝强离婚开始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具体的禁令，只有些口头传达。王宝强的离婚案负能量太强，这种明星出轨、劈腿影响社会正能量的新闻，就不能大肆报导，或者首屏推荐。
娱乐新闻越收越紧，加上每家媒体的自我审查，肯定是我宁可严格点，不要出错就好。
微博热搜新闻出事之后，（编者注：2018年5月新浪微博发布《关于加大力度处理热搜榜热门话题榜刷榜行为的公告》）也做了些变化，比如流量极高的内容，就会限流处理。有些热搜就会降级，可能本来进前十的，就会往后排。现在微博热搜还增加了一个“新时代”的栏目，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还会有些热点的帖子，转发评论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隐蔽，只有自己看得见，别人是看不见的。
娱乐报导中，每年会有些新闻限制用词的规范，比如标题中不得使用撕逼、逼格、屌丝等。
禁韩令期间，卫视、网站、传统新闻都会不去报导韩国的娱乐新闻，如果有的话也尽量放在栏目下面，而不是首屏推荐。
涉及政治的娱乐新闻是有明令禁止的，比如崔永元，因为涉及国家税收问题；去年很火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播到后半期的时候，舆论的焦点都在腐败上，在报导上就要求降温。《我不是药神》也是，凡是舆论引向政府的都不行。
近十年的娱乐新闻，都以明星八卦为主，但是这两年，这些都不能做了。著名的狗仔卓伟的工作室被关闭，一大批娱乐公众号突然之间被关掉。
娱乐圈还多了很多敏感人物，比如被官方封杀的PG One，不能起用劣质艺人，比如黄海波、柯震东，吸毒嫖娼等刑事案件之类的 。还有些涉及香港的艺人等，这种情况，之前并不多见，我能够想到的，也只有拍了《色，戒》的汤唯。
电视剧内容创作的限制更是名目繁多，一轮一轮的，最早是不能穿越，不能清宫、不能抗日，不能宣扬同性恋、内容里不能炫富等等。就是过于八卦的报导方式，会增加政策性的风险，但是娱乐又离不开八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娱乐新闻都变成了走钢丝。
对我们的管理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是从源头整顿。比如在萤屏上就不能出现染了头发的艺人，之前红头发的李诞、大张伟，都要把头发染回来，窦靖童有纹身都要被打马赛克。
《极限挑战》当中，被延期了好几期，因为有一期反间计的内容，被认为影响人民团结；《明星大侦探》中，“杀手”这个词不许用，改为“神秘人物K”，“死人”也不可以，都影响青少年，改为“昏迷”。到了暑假，又有“限娱令”，（编者注：宣传部门以保护年青人为名，开展新一轮的限娱令，致使很多综艺节目下架。）电视剧内容创作的限制更是名目繁多，一轮一轮的，最早是不能穿越，不能清宫、不能抗日，不能宣扬同性恋、内容里不能炫富等等。
就是过于八卦的报导方式，会增加政策性的风险，但是娱乐又离不开八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娱乐新闻都变成了走钢丝。
又比如，明星袁立爆料，有的女明星为了红，竟然天天吃斋念佛，并到泰国请小鬼，把尸油涂做成口红在嘴唇上，上了热搜前三。这种微博就会上热搜，但新闻就不会做，因为涉及封建迷信。
虽然禁令这么多，但你去网友的评论区，看到的留言，也都是小粉红居多。网友的政治觉悟都特别高，徐若瑄下面就会有人评论：“台独女明星怎么可以报导”。黄秋生下面就有人说，“港独分子，怪不得找不到亲人”。限韩令报导下面，就会有网友说，“应该一直限下去”。
6、读者互动，重重设限
（19）综合性新闻网络媒体，编辑，从业经历：6年。
我负责的栏目，是一个请新闻当事人或者新闻相关领域的专家和网民互动的栏目。和一般的新闻操作不太一样，一般新闻的内容是由记者编辑把关，但网友的评论我们是无法编辑和修改的，我们不能告诉网友，什么你能说你能写，什么你不能。
