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律师伍雷：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地爆发（上）

2017年注定是大陆维权律师伍雷（本名李金星）从业十几年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春节期间，他带家人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到云南躲雾霾，逛大理古城，在客栈里嗮太阳。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轻松假期。

只不过，这种“轻松”来得颇为无奈。

2016年12月28日，山东省济南市司法局对伍雷正式作出“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决定。这意味着，2002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后转行进入律师行业的伍雷，将再次面临转行。

处罚决定通知是在2016年12月2日发出的。巧合的是，当天，被错判冤杀超过20年的河北青年聂树斌，终得改判无罪，而这宗著名冤案，正是伍雷曾参与、推动，并最终翻案平反的。消息传开后短短数日，大陆近500名律师联合签名，抗议济南方面对伍雷的停业处罚。这也是自2015年大陆当局大规模打击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以来，中国律师为维护自身权利，再次抱团取暖发声，集体亮相于公众面前。

2015年7月9日起，大陆先后有上百位维权律师被抓捕或约谈。彼时伍雷在安徽开庭，坏消息一个个传来。先后被抓的律师中，诸多是他的朋友，如李和平、王全璋、谢阳等等。如今，这些人或已被判刑，或在关押中。回望当时，伍雷自嘲“离看守所只有1毫米”。

逃过看守所的伍雷没有逃过司法局的处罚。2016年12月21日，济南市司法局召开听证会，给伍雷一个所谓的申辩机会。伍雷在听证会上历数中国刑辩律师的艰辛，忍不住泪洒当庭。

但所谓听证不过是走个过场，伍雷的执业资格被停止，生活还要继续。2017年春节前，伍雷开了家微店“伍雷之友”，开始在网上卖山东老家的辣椒酱等土特产，命名为“倔酱 ”，同时还卖烟台苹果。也卖书，有钱穆的《国史大纲》，伯尔曼（Harold Berman）的《法律与宗教》，还有一大套“国学经典”。都放在一起，看起来像个杂货铺子。

开店之后，伍雷位于北京的“洗冤办公室”，也一度成了快递发货的临时地点。简陋的墙壁上，“只向真理低头”的条幅依然显眼，那是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大陆法学界泰斗江平先生所写。另一面墙上，挂满了一个个冤案当事人的照片，有已经出狱的念斌、吴昌龙、陈夏影、陈满等，他们能洗冤成功，都和伍雷多年的持续推动不无关系。

比冤案当事人更多的，则是一个个疑案当事人的名字：陈国清、金哲宏……这些人持续喊冤都在10年以上，案件本身疑窦重重。伍雷一直在倾力帮助他们，但还没有结果。

树欲静而风不止。暂时下岗的“无证律师”伍雷，本想“好好休息一下”，为孩子洗洗尿布，弥补自己常年出差不在家的歉疚。但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平静下来。诸多“喊冤”案卷依然会被送到他眼前，堆积如山的卷宗后面是一个个“冤案”当事人的哭泣发愁，还有“7·09”案里的同行，诸多人命运依旧悬而不决……这一切撕扯着他，让他痛苦。

春节过后，伍雷开始联络律师团，为河北陈国清案再度开始申诉。陈国清等人曾四次被承德中院判处死刑，三次被河北高院发回重审，但至今没有解决。推动此案平反，被伍雷列为2017年“洗冤计划”的重要工作目标。

“这个案子，拖了20多年，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律师手上解决，”他决绝地说。

法律规定，拒绝辩护律师复制光盘。

2014年12月20日，郭飞雄、孙德胜“扰乱公共秩序”一案正式在天河区法院开庭。从上午9时到次日凌晨2时，庭审持续18个小时。伍雷和张磊律师全程为郭飞雄作无罪辩护，并多次指出，这是一起政治迫害案件，“郭飞雄是在用生命捍卫做人的尊严。”

这是伍雷第一次介入政治性的刑事案件辩护。之前他曾设想，“把这个案子做成一个政治辩护的范例。”但他发现，“在法庭质证、发表辩护意见过程中，辩护律师只要发言，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每隔几秒钟就会遭到审判长的粗暴打断、无理指责……辩护人至少被打断发言上千次，辩护人为了争取发言，不得不多次向合议庭抗议。”

但他和张磊律师还是坚持发表了自己的辩护观点。

2015年11月，在历经“延期审理”等各种风波之后，天河区法院对此案宣判。但在宣判开庭之前，法官突然告知律师，将对郭飞雄参与的公民“八城快闪”（指公民在一些城市的公园等地聚集快闪，表达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等诉求）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法庭的这一行为激怒了伍雷和张磊。他们认为，法庭无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经检察机关指控，为当事人添加罪名，是违法行为。他们当场要求休庭，至少给予辩护人3天的准备时间，以对新增添的罪名进行辩护。

