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军训：迷彩崇拜与威权国家的上行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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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每年中国大陆学生军训的时候了。全国各地轮番上演以下的场景：成千上万的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穿戴著劣质的、迷彩图案的衣帽，在烈日下列队站立，转来转去，每个人都汗流浃背，而教官则在一边的树荫下喝著冰冻的矿泉水。

这种布满迷彩的景象似乎满足了我们脑海里对“军事”二字的期待，但经常爆出教官肆意妄为体罚学生的消息让人不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军训的意义，以及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谁从中受益？

1955年，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高等院校进行学生军事训练的请示报告，随后在北京体育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开展军训试点。其后，军训学校的范围不断扩大，直到2001年4月28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把军训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高等学校、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

在今天的中国，支持军训的声音时常以“古今中外都有”、“增强国防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和“磨练意志”为理由，来试图对抗越来越多的针对军训的批评，但是当权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意意识到，军训已经只剩下了形式，甚至已经过时。

中国式的军训还能不能叫军训？

如果按照“历史悠久”的角度来看，那么中国现在的军训只能用粗糙、单调和低级来形容。

民国时期，所有大学、高中等学校的男生都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每年暑假接受连续三周的军事训练，教官由陆军学校毕业生担任。训练项目包括学习军事学识、培养优良德性及生活习惯，前者包括学科及术科。学科包括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防空常识、战车常识、卫生急救等。术科包括徒手教练、持枪教练、测图实施、弹药射击、夜间演习等。

而今天中国学校军训的主要内容已经只剩下了站队和叠被子，就连大学生的射击训练近几年也出于安全考虑被大面积取消，本应该是核心的军事内容早已经不见踪影，不管是时间长度上还是内容上都已经同之前的军训大相径庭，就连教官也大多不是现役军官。所谓“历史悠久”其实不过是尝试捏造虚假的正当性，表面看是一脉相承，其实是狗尾续貂。

虽然说是狗尾续貂，但是既然有人去续，说明这其中有利可图。如此单调的军训其实更像是一场又一场针对学生的有组织的暴力和虐待。另外，军训期间对学生通讯权力的部分或全部剥离造成了学生们信息的真空，这种真空为思想的灌输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填满这种真空的，则是教官口中的对军事力量的崇拜以及民族主义煽动性言论，而这两种思想组合在一起便成了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思想——将军事力量视为了国家安全的基础，把对某些国家（如日本）的复仇当作民族耻辱的正当回应，甚至有扩张的倾向。更讽刺的是，中国的媒体似乎从来不敢把军国主义这个帽子戴到自己人的头上，而只是用来隔著海骂日本的右翼，尽管铺天盖地的抗日神剧和强军口号已经脍炙人口。

如果压迫是“集体”存在的原因，那么压迫不在了，“集体”也将随之消失。更何况，这种所谓的“集体意识”倡导的是将集体中非核心个体的权利剥夺，只是呼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极权工具罢了。

如果把军训看作是一种兄弟会式的“严峻仪式”的话，那么军训支持者的“增强集体主义意识”或许还站得住脚跟。Elliot Aronson在其著作《社会性动物》中提到过一个“小组讨论过程的动力”的实验，实验就加入讨论会的入会仪式设计了三个变量，即严峻仪式，温和仪式和没有仪式。结果表明，经历温和仪式或根本没有经过入会仪式的学生们认为团体讨论会比较枯燥乏味；而那些为加入这一团体受过折磨的人（即经历严峻仪式的人）则认为，它的确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讨论。

按照E.Aronson的实验结果，折磨人的军训似乎可以让学生对学校进行更好的融入，但是现在许多学校都开始为了提高教官和学生的人数比而实行错峰军训（即某些大学把军训放到大二开学前进行），军训真正带来的入会仪式感已经消失殆尽，另外，军训的时间短也使得这种仪式感的维持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如果压迫是“集体”存在的原因，那么压迫不在了，“集体”也将随之消失。更何况，这种所谓的“集体意识”倡导的是将集体中非核心个体的权利剥夺，只是呼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极权工具罢了。

总有一些人，只是因为自己在虐待中活了下来，于是不仅不憎恨施虐者，反倒去感激施虐者的不杀之恩。那些经历过军训，又用“磨练意志”来为军训开脱罪名的人恰好就是如此。人的意志绝对不是几周的军训就可以磨练出来的，而且，也没有人有权力去打著“磨练意志”的理由去虐待别人，因为只有虐待才是事实，只有军训基地糟糕的居住环境，不洁的饮水，偷工减料的饭菜以及学生身上穿著的质地低劣的衣服和散发著刺鼻甲醛味的腰带才是事实。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能磨练出意志，那也必将是表面言听计从，内心里坚决反抗的意志；这种条件下，如果养的是真正的士兵，那么这些士兵也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

中国式的军训，已经背离了军事训练的初衷，留下来的只有暴力，以及给暴力当作借口的对迷彩符号的崇拜。

军事化管理：迷彩崇拜的最终形式

事实上，军训只是中国教育迷彩崇拜的冰山一角，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维持广大“超级中学”和“戒网瘾学校”的“军事化管理”。

