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文学小组：如果我不写，百年后有人知道发生了这些事吗？

初中毕业后，父亲问过小海到底喜欢什么，小海没敢说喜欢音乐。父亲卖掉麦子，交了一千块学费送他进了技校，然后他跟着招工去了深圳的工厂。那年小海16岁。

他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检测成品：将加工好的手机从流水线上取出，放进检测盒子里等一分钟，再取出放回流水线上，周而复始，一刻不停。

小海痴迷于海子的诗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嚎叫》，上班时就在工友面前念诗。他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嚎叫的状态，“有的时候你的嚎叫是无声的，但你的灵魂就是一种极力渴望挣脱的状态。”

在流水线上度过了14年青春后，小海搬到北京，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无声的嚎叫终于结束了。

皮村是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从天安门广场到皮村约30公里，车程超过50分钟。因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和通州新城，皮村周边及乡村工厂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这个本地村民仅千余人的村庄居住着两万多名外来务工者。

2002年，音乐老师孙恒、摇滚青年许多和相声演员王德志组建了“工友之家”，在皮村开办了打工子弟小学、工人大学和图书馆。2014年，皮村文学小组成立，由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张慧瑜担任指导，每周末为工友开设两个小时的文学课。

皮村最近一次走入主流视线是在2017年4月25日，大陆媒体界面新闻发表的文章《我是范雨素》，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三天内达到四百万阅读量。作者范雨素来自湖北农村，在北京做育儿嫂，她是皮村文学小组的一员。文章中，范雨素自述了一家三代人的命运，碰触到的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中国社会痛点。

之后，媒体蜂拥至皮村寻找范雨素。皮村文学小组也因此名声大噪。

“媒体关注范雨素是好事情，让别人知道在中国底层还有这样生活的人，不然，他们以为都像电视里一样歌舞升平，”皮村文学小组成员郭福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所理解的现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样。”

“这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

每周日晚上，张慧瑜从聚集着北大、清华等中国顶级高校的海淀区出发，驾车一个多小时到皮村，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

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中国有接近三亿“新工人”。他们虽然户籍仍在农村，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长年在城市打工。这一庞大人群分布在各大城市的角落和夹缝中，鲜被主流文化所关注。皮村文学小组，成为他们发出微弱声音的小小舞台之一。

50岁的洗车工王春玉记得在文学小组听的第一堂课，张慧瑜讲鲁迅的作品，王春玉听了没一会儿就走了，“他们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文绉绉的。”

张慧瑜也意识到自己与工友有距离，学习使用更通俗的语言，他发现当工友们点评彼此作品时，课堂一下子就热闹起来。张慧瑜开始使用经典作品分析加工友作品展示的讲课模式。王春玉从第三堂课开始听了进去，直到现在。

老师对工友的作品只做点评不做修改。一来工友不是专业的作家，写东西不为发表；二来老师都是坐办公室的，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一改就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工友的作品整理成一本名为《皮村文学》的册子，由张慧瑜自掏腰包印刷。

得知王春玉参加了文学小组，同事们看他的眼光也变得别样，“他们说平时看你不作声，还有这么两下子，写的东西还能上书呢。”王春玉很自豪，他打算跟着文学小组一直走下去，“有家的感觉，有时候心里的烦恼在单位是不可能说的，但是在这儿可以说。”

4月28日，被媒体“围攻”的皮村文学小组决定开一场媒体说明会暨庆五一劳动节晚会。闻风而来的记者围着文学小组的老师和成员采访。小海是很受青睐的一个，他身上穿一件印有汪峰头像和“活着还是存在”字样的T恤，带着记者走进工会办公室，坐在沙发上聊得手舞足蹈。

小海语速很快，他笑自己，“平时工作跟人很少说话，聊起音乐和自己喜欢的事就话很多。”

二十岁时，小海从汪峰、许巍、张楚身上找到了流行歌曲没有给他的力量。他本名胡留帅，1987年出生，笔名“小海”是为了向诗人海子致敬。小海还沉迷于唐诗宋词，模仿着写了一两百首古体诗。他买的第一本书是盗版的《成语大词典》，这本书他走到哪儿扛到哪儿，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翻过一遍，喜欢的词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来。

小海最开始写诗，纯粹是“发牢骚”。在服装厂做衣服的间隙，只要灵感一来，他抓起身边的纸就写——工作日程安排表、记录数量的发货单……都被他写满，潦草的过几天都认不出来。写完了有时揣在兜里，有时扔在工作台下找不到了，还有时被监工的组长撕得粉碎。晚上十点多下班后，小海去网吧把稿子誊进电脑里，只有这时才是属于自己的时刻。

后来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诗集，名字就叫《工厂的嚎叫》。有许多诗写的是对工厂的感受，《中国工人》中小海写到， “我是一名中国工人／在钢筋水泥的欲望大楼里圈养着我们的廉价青春／春夏秋冬的变迁不属于我们／粮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们关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 Made in China 的神秘字符疯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条河流和街道的中心。”

