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手记：被凝固的雄安

编者按：中国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已近一年。这一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历史性工程，在过去一年频频见诸报端，也被外界视为“中国梦”的模范之城。临近北京和天津、在开发上近乎一张白纸的雄县、安新和容城三个县城，承载了习氏对于中国“大城市病”的解决之道，也满足着人们对于未来城市的想象——绿色宜居、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开放先驱。

目前，中国三大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已全部进驻雄安新区，其中阿里巴巴还与新区达成战略合作，声称要打造“以‘云计算’为基础设施、‘物联网’为城市神经网络，‘城市大脑’为人工智能中枢的未来智能城市”。同时，新区管委会介绍，未来新区的就业者都将被建立城市诚信帐户，“你开个大平治（Benz，又译宾士、奔驰）每天上班，不如我骑共享单车积分高；你租个大房子一个人住，不如我一家数口租个小房子积分高；我十年积分够了可以买房子，你分数不够继续积分，你想买的房子越大你需要积分的年限越高。”

在过去近一年时间里，这一被冠以“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习近平自上而下的造城之梦，在执行中会否面临层层阻力？身居其中的普通人，生活又如何被种种政策所重塑？端传媒记者多次走访雄安，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这场变革中的故事。

崔喜军家的石材生意在2017年4月1日停摆。

那天，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占据了所有媒体的头条。官方媒体新华社的通稿上说，雄安“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并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河北保定下辖的三个县——雄县、安新和容城被划入其中，初步开发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消息一出，携成捆现金来买房的外地人将通往三县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他们都看准了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潜力——地理位置优越、发展空间充裕，最重要的，是国家级的政策扶持——不少人都认为，习近平希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为“中国梦”的模范之都。

千年大计，那是什么概念？

家住容城的崔喜军还来不及琢磨这个好消息，禁令已经一道接一道下来了：正在建的房子全部停工、房产交易全面停止、冻结户口迁入、冻结工商注册……整个雄安在一瞬间被冻结，他家的石材厂也一夜之间没了生意。

崔喜军想着等一等，说不定过了十九大会有变化。以前不都是这样吗——开大会前啥也不让做，但会后就“松绑”了。他等啊等，过了十月，大会开完了，县城里依旧不让盖房子，工厂里的石材落满厚厚的灰。崔喜军忽然醒悟过来：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估计这禁令一时半会儿解不了。千年大计，那是什么概念？他崔喜军可不敢妄下论断。在等待“大计”落地的日子里，崔喜军们的生活彻底凝固了。

今年1月底，我到崔喜军的石材厂拜访他。前几天下过一场雪，无人清理的积雪已变成灰黑色的硬块，紧紧抓住路面。纵深十几米的院子，生产石材的设备被整齐归置在一侧。走进他超大的办公室，墙上的大理石招牌上嵌了“喜军石材”四个字。右手边的空间展示着各类石材成品，左手边堆着几十盒膏药——在明白石材厂已“无力回天”后，崔喜军遣散了员工，现在自己做起了膏药买卖。他说这款膏药曾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治疗颈椎病、腰椎劳损、产后月子病等一系列病痛。

“比做石材生意好，以前卖石材还有原料费，现在卖药，没卖掉的都可以退回去（给经销商），”崔喜军脸上看不到任何不愉快。他不愿谈论石材厂关闭带来的损失，不过，问及现在卖膏药的收入，他也含混带过。

膏药一盒售价150元。在我和崔喜军交谈的一个多钟头里，一名五十出头的男子来买了5盒，不一会儿又回来退货，崔喜军都和颜悦色地给退了。

崔喜军今年55岁，两个儿子30岁出头，分别育有一子，全家总共8口人。那个下午，一家人懒懒散落在沙发、椅子和墙角，有的玩手机、有的闲聊，看起来有些无所事事。

这样的场景在容城并不陌生。

在期待之中

在容城街巷的理发店、家政所里，常常见到面无表情的店主们，眼睛黏在手机上，懒懒地回应记者：房租涨疯了，生意却不怎么样。一家化妆品店的年租金从4万涨到16万；一家婚庆公司的年租金更是翻了十倍，店主干脆退租关门——不做生意还能少赔点。但房东们则坚信，很快会等到付得起租金的房客，于是街道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店铺大门紧锁，上面贴着招租电话。