“军事化管理”是军训的进阶，它保留了恐吓和暴力，尽管现在许多地方在施行过程中暴力有所收敛，但是软性的暴力与无微不至的监控则更令人发指，对学生带来的恐惧和羞辱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的许多中学里，学校通过班主任负责制和吹毛求疵的绩效考核通过老师向学生施压，学生们在寝室里也要受到生活老师的监视。这一切在学校口中，都是为了学生的成绩，学生意见的反馈渠道也就此关闭了，学生就算是抱怨也只会被家长和学校不以为然，还会反过来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俗谚来教育学生，尽管他们就是“苦”的源头。

对于“军事化管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就算是心痛也会忍著，指望著用学生高考中考成绩做招生广告赚更多择校费的学校则更是不亦乐乎，但与此同时，夹在学校和家长之间的学生和老师则只有腹背受气，他们虽然是教育这件事的核心，但是在家长和学校的名利观里已经是最不重要的那一环。学校和家长都只想要结果，至于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学校走在极权压迫的一端，而另一端，则是把孩子的所有教育责任都推给了老师和学校的家长们。

在这种环境下，教育已经偏离了它育人的本分，沦落为毁人不倦的机器。而学生作为受害者，则是从小就被训练成为一个巨大数字中的一员，被扣上锁链，被剥去可以引以为豪的个性。

杨永信和豫章书院是针对“问题少年”的，那么“军事化管理”似乎印证了某些人的观点：所有学生都有问题。而这种问题，不是别的，不是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而是“不服从”，而教人服从似乎比教育本身更重要。而这种教育，仅仅对学生进行了打压，让他们服从，却没有鼓励他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这与对动物的驯服无异。

归根到底，“军事化管理”只是一个教育者假借军队迷彩符号和煽动性口号对个体进行自由剥削的名头，与军事无关，也算不上是管理。所谓的“军事化管理”更像是一场大型迷彩cosplay，管理者可以借机得到“指挥官”的角色，将许多甚至平日里视作过分的压迫都变成理所应当，而他们自己沈迷的迷彩假象则成了他们对自己为所欲为的辩护。在这种环境下，教育已经偏离了它育人的本分，沦落为毁人不倦的机器。而学生作为受害者，则是从小就被训练成为一个巨大数字中的一员，被扣上锁链，被剥去可以引以为豪的个性。到头来，好多人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死了，只是苟且到了几十年后才烧成灰装进盒子里面埋下。

学生都有问题：代际偏见还是集体主义裂痕？

对于那些鼓吹军训教育意义的人来说，年轻一代的学生是“娇生惯养的”，需要进行管教。可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对年轻一代的代际偏见。这种标签化的代际偏见在中国已经脱离了社会学研究的本来用途，而是随著以偏概全的猎奇社会杂闻，成为了代际冲突的符号。这些偏见同时变成了虐待和暴力的理由。如果我们只去思考“学生有什么问题？”的话，便是走进了为暴力开脱的陷阱，提前定下了“学生有错”的成见。很多教育者也是如此，他们受到这个陷阱的诓骗，选择相信可以用最极端的方法来解决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之所以说问题不存在是因为，这种代际偏见的核心是偏见，而并非是代际关系。事实上，这种偏见的产生出于某些人对代际理论的误解，更是出于他们的自以为是。曼海姆在《代问题》里面写到过：“代际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由新的年龄群体不断出现的过程完成的。”这里的“年龄群体”体现的是一个社会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而并不是用来像“90后”这种标签一样，形容时间跨度很长的、内部差异巨大的群体。这种错误的理解导致了标签的笼统与失真，给偏见的产生带来了机会。

这种偏见是永远不会消除的，不仅因为人类的傲慢是无法改变的，人类代与代之间的的时代精神也是不同的。两代人是不可能生活成长在同样的环境的，因为人类所处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变化是经济上的，而非政治上的，虽然政治的变化会影响经济，但是人最终感受到的，是经济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并不一定是欣欣向荣的，它可以是增长也可以是衰退；这种改变也不一定是掉头式的或者十分激烈的，因为即使是微小的不同也是不同，在趋同的文化里，这必将引起冲突，而这种冲突，会成为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的内部垮塌的源头。

一个威权国家的上行下效

不管是军训还是“军事化管理”，利用符号进行的压迫更像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缩影。

儒家“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在今天，仍然是活跃的。但是，这种已经实行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是难以消灭“不服从”的，这看上去是徒劳，但事实上，正是因为不服从是难以消灭的，上下地位之间的冲突也一直存在，所以它成功地用无休止的私人领域的内斗消耗了人民的精力，使其无暇对统治阶级造反。

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让中国社会与霍布斯笔下的社会十分相似：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儒家的等级体制进行互相的争斗，社会建立在恐惧和理性的自利上，只不过，中国人似乎没有打算将自己的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放弃从而迈向文明，因为所有人都是权力滥用的受害者，但同时只要他们遇见机会，又会迅速成为更加狠毒的施暴者。多数人从来没有真正地盼望过平等，对于特权也没有真正的憎恨，他们真正憎恨的，是自己不具备这些特权的现实。这是一种中国人对自己的奴役，但是所有人都乐在其中，就像毛泽东曾经说的那样，“与人斗其乐无穷”。

那么，从中获益的到底是谁呢？毫无疑问，最终的受益者是安逸地呆在等级鄙视链顶端，像看戏一样俯瞰众生的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来说，保住他们的位置是最重要的，而至于人民的心理与身体健康，则是最次要的，毕竟只要他们不造反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