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日本青年捏着一张薄薄的地图，在滚滚黄沙中跳上一辆卡车。卡车颠簸了一周，驶过他未曾目睹的蛮荒。除了卡车司机，他没有同伴，白天得马不停蹄找人，夜晚不是睡在卡车上，就是宿在路边教堂。
他是忍足谦朗（Kenro Oshidari）。时间回到1989年，这是他首度进行粮食救援任务，地点在非洲尚比亚（又译赞比亚）。
在那个没有 Google Map 的年代，他必须凭着一张简陋的手绘地图，挨家挨户寻找曾被注记的儿童医院与门诊，执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的营养补给品与粮食计划。那是一场震撼教育，每一趟下车，都得面对一群饿得奄奄一息的儿童。
33岁的忍足谦朗并不知道，粮食救援从此会成为他的人生志业，让他在世粮署一待就快要半个甲子。后来，他成为世粮署亚洲区主任，带领超过3000人、成员来自77个国籍的团队，致力于打击饥荒，期间曾踏遍全球冲突与天然灾害区域，包括科索沃、阿富汗、苏丹、北韩、肯亚（又译肯尼亚）、尚比亚、柬埔寨、菲律宾。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无止尽的饥饿，形同接连来袭的隐形海啸；行经恶水烽火，他才逐渐领悟，死荫幽谷里，或许能因一场即时的外援，成为应许之地。
忍足谦朗日前受财团法人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赴台湾举行演说，分享全球缺粮现象与相关救援经验。此行他接受端传媒专访，分享前线工作者所目睹的粮食困境，以及饥饿背后更纠葛的利益冲突、资源不均难题。
“对于被援助者而言，世粮署题供的协助，看得见、摸得到，很快就能看到救援成效，”25年来，忍足谦朗走过多处重大天灾人祸现场，谈起运送粮食的初衷，他这么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见到人们接收、食用我们送抵的粮食。”
饥饿游戏从未停止！多肇因于全球冲突
只是，粮食救援，是件永远要和时间赛跑的差事。执行任务时，有时必须牢牢踩住立场，有时，又得打破既有规则。“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挑战，”忍足谦朗说。
他回忆，输送粮食时，最常见的状况是输送困难，诸如物流受阻或正常陆路中断。世粮署团队必须临机应变，改以水路运输、直升机空投等方式，将食物安全送达。若行经泥泞丛林，还曾动用象群运送粮食。
但也许，物流还算较易解决的问题。摊开世粮署近年的粮食援助预算，高达80％资源投入人为冲突地区；忍足谦朗观察，全球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人为因素”，往往才是无尽饥饿的主因。
例如，北韩政权向来神秘封闭，政府亟需世粮署的粮食援助，却又限制境外人员动向。早些年，世粮署人员到了北韩，必须提前一周递出申请，到了当地，不但没网络可用，北韩政府甚至规定不允许熟悉韩语的外籍人士随行、要求工作人员不得接触当地市井民众。
忍足谦朗为此和北韩政府交涉，前后长达15年。如今，世粮署人员进入北韩，只要24小时前告知即可，其他情况也大幅改善。“我们不会只把食物给你，却不管食物的去向，”他坚持。
食物救援，提供的援助是粮食，但所带来的效益，往往不只是食物本身。世粮署长期耕耘校园营养餐（School Feeding）计划，在偏远地区，选定特定学校发放餐食，除了提供儿童成长所需的基础营养，更间接鼓励家长正视学童的受教权。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又是完全不同的挑战。冲突区成了残破空城，世粮署人员运抵食物后，发现无法租赁办公室，更遑论贮存运抵当地的粮食。同样棘手的是，当地没有火源，就算运来大批面粉，居民也难为“无火之炊”。
时间不等人，忍足谦朗当机立断，找到废弃建筑充当仓库、用以贮粮，并找来附近的烘培师，以部分面粉作为酬劳，换取这些烘培师的资源与人力，产出大量面包。
而在大部分冲突地区，世粮署由于必须将食物送达冲突双方难民手中，倾向和政府、叛军双方交涉。但在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和阿富汗政府军对立持续升高，情势比其他冲突区域更棘手。忍足谦朗选择不与塔利班游击队直接交涉，“有些地方我们进不去，就请伙伴帮我们运送食物，让他们代替我们进去。”
世粮署找到了位于阿富汗境内的非政府组织，甚至雇用当地私人企业人员，协助运送粮食。但，情势一片大乱，如何确定食物安全送达？“我们和这些伙伴签订合约，同时在发放食物时告知难民热线电话，”忍足谦朗解释，有了热线，哪怕地理位置再偏远，难民若不满意食物送达状况，拿起手机，随时能反映前线状况。