这本来就是个互动栏目，也不可能关掉评论区。所以我们就会审核，一来是有个敏感词词库会自动过滤，有敏感词的内容是无法发出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对评论区的内容做人工检查。
新闻的口子越来越小，以前还可以做LGBT的话题，2016年开始就不可以碰了。很多帖子讨论公权力，比如城管、基层警察，就会有很多读者在下面爆料，这种爆料贴是一定要删的。
三、把新媒体全面管起来
1、风声鹤唳的微信公众号
以前腾讯会先警告，几次警告后，暂停一周，或者暂停一个月，腾讯今年已经封了十万个公众号，这个数据还是很吓人的，当然有些可能内容特别low的，但也包括品相不错的优质媒体。
（20）订阅人数100万以上的微信公众号，从业经历：2年，非虚构类内容编辑。
对于微信公众大号来讲，没有传统媒体的审读员制度，但大家都需要清楚边界在哪里。
据内部经常交流的信息看，网信办这半年已经有个部门在监控这些公众号，以前是删除稿子、甚至删除后台的资料，现在是直接封号。而这个工作可能已经不是腾讯在主导，他们可能只是配合操作而已。
“毒舌电影”（编者注：报导娱乐电影八卦的微信公众号）那一拨封号，虽然找了很多网信办的关系，但都没有用，因为是被直接点名的。那段时间咪蒙（编者注：微信公众大号）被关小黑屋，变相是保护了它。
经过这一波波的打击行动，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在封号高峰期，我们自己也主动删掉了一批稿，第一类就是涉及政治的，我们绝对不会发。那些和政治“打擦边球”的，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删，比如清除北京低端人口，和大环境相关性比较高，我们就删了。
还有一类是“三俗”，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俗”（编者注：庸俗、低俗、媚俗），比如和性有关的，LGBT也是。我们以前做过和监狱有关的故事，但如果我们觉得涉及公检法（编者注：公安、检察、法院）的也会主动删掉。
在这点上，传统媒体比我们更严格，他们收到的通知，可能是连“负面情绪”都要限制。
网络媒体是没有采访权的，我们也怕管理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所以哪怕我们自己采访的，我们也会不写“采访”两个字，改为“记录”。虽然没有明文要求，但这都出于对自己的保护。
现在的处理很多时候是无规则的。以前腾讯会先警告，几次警告后，暂停一周，或者暂停一个月，腾讯今年已经封了十万个公众号，这个数据还是很吓人的，当然有些可能内容特别low的，但也包括品相不错的优质媒体。
创业项目的压力很大，因为成本高，所以我们很珍惜这个机会，不敢在安全性上马虎。比如毒舌电影被封后，当时500万的大号，现在改名，订阅数量一定是掉的，虽然恢复了一年，也恢复不到最好的时候。而且也不能用原来的名字，这对品牌的损失是很大。积累一个品牌很难，推倒它很容易。
投资人和我们开会，也经常会讨论如何应对风险。比如《好奇心日报》被暂停一个月的事情一出，我们就会沟通一下，是不是现在的风声又紧了。
新媒体人的安全感都不强，微信的红利期过去，现在是下行阶段。又没有其他大的流量平台出现。内容、传播渠道、商业模式，这些都是问题。
（21）订阅量600万以上的微信公众号，从业经历：6年，都市话题编辑。
我们大多时候写情感类的内容，红线没有这么多。但也感觉到风向收紧，内容提到犯罪、诈骗、死人、社会不公平造成的人间悲剧都要删稿。
我们写的内容其实是很软性的，比如都市年轻人的生活。但当中会涉及一些内容是不允许被报导的，比如性伴侣，不能采访有多个性伴侣的女性；写快手，快手被整顿之前，讲快手的各种怪现象，快手被整顿后，稿子也被删了。
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中国什么东西都在改变。