法官对他们的要求不予认可，双方僵持不下，法庭上唇枪舌剑，火药味甚浓。律师不断申请发言，表达抗议。法庭场面激烈。宣判结束时，伍雷对着匆匆离去的法官郑昕大喊三声：“你必须为历史负责！”

当庭和法官“开撕”的行为很快就有了后果。郭飞雄被重判6年，之后不久，天河区法院向济南司法局去函，称伍雷扰乱法庭秩序，建议给予伍雷停止执业的处罚。

“你们把律师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吗？”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撤销聂树斌犯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的原审判决，改判聂无罪。此时距离聂树斌在年仅21岁时被冤杀已经过去21年，距离案件真凶王书金出现已11年。也在2016年12月2日，伍雷接到了停业一年的处罚通知书。

早在2011年，聂树斌案尚处于胶着状态。伍雷就在石家庄召开“聂树斌案研讨会”，邀请了包括大陆知名法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专家、律师等60多人，会上形成了《关于尽快启动聂树斌再审程序的呼吁书》，推动了舆论对聂案的全方位关注。

聂案平反，伍雷停业，这个鲜明对比让网络舆论对山东方面骂声一片。伍雷说，济南司法局官员曾对他叫苦不迭，“我们倒霉，怎么刚好就赶在了这一天！”

据悉，山东方面曾放出风声，本打算彻底吊销伍雷的律师执照。而经历了2015年的“7·09”事件，大陆律师的处境正值低谷，诸事艰难，因此，伍雷原计划妥协，接受山东方面“不吊销执照，停止执业一年”的决定，正好也“歇一歇”。

但他最终无法说服自己。

在承诺作出“妥协”的当晚，伍雷失眠了，连夜爬起来写行政复议书，并在网络上宣布，不接受这个结果，会走完全部法律程序，为自己维权。“就当我不讲信用吧，”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不得不擦枪走火。这个时代，你必须这样。”

伍雷得到了不少的支持。2016年12月4日，北京律师周泽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联名支持伍雷维权，声援者纷纷，到12月8日，签名支持伍雷、抗议山东方面处罚决定者已达470人。

12月21日，伍雷不服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在山东召开。当天雨雪霏霏。西安律师刘志强，在出发前被雾霾堵在机场。他换乘了高铁，终于在听证会前夜赶到了山东。“也没什么，到场就是表达一种支持，”他说。

为了不给伍雷添太多麻烦，很多律师放弃了旁听，但还是有20多人到了现场，虽然他们都被拦在会场之外。在济南的彩石镇司法所，原本不大的听证会场，已被当地的“旁听群众”坐满。只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以及律师周泽，作为伍雷的代理人，参加了听证。

时近中午1点半。伍雷还没发言。他拿着厚厚的讲稿说，“我就浓缩为20分钟吧。”司法局的官员如释重负。

发言到最后，伍雷忍不住落泪：“我一个律师，为当事人用心用力去辩护，究竟做错了什么了？你们把律师全埋了，法庭就太平了吗？”

“那天搞得很悲情。反正我就是一根筋。我家乡的官员也比较尴尬。我质问他们，司法局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律师维权，一个是管理。你们维权的轮子不转，管理的轮子像飞机一样转，”伍雷说。

“我（为别人）洗冤把自己洗成了冤民。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最符合中国现实的逻辑和结果吗？”在听证会上，伍雷从自己的遭遇，历数中国刑辩律师处境之艰难。

“即使占座的旁听群众，其实也听懂了，”伍雷说。在休息的间隙，厕所里就有一个人对何兵说，“你们刑辩律师真不容易呢。”

“死磕律师”养成之路

1973年出生的伍雷，直到2001年还是山东省章丘县城建委的一名科员。

“整天写材料，说够了假话，”他回忆自己当年的工作，县城里人们几乎天天都在喝酒，“到同一条街上的单位去办事，中午也一定要喝顿酒。”

才28岁的伍雷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决定要做点什么。单位旁边有家书店，他看到了一些律师考试的书籍，决定试一试。2002年，全国律师考试改为国家司法考试。苦学了一年，原来学建筑工程的他，竟然一次就通过了。此后他辞职进入律所实习，从一名小律师到担任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短短几年，他业务发展很快，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车，虽然只是4万多元的“夏利”，但已颇为满足。

“赚钱会带来一些快乐，”伍雷说。那时他的风格如同“梁山好汉”，和朋友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样过了5年。

2007年，伍雷来到了北京，开办分所。也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北大法学博士、“公盟”创办人许志永。（注：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9月更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推动建立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2009年夏，公盟被指偷税，许志永被拘留、逮捕，至2010年8月销案，后公盟改名公民，发起“新公民运动”。）

他至今记得，那是一个风雪之夜，他和许志永在北京簋街喝啤酒，相谈甚欢。人生就此发生转折和改变。

本文下篇将于2017年5月11日刊出，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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