容城县曾被称为“北方服装名城”，有着大大小小近千家服装厂，2016年，该县服装业产值超过250亿元。在设立新区的计划公布后，以各大建筑公司为首的中央企业和大型民企纷纷到容城开设办事处，他们匆忙租下容城主街道——奥威路上的服装厂房，有些甚至来不及拆下原来的招牌，便在旁边竖上新招牌。一家尚在开工的服装厂老板告诉我，多数服装厂都会被迁往河北其他城市或远赴新疆，不少当地人因此丢了工作。

如今的奥威路被容城人称作“央企一条街”，租金至少涨了十倍。据说最贵的铺面，年租已超过400万人民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企业入驻雄安的动作更像是一种示好、一种对新区未来的笃定。因为，无论雄安新区的宏图大计如何好听，具体的规划和时间表仍未见端倪。这些企业每月支付十几万的租金，却和雄安新区的百姓一样，陷入了等待之中。不少企业大门紧闭，我三次拜访容城，京东办事处的卷帘门从未拉起过。

但涌入的大企业已经抬高了租金，租金暴涨又带起了物价。豆浆油条从3元涨到6元，理发从15涨到20元……唯一没涨的，是当地人的收入。

在容城县南八于村，胡家开的小超市最近收入锐减一半，“他们（村民）都不挣钱了，自然舍不得花。”同村的张大娘今年66岁，此前一直帮附近村镇上的人盖房子，一天能赚150元。4月1日以后，房子不让盖了，张大娘也跟着失业：“就待着呗，省着点花钱，凑合地活着。”

邻近的南文营村，之前几乎家家生产毛绒玩具。文大姐今年55岁，一家11口人，在离家不远的白沟镇开了个小型毛绒玩具厂。设立新区的消息公布后，他们便跑到附近的唐县租了个小厂房，因为担心上面突然让搬家、一时找不到地方，只好先占下一块地儿，一年一万多的租金白交着，“心里不踏实啊，只得先租着。”文大姐说，村里不少人家都这样办。

2017年4月1日的这则消息，像一个巨大的天幕罩住了雄安新区。禁锢在幕下的人们，只能看着天幕绘出五彩未来，但没有人知道，未来什么时候来、会以怎样的姿态来，他们能做的唯有等待。

“国家想得肯定比你周全”

崔喜军坚称自己尝到了雄安新区的“甜头”——空气变干净了，还有厂子门口那条路，也是最近才架设了路灯。

问及未来规划，他说自己啥都不知道，“你不需要知道，国家想得肯定比你周全，只是你不理解罢了。”

几年前，县里要建公交站，选中崔喜军家的地，共3.2亩，每亩每年1000元租金。“不租也得租啊，”崔喜军说。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有种安之若素的态度，并对话题的风向保持敏感度。坐在那间办公室里，当大家聊起新区规划公布后“什么都不让干”的现状，崔喜军接过话头：“即使（现在）是寒冬，也感谢国家，一定会好。”他指着在一旁玩耍的小孙子说，“我也许是赶不上了，但他一定能。”

崔喜军的脸上时常浮着一层自得的神色，说话不徐不疾，动作也透着余裕。的确，他是这间屋子里最有见识、也最懂得政治风向的人。

崔喜军曾是一名成功的销售人员，在一家国营杀虫剂厂一路做到副总，“跑遍了全国各地”。2012年，他发现进口杀虫剂比自家产品好太多，认定国营厂日落西山，便辞职创业，开了自己的石材厂。他说石材不怕风吹、不怕雨淋，还没有保质期，适合做生意。崔喜军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他懂交际、会做生意，小儿子读到初中，负责张罗体力活，大儿子最有文化，读到高中，负责管账。

自家生意，怎么干都不嫌累。崔喜军说，一家人常常“没日没夜地干。”鼎盛时期，厂里光雇员就有四、五十人，附近的村、县都有他的客户。小儿子崔来回忆，他有时一天就能搬运20吨石材。偶尔，我能从转瞬即逝的表情中捕捉到这家人对石材厂生意的些许不舍。

他们身上既有中国人普遍拥有的品质——对捉摸不定的政策和外力造成的不幸抱持忍耐和麻木，又怀着对未来的期许。不久前，政府派人来做调查，询问大家以后想在哪个领域发展——政府会免费提供培训。崔喜军选了家政业，“我肯定不会亲自打扫，但我可以管理啊。”

在那个光明的未来到来之前，“凑合地活着呗，”崔喜军说。除了“房租涨疯了”——这是我在容城采访中最常听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