我们是微信大号，各方面对我们的关注就更多，比如税务、分销方式、线上销售，工商就会来关心一下，告诫你不要出线。我们办公室所在的片区宣传口，也要我们加入当地的工会，我的真名和电话就莫名其妙的被记录在案，还会给我发信息，比如：“一起向上，学习习主席的讲话。”
一般只有官方背景的大媒体才会收到禁令。网络平台，比如新浪、腾讯这些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之后宣传口径的消息会扩散开，扩散到新媒体自媒体。你要是敢发，你就踩线了，看上面弄不弄你。
我们大多时候写情感类的内容，红线没有这么多。但也感觉到风向收紧，内容提到犯罪、诈骗、死人、社会不公平造成的人间悲剧都要删稿。
“红黄蓝幼儿园”的事情，驱逐“低端人口”的事情，大家都很不忿，自媒体做了一批快递小哥、外卖、超市的小两口，北京小人物的稿子，但这类报导很快就被删了。后来北京的领导下去和这些人握手，说了通要尊重这些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的话，官媒就各种转，我真的特别生气。
2、新媒体新闻平台：“不生产内容，但要对内容负责”
（22）互联网新闻平台，项目经理，从业经历：3年。
平台也要有“价值观”，也就是虽然平台不生产内容，但是有责任对内容负责。
我们是大的信息发布平台，会源头上控制非机构创造者来做新闻。对UGC（编者注：用户原创内容）来说，是不能碰政治和社会新闻，那剩下的只能做娱乐和搞笑的内容。我们有一个内容质量中心，数千人的规模，在国内国外都有。要做的就是配合各国当地的政策，“反低俗、反色情、反谣言”，并且按照禁令执行删稿。而事实上，这些标准都不是内生的，都是外部对我们的要求。
3、只能“歌颂正能量”的短视频
我不满意对猎奇新闻的消费，一味的追求流量，也不满意对“官媒”的“跪舔”。觉得一切越来越没意义后，我最终只能选择离职。
（23）短视频网站，视频编辑，从业经历：3年。
我是2016年加入公司做时政新闻，打出的口号是“短视频界的澎湃”。后来因为一个短视频的新闻事故，触碰了某些政治敏感新闻，就彻底转向娱乐，做“知音体”（编者注：中国大陆以煽情情感故事为卖点的杂志）类型的短视频了。
最大的变化以“官媒为荣”。过去的官媒其实是被“污名化”，大家都嘲笑官媒，现在，如果是哪个视频被人民日报、紫光阁的官方微博转了，大家都觉得是种荣誉，要拿出来大说特说的。
一开始做短视频报导，会陷入一种流量的狂欢。很多视频被点击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都有。然后就容易沾沾自喜。但其实这件事情到底怎样了呢？它就是个热点，一阵风就没了。做得越久，就越感受到这种狂欢后的虚无。
刚开始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很期待的，新的新闻形式，几个亿的投资，被挖过来的记者都是另一家大媒体的资深记者。当时的选题，都是要做调查、纪录片这样的短视频，因为那个时候的纸媒、电视媒体已经不行了，我很看好短视频这个新的介质。最开始，也做过轰动的报导，凉山孤儿、未成年人工厂等等。
但是一开始做调查新闻，就“掰掰”了，互联网媒体没有采访权，禁止新闻短视频网站，所以后来只能做些社会边角料的报导。为流量考虑，做9岁少女怀孕，后来这种也不让做，因为属于“三俗”新闻。
接着就只能做小伙到火场救人，公交车司机急刹车救人这种“暖心”的报导。但“暖心”是这个社会的真相吗？还有做些做“歌颂正能量”的报导，最美女警、最美城管、最美公务员，这些有意义吗？
我不满意对猎奇新闻的消费，一味的追求流量，也不满意对“官媒”的“跪舔”，觉得一切越来越没意义后，我最终只能选择离职。
（江雁南，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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