食物救援，提供的援助是粮食，但所带来的效益，往往不只是食物本身。世粮署长期耕耘校园营养餐（School Feeding）计划，在偏远地区，选定特定学校发放餐食，除了提供儿童成长所需的基础营养，更间接鼓励家长正视学童的受教权。
“这很像是‘贿赂’父母，”忍足谦朗笑得有点无奈，但他也亲身见证此种“贿赂”收到的成效。例如，在缅甸北部的穆斯林聚落，女孩常被迫失学、在家工作或打理家务。世粮署在当地提出诱因，高喊“让女孩上学的家庭每月可领取食用油”，父母们的态度渐渐转变，如今，当地校园里明显出现更多女孩。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们就会饿死”
每每回到罗马世粮署总部，忍足谦朗常驻足总部门厅，盯着门前的一面白墙良久。这面墙上挂着近百块铜牌，牌上刻着因公殉职的同事名字、殉职地点与日期。
“我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危机上瘾者’（emergency junkies），”他苦笑，有点像自嘲，更像是在对罹难同事致敬，“在一个国家待上三、四年，然后换去另外一个国家、面对全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让我们保有了热情——一直被新的情境挑战，却从来不会厌倦。”
忍足谦朗回忆，协助运送粮食的过程中，多次穿梭刀枪流弹之间，也必须常与当地叛军、游击队首脑交涉。即使常有安全人员或警察护送，仍存在极大风险，“我一直有心理准备，这些事情或许有天会发生在我身上。”
例如，他在科索沃执行粮食运送任务期间，一枚手榴弹无预警被丢到宿舍楼下，所幸当时他在屋内，躲过一劫。但一些战友就没那么幸运。有一回，巴基斯坦发生恐怖攻击，一枚炸弹引爆处，落在世粮署巴基斯坦办公室正下方，5名同事当场被炸死。还有许多次，他的同僚在协助运送食物时，遭到帮派射杀。
忍足谦朗生于战后的日本，大学后负笈美国求学，回顾他的成长史，从没过上苦日子。问他为何选择出入战区，而且持续30年？他答：“因为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会活活饿死。”
“看看叙利亚，这么多武装战争，看看那些住在阿勒波的人！人民不停逃离家园，但仍然有人被堵在里面，”忍足谦朗表示，7年前叙利亚内战一起，注定是一场人类梦魇。单单2016年，世粮署就有五分之一的资源用以援助叙利亚；“你必须帮助他们，把食物送进去，”他说。
“媒体是最重要的窗口，有责任让观众注意到人道救援议题，”……长年在国际间奔走的他深信，人们若知道世上正在发生什么，自然会产生同情与理解；反之，没人会在乎叙利亚和苏丹有人濒死。
联合国于今年3月间公布警讯，南苏丹、叶门（又译也门）、奈及利亚（又译尼日利亚）东北部（激进组织博科圣地主要据点）、索马利亚（又译索马里）等四个国家发生严重饥荒，造成2000多万人营养不良。这被视为联合国成立70多年来，最严重的人道危机。
忍足谦朗进一步指出，前述饥荒地区，除了索马利亚是由气候变迁造成干旱，其余三地皆是人为冲突所致。
“BBC、CNN、半岛电视台会关切这些议题，但日本媒体完全不关心，”他曾问日本媒体友人：“你干嘛一直报导哪里又出了车祸，却不谈谈千里之外，全球有8亿人口正在挨饿？”对方答：“日本观众又不爱看，”他不以为然：“那是因为你们没报导出来！”
“我认为媒体的角色最重要，”忍足谦朗指出，虽不熟悉台湾媒体生态，但和日本情况对照，情况也许相去不远。
“媒体是最重要的窗口，有责任让观众注意到人道救援议题，”忍足谦朗强调，“这很吊诡，深究下去，又变成媒体和观众的‘鸡生蛋、蛋生鸡’问题……”然而，长年在国际间奔走的他深信，人们若知道世上正在发生什么，自然会产生同情与理解；反之，没人会在乎叙利亚和苏丹有人濒死。
他指出，2011年，311地震引发海啸重创日本，当时来自台湾的赈灾捐款高达68.4亿台币（约17亿港币），“如果没有来自日本灾区的报导，台湾民众怎会发起这些行动？”“我相信，媒体报导激起了同理心，才有了部分的捐款。同理，媒体为何不播放南苏丹、叙利亚的灾难现场呢？”
镜头拉回台湾现场。曾短暂居住台湾学习中文的忍足谦朗说，明白台湾国际处境与参与国际救援的艰难，此行也被许多听众问及相关议题。但他再度提及台湾人对日本311的救助，其实就是一种参与国际的方式。只是，当前的地球村，人们可能只熟悉“邻居”的现况，但所谓“邻居”的定义，应该由国界区分吗？“这是一个很小的世界，不能因为距离遥远，而忽略远方正在发生的苦难，”忍足谦朗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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