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配音员的二次创作抗争：带着无力与灰心打必输的仗

“配音原是为了开心。”当社会状况不如人意，愤怒的他们开始以“觉醒配音组”的名义，制作二次创作影片嬉笑怒骂，表达对各种议题的不满。3年时移势易，“觉醒者”们看见香港人越发疲倦，累得连发泄的气力也没有，不禁也开始怀疑自己，这场明知道会输的仗，该怎么打下去？

“觉醒配音组”灵感源于网上流行多年、将西方电影迅速配上中文字幕的“觉醒字幕组”。他们的logo是一张嘴，中间有只眼睛，象征着“用眼去看这个社会，用口去发声”。

2014年8月，雨伞运动前夕，香港社会正就应否接受政府政改方案争论不休。当时，网络出现了一条日剧《律政狂人》的二次创作短片，讽刺“港猪”（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不经思考接受政改“袋住先”（意指先接受政府的“不完美”方案）。

该片原为日文原声配合改编过的字幕。几位专业粤语配音员看到后感到技痒，便为影片配音，结果大受好评，让短片攀上另一个高峰。

那时，“觉醒配音组”只是一个Whatsapp群组，在这段影片之后也没有多少人记住了他们。直到雨伞一周年，“觉醒配音组”的“带头大哥”郭立文觉得，难得找到一群同样关心政治的配音员，而之前的处女作回响也不少，“不如继续做下去”。于是这个群组重见天日，Facebook专页也开张了。

在政治光谱上的“游魂野鬼”

郭立文、黎家希和黄志明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配音行业，而伍博民及杨启健分别在04年和09年入行。黎家希和杨启健从入行至今一直都是自由身配音员（freelancer），郭立文、黄志明和伍博民都曾任职无线电视或亚洲电视配音组，后来在2012年一同加入香港电视配音组。可惜随着港视不获发牌，配音组最终解散，他们回到自由配音员的大军。

现时，“觉醒”所有成员都是自由身配音员，平常各忙各的，不常聚在一起。约访当日，大家时隔一段日子没碰面，一见面就都变成“开笼雀”，话题停不下来。能够把气氛瞬间凝结的，是一条政治取态问题。

他们都不是建制派支持者，那么在政治光谱哪个位置呢？他们找不到。

5位之中较为年长的郭立文、黎家希和黄志明认为港英时期的社会比较正常、合理和简单。黄志明觉得以前的人都不多留意政治，但近年政府的做事手法却迫使更多人留意政治，包括自己。而黎家希则见证着香港主权移交后的转变，深感可惜和痛心。

伍博民和杨启健则以“游魂野鬼”形容自己：他们都希望求变，但过去所选的议员也没能带来什么改变，现在非建制派撕裂的情况更令他们不知站到哪里去。

你说他们很“激”，他们说自己松散又温和

“觉醒配音组”最深入民心的形象是“激烈”，因为他们作品中的主角总是在激动地骂人。不过，他们却喜欢用“松散”和“温和”二词形容这个团队。当谈到他们的“松散程度”，大家都憋不住笑。“我们一向都不是说很有组织性，是比较松散的，有人想到点主意，就拿出来谈一下怎么做，没有的时候就两三个月都没怎么聊……”“我们很有情操，就是松散点。”“我们是不是该觉醒一下？”

每当有人想到有兴趣做的题目和合适的影片，就会在Whatsapp群组提出，如无异议就会开始写配音稿。写配音稿是个很费心机的过程：同一个位置要不断重播，经过一个“数口”的步骤，计算同一时段里每个角色对白字数。

稿子完成后，便分配角色和约时间配音。郭立文指，“我们可以各自用iPhone在家录好再自己拼在一起，有时有制作比较复杂的我们会预约录音室做。”他们的影片骂人和批评毫不留情，他们做事却非常谨慎。若租录音室制作“觉醒”的影片，片尾鸣谢部分不会列出录音室的名字，生怕题材敏感的制作会为这些录音室带来影响。“我们的意见不算温和，但我们的运作形式其实是温和的。”

配音原是为了开心，“本来也不想发声的”

配音组8位成员中，6位是前港视配音组员工。2013年港视不获发牌，配音组最终要解散，是他们的切肤之痛。其中一位成员Alex在发牌事件前完全不关心政治，却因此事而“觉醒”。黄志明无奈道，“很多人配音是为了兴趣、开心，但现在反过来为了这件事（发声）而做，感觉不是味儿。”郭立文也认同，“都不想发声的其实，但好好的（政府）又ban（打击）了我们的工作。”

自由配音员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香港有约200多名配音员，约一半是无线电视合约员工，其余都是自由配音员。大部份配音工作都是“外判”的，令他们缺乏保障、议价能力低，工资水平二十多年来不升反减，还常遇到拖欠薪金问题。

为争取更多收入，几乎每个配音员都会兼顾写稿的工作。杨启健曾将《听海》重新填词改编为《稿海》，唱出配音员的痛苦：常被催稿、面对不懂的外语还要翻译、综艺节目多人同时说话，“数口”过程令人崩溃。

生活都这么累，还要搞“觉醒配音组”？他们希望用职业技能和仅有资源，在配音员的岗位上为社会做些事情。杨启健说，“如果我们做的一些事可以令到一些人想多点，那我们会继续愿意做，令多些人自发愿意想多点、关心多点。用我们的专业去做一点事出来，有没有成果不知道。”