《一脚踏在工厂 一手托着太阳》中他写，“我一脚踏在工厂／一手托着太阳／钟表天天摇摆／流水年年流淌／他们说东方是二十一世纪加工制造的领头羊／是不是我们是已麻木了腐朽了习惯了这看似正常的不正常。”

你知道我时常备受生活的煎熬／但大多数时候我不在其中。

有一天下着大雨，小海没有赶上班车，眼看着车从眼前开走，他突然丢掉了伞，向着反方向疯跑。

小海曾在苏州参加过选秀节目《中国达人秀》，在台上激情澎湃地念自己的诗，被人称为“咆哮哥”，但是没有晋级。他翘班跑到上海听汪峰的演唱会，“第一次听的时候几乎要疯了，旁边的人不看汪峰都看我。”演唱会结束后，小海随便坐上一趟班车，去到个偏僻的地方，在一家便宜的网吧猫了一宿，早上梦醒了，回去继续上班。

后来小海开始在微博上给喜欢的歌手发自己写的诗，十之八九石沉大海。但张楚回复了他，还介绍小海认识了“工友之家”的创办人、摇滚青年许多。

小海被震撼了。“听到他们的歌曲，我慢慢从摇滚青年的愤怒转为更关注我们自身群体的生活，灵魂有了安宁厚实的力量，不会再是纯粹的情绪抒发了。”

他决定搬到北京生活。为了参加文学小组，小海在皮村工友之家开办的同心互惠商店做销售员——这家商店以极低廉的价格将二手衣物卖给打工者。

“当一个人坐下表达自己的时候，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一样。”小海喜欢引用汪峰的这句话。加入文学小组后，他越来越觉得要为自己的群体发声：“他们的流行歌曲，唱的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拍个剧多少亿，那是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流水线上的人生，也需要用我们的精神力量更好地去面对现实的难题。”

“写几段文字，让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4月29日，晚上七点半，文学小组准时开课。这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堂课，在场的除了文学小组成员，还有几位记者和想做志愿者的大学生。有两个中年女性费尽辛苦找到了这里，她们都是做月嫂工作的，看了范雨素的文章，想来参加文学小组。

这堂课的主题是：“范雨素火了，我们怎么看？”张慧瑜给大家展示了两篇文章，作为文学小组成员对这件事情的回应。

其中一篇是郭福来写的《为什么写诗》：“要说我想力挽中国诗歌之狂澜或想开创新诗创作的新纪元，确实是不自量力。但是谁能说微风不是风，细雨不是雨……那我就学学撞钟的和尚吧！只要活着，就每天都撞钟不止……”

郭福来因为工作而缺席，上课前，他托另一位工友将这篇文章带来。

郭福来今年48岁，河北沧州吴桥人，在北京一家布展公司做电焊工，工作没有固定地点，常年四处奔波。

“打字用‘你’比较方便，也显得平等不拘束，别用‘您’了。”他在微信上对端传媒记者说，“工友之家的朋友都管我叫福来大哥。”

因为没有闲钱买书，郭福来都是去废品收购站以六毛钱一斤的价格淘旧书和杂志。老板和郭福来熟了，会专门把收来的文学书放到一边留给他。后来郭福来听说皮村有一个免费的图书室，便决定租房子住在皮村。

郭福来爱上文学，是因为做中学代课教师的父亲常常给他讲唐诗宋词。他语文课成绩很好，却因偏科没能考上高中。去山西当兵的四年，郭福来开始写东西。那是80年代文学氛围浓厚的时候，正值琼瑶、金庸流行，他在河北省一份当地报纸上发表过作品，一篇文章有十元钱稿费。

退伍回到吴桥后，郭福来开始打零工。他骑着自行车每天往返四十公里卖青菜，车后座上绑着两个大竹筐，装满菜后，再喷些水，大约二百斤重。后来他又在建筑队打工，每天跟沙子水泥和红砖打交道，双手被磨得起茧冒血。他还开过一个小卖部，收集废弃的香烟外包装盒，在上面写下诗句。此外，他家里还种着十亩地，夏天的时候，天气越热，他越是要在地里跟杂草战斗。

我在社会上四十多年没遇到过这么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个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年前，因为粮价太低，郭福来不得不来到北京谋生。在布展公司，郭福来和十几个人睡一个通铺，经常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有时直接到天亮。他随身带着书，有机会就在纸上写下几行字，“总在劳累之余，拿一本书看或写几段文字，才能让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在北京的第二年春节，郭福来加入皮村文学小组：“我在社会上四十多年没遇到过这么一个地方，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个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很快成为文学小组的主力。郭福来和十几个工友住在皮村路边的一个工棚里，工棚里抓到的小老鼠和垃圾桶里捡来的小狗，给工友们的枯燥生活带来了温馨和乐趣。他写下《工棚记鼠》和《工棚记狗》，都在媒体上发表了。

