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从路西法效应看中国——谁来反抗集权体系的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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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时，我参加了某个基金会举办、与中国事务研习有关的营队活动，活动吸引人之处在于主办单位会在活动结束后选出四位成员前往中国交流；于是在一整天的会议上，参加人无不尽全力表现自我以及举手发问。由于我不具有政治相关学系背景，听著每个人不断提出能够显示出自我知识与智慧的问题，让也想借机去中国一探究竟的我，产生心急与表现的欲望。

活动中一场与时任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先生的座谈会上，我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发问的机会，不过也许是过于心急，也许是过於单纯，我发问的内容虽然是我最想知道的事，不过也因为太没有修饰，导致问完一瞬间场地里产生的温度差，到现在我还可以重温那个冷与定格。

“为什么中国会想要打压台湾？”

我这辈人，在学校学中国历史地理、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目标是要将我们培养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我永远记得在2003年，我被室友叫去看一段影片：中国驻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沙祖康面对台湾记者的询问：“你们听到台湾2300万人的需要吗？”，她直率地回应一句话：“早就给拒绝了！没听到大会做的决定吗？谁理你们？”

如果“打压”可以有个样子，那他会长得像沙祖康，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对台湾的打压，那绝对是“早就给拒绝了！谁理你们？”

中国的打压不仅只针对台湾、对于西藏、对于新疆、对香港、对于少数民族、对于低端人口、对于同性恋、对于法轮功、对于政治犯、对于刘晓波、对桂民海、对华涌、对李明哲、对周子瑜、对族繁不及备载。

这些打压的态样从不让使用自己的名字、拒绝正义、剥夺人身自由到身心上的伤害、甚至是剥夺性命。是种利用权力损害人或族群的作为，实质上是一种恶，而为恶之人明确知道自己正在为恶。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对于人性，我始终相信本善。一个三岁的中国小孩，不太可能选择欺负台湾小孩；一个成熟的中国人，也不太可能一见到台湾人就要求臣服，是什么，让人从善跨过线到了恶？我后来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得到了解释，而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案件可以是我们了解中国打压的切入点。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Abu Ghraib torture and prisoner abuse）发生于2003年，背景是在美军占领伊拉克后，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发生一系列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件。伊拉克战俘被虐待、被要求相互口交、鸡奸、被当成狗用牵绳拖走著、被要求全身赤裸叠成人体金字塔、被毒打、被电击、最后还被拍下照片，由微笑的美军人员相互留念。

事件爆发后，各种检讨、调查报告出炉，人们说这是少数的坏苹果所犯下的罪行。但身为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审判时的专家证人菲利浦·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有不同的解释，他在2007年将长久以来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整理归纳后，出版了《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一书。

存在系统中的“权力”，尤其是无制衡的权力，是制造腐化情境的的因素。

菲利浦·津巴多是著名“史丹佛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的计划领导人，这个计划目的在于研究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作用。所有参与实验的人都是来自于史丹佛大学的自愿学生，他们因为实验提供的高额报酬而前来，津巴多教授对每个申请者做了心理测验，最后选出24位身心皆健康的学生，他们被随机区分为两个团体：狱卒与囚犯；狱卒穿上代表权威的制服、囚犯除了囚衣外，被用编号来称呼。

第一天两方都还在摸索自己角色，但是毕竟是正常的大学生扮演，对于不公平的要求一定会有所反击，于是第二天囚犯们就发起一场暴动，挑战狱卒。津巴多教授要求狱卒们控制情势，狱卒们受到权威者的命令后开始压制囚犯，要求囚犯劳动或体罚他们。这个计划原本预计进行2周，但是到了第6天，那些出现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中打压样貌已经全部出现，津巴多教授在自己同事的提点下紧急中止计划；有三分之一的狱卒被判定为具有虐待狂的倾向（如果以机率来说，正常社会中大概只有1%的人有这样的倾向），有2名囚犯精神崩溃；而在六天之前，他们都还是健康的大学生。

路西法（Lucifer），原本是上帝最爱的天使，最后堕落成为恶魔。津巴多教授作出一个心理学定义：“恶是行使权力来故意对他人进行心理、身体伤害，残害他人生命或思想，犯下反人道的罪行”。至于恶是如何发生的呢？津巴多教授说：心理学家关注个人的特质，解释个人为何为恶（为什么苹果会变坏？）；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是舞台上的演员，不同情境下会有不同的角色扮演（什么样装苹果的桶子会让苹果变坏?）；津巴多教授更进一步提出，存在系统中的“权力”，尤其是无制衡的权力，是制造腐化情境的的因素，而系统所指的是法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等等。（是不受监督的权力让桶子变坏，再让苹果变坏）

