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陆影迷心目中的《明月几时有》、许鞍华和今日香港

1.

东江纵队是一个传奇组织。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投降，此后三年，香港沦陷，在此期间港岛的抗日，全靠东江纵队。

电影《明月几时有》的开头就展现了东江纵队一场著名的营救行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发起了对香港的袭击。当年，茅盾、邹韬奋等700多名文化名人在港滞留，为了安全，大家一致决定转移到内地的敌后阵地。

转移是在东江纵队的安排下秘密进行的，这些文化名人从铜锣湾出发，坐上一艘事前准备好的大驳船，趁日军换岗之际，疾风渡海。这场营救延续了100天，上千文化名人在日军的眼皮下从香港“人间蒸发”了，奇迹般，无一人被抓捕。

“这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茅盾曾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东江纵队为中国保留了文化火种。

导演许鞍华在准备拍摄《黄金时代》时就拿到了“东江纵队”的脚本，她非常感兴趣，一是可以在香港拍，二是游击题材令她兴奋——作为香港人，她也不了解东江纵队。一边拍《黄金时代》，一边搜集东江纵队的资料，最终，许鞍华选择了两个故事：第一个就是营救文化名人的故事，第二是一对母女的故事，母亲由叶德娴扮演，女儿是周迅。

以上主人公存在于真实的历史：因为仰慕茅盾，阴差阳错加入游击队的周迅；从街头混混成长为游击队长的彭于晏，潜入日军宪兵总队的间谍霍建华……

真实，又显得零散。

许鞍华无意讲述大场面的抗日故事。这一点，被我的一个编剧朋友诟病，她坚持认为导演在基本技术上出现了bug——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主人公是隐晦的，含幽暗的，他们纪律松散，更多藏在地下。最激烈的场面，也不过是彭于晏和周迅和十几个日军在丛林的一场躲避战。

讲人，也无意刻画光辉人物。就是日常生活，怎么吃饭，如何挨饿，怎么把情报偷偷放在竹篮，如何为了掩盖身分在去表姐的婚礼路上送情报。

接受采访时，许鞍华曾解释，她更关注人的命运，普通人的命运，所以电影刻意模糊了历史大背景。当年，香港的情况太复杂了，有重庆政府、南京政府、共产党、日本人、英国人，政治复杂，“主要讲人物，不会讲太多立场”。

我是上映第一天就去看了，看完很喜欢。许鞍华的作品都非常朴素，从不试图“教育”观众，也不大惊小怪，她擅长不动声色描述日常，日常之下却是波涛汹涌的潮水和时代，她的作品观众的情绪大多是后置的，就是很久之后回想，还会心有涟漪。

看完后，我晚上翻看豆瓣影评，电影评分很低，有时候我也搞不太懂豆瓣的评分标准——接下来，我看了一些许鞍华的采访，很高兴，她也没抱怨什么。

三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位知名的导演，他近些年的作品确实大不如前，一部好，一部坏，当观众不买账时，他感到“沮丧”、“极度被伤害”，并坚定地认为，这个时代太坏了。“这个时代太坏了”，他反反复复说了好多次。

后来，我琢磨过，这位导演应该是真的老了，优秀的艺术家要保持对大众文化的绝对碾压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一个不再自信的导演只剩下患得患失了。

许鞍华还是很镇定的，她的大意是，只要制片商博纳不赔钱就行了。当时博纳总裁于东要求这部作品改到7月1日上映，作为香港回归的献礼片，她也没有意见。很平和。

可是，《明月几时有》根本不是献礼片啊，除了香港元素和“回归”有关系，电影没有拍摄到“抗日胜利”，戛然而止在周迅决定放弃营救母亲。在码头，她和战友彭于晏告别，彭说，去惠州继续抗日，周迅提醒他，要记住自己的真名，日后知道了真名，好找。

两人就此一别，“胜利时再见”。

那应该是1942年，离抗日胜利还有三年，此后，真生活中周迅扮演的方姑回本岛组建游击队，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死于1946年的国共内战。

等到“胜利”，但没有等到“再见”，这是大多数东江纵队游击队员的结局，他们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这支队伍只走出了一个著名人物——袁庚，改革开放的先驱者。

我曾经试图设想过东江纵队的工作：那时，他们传一次情报需要徒步山路二十多公里，而联络总部一次少则四个月。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得不到“上级的指示”。

就是这样一支由普通人组织的游击队，在长久的蛰伏中，学会了一种安抚内心的方法：遥望天空，明月照千里。

我猜电影的名字也许来自于此。明月几时有，天涯共此时。好的故事都有时代的侧影。

2.