“写东西也可以说是苦中作乐，让自己的精神不空虚，很多工友下班后喝酒打麻将，我感觉他们过十天和过一天是没有区别的。”郭福来的文字带着苦涩，然而更多的是倔强和积极，“虽然自己处于社会最底层，但是一定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他不喜欢把生活写得过于悲苦，“好像是在抱怨，好像是把自己的伤疤塞给别人看一样”。

郭福来十岁的儿子郭舒欣和二十一岁的女儿郭俊，都在《皮村文学》上发表了作品。郭舒欣在老家读初中，写过一篇《我的爸爸》，在他的文章里，爸爸爱下象棋，会在夏天去树林里捕蝉蛹给他吃，爸爸还爱写文章。“我问他为什么写，他说工资不够花，挣些稿费补贴家用。我听后再也不缠着他给我买玩具了。而且，我也学着爸爸的样子开始写文章。”

女儿郭俊辍了学，在北京国贸附近一家冰激淋店打工。她在《皮村文学》上发表了很多抒情诗歌。在一篇文章里，有她不能继续上学的痛苦：“我只能用双手不停地工作，拼命地工作，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勉强凑合一家的温饱。我也想像弟弟一样坐在教室里沐着知识的雨露。可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说不清真实的原因，是男女不平等吗？是性别歧视吗？”她呐喊道：“我们女工有话要说，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心声：平等！”

郭福来希望孩子们不会再像自己一样，为生活四处奔波。他觉得“阶层固化”是“失去进取心的底层人的自我搪塞。”

但城市似乎没有给他们进取的机会。

“如果我不写出来，几百年后的人会知道发生了这些事吗？”

尽管在城市生活了二十余年，40岁的李若仍觉得自己是个农民。“我头上顶的天、脚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出去坐地铁坐公交只是路过。”她在城市里没有安全感，睡得也没有躺在老家自己床上香。

最开始出来打工的时候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看了那么多年了，我不想看，想要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回去不知道干嘛。

李若2015年在网易“人间”栏目发表过一系列文章，被编辑称为“流量女王”。那时她只旁听过皮村文学小组两次课。《人间》的编辑来约稿，李若正好有一篇写自己姐姐的随笔，便交了上去。没想到交上去的十篇稿子中，只有李若一个人的发表了。李若开始参加文学小组，“一下子有信心了，感觉这样都可以，那我还可以写。”

李若来自河南信阳。高一那年，家里养的猪染上猪瘟死掉了，李若和弟弟两人的学费没了着落。李若辍学南下打工，在电子厂、服装厂、鞋厂都工作过。2012年她来到北京，偶然看到工友之家的招聘启示，便来了。“因为觉得这里的人是有共同语言的人。”

在4月29日的课堂上，《我是范雨素》被打印出来，每人发了一份。大家围坐在桌前，一人读一段，然后进行文本分析。

“没看出来范大姐写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我们都身在其中，写的是我们平常的生活。”李若说。坐在李若旁边的小海讲，范大姐读书最多，写得打动人，“火”是应该的。

李若也读了不少书。图书馆是李若来皮村的原因，在工厂和老家，她几乎没有书看。

李若喜欢文字，家里擀面条，下面用报纸垫着，李若就边擀边看，绕着桌子转圈；有时候别人家里用报纸糊墙，李若也趴在墙上看。她从工友之家的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回去，在床头和办公桌堆起高高的一摞。问她喜欢看什么书，她说，“太杂了，只要是带字的我都会看”，想了想，又说更喜欢看历史书，喜欢作家李娟，因为可以学习。

有次上课，老师建议大家写写家乡的事，李若写了《八个生老病死的故事》，又在《人间》获得超过50万次浏览量。这篇文章里，李若写到农村只有老人种田，远处的田地只好抛荒，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药袋子随处可见，小孩误食农药死去；写到爷爷带着两岁的孙子下田，烧菜杆时误将孙子烧死，爷爷喝敌敌畏自杀了；写到村民因长期在电子厂仓库里接触化学品换上尿毒症，看病花光全家积蓄；写到留守老人无人赡养，最后一个人死在借住的厢房……

除了人名、地名是虚构的，李若写的都是家乡的真事。”现成的我都写不完，不用去编。”“李若”是笔名，她不敢用真名，怕老家的人看到。母亲知道李若写作，但觉得这些太伤脑子，农村很多人说读书读傻了，她怕女儿有一天写成了神经病。“她希望我好好上班拿工资吃饭就行了，别整这些。”

但李若不同意母亲的看法：“如果我不写出来，在几百年或者一千年之后，那时候的人会知道发生了这些事吗？”

晚上十点，在场的工友已经每人轮流朗读过范雨素文章中的段落，坐在老师身边的王春玉最后一个读完，腼腆地笑了笑。张慧瑜宣布下课，大家三三两两走出教室，院门口的一盏灯照亮了工友们身上僵硬的工装，也照亮着墙上红色颜料刷着的“劳动最光荣”五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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