津巴多教授在TED的演讲中提到：

“如果你想改变一个人，你就得改变其所处的情境。 如果你要改变情境，你得知道其权力存在于系统的何处。 所以路西法效应牵涉到理解人性转变是如何受到人、情境、系统三项因素影响，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会怎样影响情境？ 情境如何影响人们？ 制造并维持该情境的系统是什么？”

路西法效应的中国视角：中国就是一个庞大的监狱

在中国，没有任何反对党存在；在中国，共产党有绝对的权力；在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一切的恶而不被拘束。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无论是实体还是网际网路意义上的，中国就是一个庞大的监狱。

在这监狱中，有狱卒、有囚犯、也有更多中性且看似自由的人们，这些人们或许想要变成狱卒，但是也有可能在下一秒就会变成囚犯。只要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监狱内的个体，他们有至高且不受制衡的权力来打压、来为恶。

中国不仅对内形成了路西法效应的系统，更透过金权的力量，想要利用锐实力（sharp power)改变其他国家的系统。

对台湾，共产党压抑不让我们使用自我认同的符号、不让我们与外界交流；对新疆、对西藏，共产党剥夺他们的信仰、文字、语言与认同；对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共产党严格控制言论、箝制思想、任意施予刑罚。外面的人会说，这是共产党为了维持稳定的不得不为的手段；不过这也是共产党要让你们这么想的，没有什么恶是可以不得不为的，人性尊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的剥夺都是错误，何况仅是为了某个组织的存续。

中国不仅对内形成了路西法效应的系统，更透过金权的力量，想要利用锐实力（sharp power）改变其他国家的系统。如果说中国最大的成就是让数亿人人脱离贫穷，那中国最大的影响力则是让数亿其他国家的人民害怕变贫穷。从刘晓波与挪威鲑鱼、从萨德到韩国乐天公司、从民进党上台与中国游客不来，中国让你面对人生最深的恐惧，让你不会想要质疑他营造出的体系、不会对他挑战人权议题。

路西法效应的救赎：平凡英雄

然而，津巴多教授认为人始终存在善恶的两面，我们可以决定为恶，当然也可以决定为善。他认为路西法效应不仅只解释了平凡人成恶的原因，也说明了平凡人有一天可以成为英雄，而“英雄”是恶的最好解药。大多数的英雄可以是平凡人，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平凡的行为。津巴多教授说英雄主义之关键有二： 一、在众人消极冷漠之时有所作为。 二、作为必须以社会为中心，而非以自我为中心。

揭发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是个下级的军官，而停止史丹佛监狱实验的是津巴多教授的同事。津巴多教授认为情境是有力量的，情境可以刺激一些人内心的敌意想像，使我们成为恶之犯人；情境同时也可以激发另外一些人内心的英雄想像。津巴多教授认为透过教育系统推广英雄主义想像，会让人们学到：

“我是那个等待中的英雄，等待合适的情境出现，届时我会行英雄之事。”

英雄想像已经渐渐不存于中国人的脑海中，“一个小孩、一套房子”是他们唯二所需。

自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广为传颂的英雄了，最后一个中国英雄，是那个挡著坦克车前进的背影。

现在的共产党让每一个英雄最终都需向体制道歉，也让每一个支持英雄的国家最终都需为人民币跪下磕头。英雄想像已经渐渐不存于中国人的脑海中，“一个小孩、一套房子”是他们唯二所需。生活的确变好，活得像个人，但在中国这个监狱中，狱卒随时都会找上门，体系随时都有可能将你转为囚犯，剥夺你的所有，让你变成低端人口。

路西法效应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拥有单一集权未受监督权力的危险性，外界的噤声与姑息则使得体系内的个体逐渐缺乏英雄主义的想像，整个体系进入恶性循环，各种恶的作为不断累积，而为了压抑社会的不稳定，中国的维稳费用也已超过军事费用。

对于身在台湾的我们，我们必须有以下的省思，当李明哲被认罪被道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下一个可能会是自己？当中国对台湾释放31项惠台政策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是另一则招募自愿者参加“史丹佛监狱实验”的广告？

台湾身为被中国共产党打压的对象，我们可以做的其实比严正抗议还要多。被中国共产党打压的诸多对象中，台湾是其中能力最强、资源最多、连结最广的；我们要问自己的是，如果我们这么有能力，我们愿不愿意支持那些已为数不多，但勇于挑战中国共产党系统的平凡英雄；让中国内部因路西法效应而生的恶行，能因更多英雄的出现而被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