扮演周迅母亲的香港演员叶德娴真是一个太好的演员了。

她也演过《桃姐》。《桃姐》里有一个细节，刘德华扮演的少爷Roger陪桃姐散步，Roger看桃姐步履蹒跚，问“累不累”，“不累。”桃姐回答迅速，一分钟都不敢怠慢和犹豫。她一辈子怕麻烦少爷，一辈子怕麻烦别人，她是一个仆人。

类似这样的表演细节在《明月几时有》也有。电影开头，方母初上阁楼，端着一盘糕点，当得知房客不再续租时，她又满脸鄙夷，端着糕点走下了楼，连一盒糕点都舍不得留给房客，她是一个精明悭吝的香港主妇；影片的结尾，当她替女儿送情报被抓的一瞬，脱口而出告诉女儿的战友“打死也不要说认识我”时，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布满了惊恐、绝望。

最终，方母被日本人枪毙了，她誓死捍卫了秘密，没有供出女儿和她的战友。她是电影中的华彩片段，也是拥有高光时刻的人物，哪怕她并不是女主角——她是一个胸中有大义的革命母亲吗？未必，她不识字，连“革命”两个字都不会写。她爱祖国吗？不知道，女儿参加革命后，她常常失眠，反复念叨：你那么瘦，革命也连累别人。潜台词是，别惹事。

如果没有最后的舍生取义，叶德娴扮演的母亲是粗鄙的、自私的，有着小市民的算计和精明，面孔又是很难被一锤定音，是复杂的，含混的。而在最后，她偶然死于革命，她无意识的保护女儿的行为，忽然有了一种崇高的价值感。

多有意思。总有一些人在尚未搞懂“意义”的情况下突然被生活赋予了温柔的理想。这是日常，是真实的生活。黄继光那种，是样板戏。

叶德娴的面孔真的太适合大屏幕了。电影里，她出现的每一帧，就像一件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平衡得很好的艺术品，不断提醒男主角霍建华：表达惊讶，不仅是挑眉，伤心，也不是瞪圆眼睛，面对死亡时面部狰狞的痛苦感，只是一千万种表演方法中最最肤浅的一种。

3.

和许鞍华同为香港背景的导演陈可辛曾经说过，在《中国合伙人》之后，按照商业逻辑，他应该继续拍相似的创业题材，因为这样才是合理的资本逻辑，但他却选择拍摄《亲爱的》。

每个导演选择拍什么电影，肯定代表了他/她的价值观，想想电影真是奢侈品，从准备到拍摄到上映，短则一年，长则4至5年，王家卫那种一任性拍摄十年更磨人耗力。一个自爱的创作者根本禁不起浪费时间，比如许鞍华，70岁了，拍一部少一部。

和《黄金时代》相比，《明月几时有》的群像更为凌乱，导演的水准线在惯常之下，130多分钟的时长，主题除了“抗日”以外，其他支离破碎，像纪录片又像故事片。

没有高潮，没有结局，连胜利后英雄凯旋的喜悦都吝啬描述。它的界面很不友好，按照商业片角度评判，完全没有考虑大众的娱乐性和观影感。

试图换一个角度理解，《明月几时有》也许不是一部故事片，而是一部记录香港1944年前后的历史片。长久以来，香港政治之复杂是遗留问题。抗日时期，港中的关系更加割裂，香港人是怎么抗日的？是否有广粤一带的支援？内地缺乏对香港那段历史的了解，正如香港缺乏对内地了解。感谢此片，我们才得以看到1944年香港真实的抗日图景。

影片的最后，彭于晏饰演的革命者在铜锣湾江边和周迅话别。忽然一下，镜头兜转，香江两岸，霓虹灯闪耀，变成我们如日熟悉的香港模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电影终结于梁家辉的追忆。年轻时，他作为先锋队员追随周迅闹革命，如今，他是东江纵队唯一存活的见证者。他面对镜头，讲完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往事后，走出写字楼，钻入一辆的士，发动，消失在滚滚车流中。

70岁的老人，前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如今，是香港一名普通的的士司机。

我忽然明白，这才是许鞍华最终想表达的东西。以她为代表的40年代港人精英的价值和情怀：他们年轻时誓死捍卫祖国的动力，并不是希望成为革命胜利后的既得利益者。不是谁推翻谁成为谁的逻辑，而是践行一个真正的理想国：自由平等，人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生活，这世界也永远没有特权阶级。

电影真是一个奇妙的艺术品类，和观看者的心境和所处的时局息息相关。而好坏评判，本身就极为“私人”，又与观看者的年龄、阅历紧密相连。

《明月几时有》受人诟病之处也不少，从技术角度来说，许鞍华的技术撑不起她的立意。但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它有着一部好电影金子般的品质——情怀与信仰，她的表达坚定而纯粹。PS：这部电影上映一周后，豆瓣评分升到7分了。

当我们以这样的角度重新打量《明月几时有》时，似乎更能理解今日之香港，人们到底在坚持什么，反抗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忍受”的种种，在香港却是底线不可侵犯。

毕竟，香港精英从令我们陌生的文化土壤中走过，一代又一代，矢志不渝，从未改变。

原标题为《要相信，温柔的理想正在另一片国土发生 |《明月几时有》和1941年的香港》，原文刊于微信公号《超级故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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