郭立文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只是关注“大事件”，“我们都会去做一些明知是不太多人关心的议题，譬如机场兴建第三条跑道、航空管制系统等。为什么去做呢？就系因为那个议题已经是那么没有noise（回响），如果我们都不关心一下就更加没人知道。”

曾经，他们“闹上法庭”

“觉醒”至今人气最高的作品，是他们雨伞后重出江湖的《古美门怒审朱警司》，光是Facebook浏览量就超过72万。

雨伞期间，前警司朱经纬涉以警棍殴打市民，事发一年，律政司仍未提出检控，社会不满声浪高涨。“觉醒配音组”于是以日剧《律政狂人》的片段为蓝本，重新配音，把“朱警司”带上法庭痛骂一顿。没想到，这条影片后来真的“闹上了法庭”，成为庭审的一部分：2017年4月，朱经纬案提审时，辩方律师指有网民将口供内容制作成二次创作影片，令媒体对朱经纬“未审先判”。

2015年12月，“网络23条”恢复二读，一旦议案三读通过，二次创作将有机会触犯法例。一直进行二次创作的“觉醒”无法置身事外，随即推出“遗作”《希特拉都反网络23条》，加入反网络23条的战团。这场仗令郭立文非常深刻，“庆幸最后算是守住了一个阵地，暂时”。

“觉醒”最新的影片《靠父》改编自《教父》，讲述香港的土地问题：大家的“梦想”都是买楼，但不靠老爸就买不到楼……

“其实我们那么多条片，那些问题都没有解决过……”伍博民的这句话让大家陷入了沉默。

黄志明抛出一个疑问，“会不会现在只是发泄，但做不了什么？”黎家希接着回应，“会不会去到一个（地步）已经连发泄都不太愿意去发泄了？”

有用还是无用，做还是不做？

近年有不少人支持“抗争无用论”，认为和平示威游行并无助改变社会现状，认为这些只是“行礼如仪”。

轨迹是多么的相似，在“觉醒”身上，缠绕着这个难题。“觉醒”的黄志明、黎家希分别是“香港配音从业员工会”的正副主席，杨启健是干事，工会的目的是改善配音行业生态。工会成立至今有争取到什么吗？

“前路也挺困难的… 要这么多人去争取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关键之一是，自由配音员并没有一个收费标准，都是自订的，但不少同业害怕提高价格会失去工作机会，宁可“以不变应万变”。

“觉醒配音组”本身也可能做着无用的事？

这一年，“觉醒配音组”的作品浏览量大不如前，Facebook赞好、分享、留言量也一并下滑，郭立文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人的政治疲劳。“所有的集会、游行人数都是急跌。最简单你会见到刚刚发生的DQ（取消资格）四议员，19万人把票投给他们，但支持他们的集会只有500人。这都可以反映大家都很累，无力感很重，觉得再做什么、再走出来好像都没用。”

和很多香港人一样，黎家希看着社会事件接连发生，内心无力感越发加重。他觉得，他们要赶在事件的回响还未消失之前，制作一条有关的影片是挺吃力的。他们本来开始制作一条短片，讲述6月初，一名八旬老翁不堪妻子饱受病魔折磨而把她杀害的事件，反映社会支援的不足。可是事件引起的回响，一个星期之内就消失了。“那些事件很快就消失，很快就有新问题。消失的意思不是问题消失，是个noise（回响）消失。”

黎家希看到雨伞运动之后，很多人的心态都转变了，变得麻木或心灰意冷。“现在发生再比这些重要、再大的事，都好像预了‘都有可能’、‘多贱、多荒谬的事都可以（发生）’。”他们的影片难以再次引起如此大的共鸣和回响。

郭立文认为，他们影片的表达方式应该要作出改变，过往比较激动和有谴责意味地讨论一个议题或社会事件，香港人已经不太接受。“你一定要想另一个方式和他们去沟通和表达才行，如果多些gag（笑话）或者轻松点，可能会好一点。”

让这个城市沉沦的速度慢一点

《古美门怒审朱警司》中，有一句对白震撼很多人：“不过喺呢个世界上，总系有一啲蠢人，佢地唔甘心就咁样接受现实，唔顾自身嘅安危，自愿走出嚟挨打。亦都托呢班蠢人嘅褔，呢个城市沉沦嘅速度比预期中慢咗少少……”

当整个社会都充斥着无力和灰心，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一直以来做的抗争方式是否有用的时候，“觉醒配音组”的答案是？

郭立文简单引用了相传是明末将军袁崇焕的口头禅：“丢那妈，顶硬上！”

黎家希则选择把理性和感受分开：“原则上我只是心态和情绪无力了，但理智不是……我会逼我自己去做一些我认为是对的事情，不一定要根据我的心情去做。”至于“有无用”，他认为，很多人一起出一分力才会有大作用，一小撮人就算出再多的力，也可能只会引起争端。“所谓的觉醒是在自己觉得舒服的位置，或者自己觉得没用之中，都逼自己走一点点。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用，也可能不是在我这一代有用。以我个人性格来说，就算为口气，我都不让他（政府）这么容易！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我就算明知道输，都要你（政府）难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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