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困兽犹斗（上）

【编按】艾晓明导演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这是她50岁学习拍摄纪录片以来，第16部纪录片作品，也是最“重量级”的一部。“重量级”的含义很多，可能是耗时长，制作难度大，也可能是面对的恐惧与压力大。从2014年4月，到2015年末，艾晓明用了近20个月的时间，寻访曾经在中国甘肃夹边沟被劳教过的老人，试图给一段残酷的历史，留下唯一的集体真人见证影像。1957年，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中，3000多名“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在3年时间之内，2000多人死于饥饿、虐待、甚至吃人。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碑纪念，也被砸碎。记录夹边沟的艾晓明，也在时隔半世纪后，再次重新面对自己的文革记忆。端传媒将一连两天连载长篇人物报导，介绍这位中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从化解“文革”梦魇开始的治学、经世、记录、行动之路。以下为报导上篇，下篇将于2017年2月23日刊出。

2015年12月底，中国甘肃省山区的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十几度，大雪封闭了山野。62岁的知名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穿着红色冲锋衣，在山坡上拍摄千里冰封的景观。她脚底一滑，眼看就要摔跤，倒下瞬间，她下意识要保护手里的摄像机，竟在单膝跪地后稳住了没有扑倒下去。

她带着半腿雪艰难地站起来，大笑道：50块钱网购的靴子果然不给力。

她前两天就怕这双已经磨光了的靴子打滑，在批发城里淘了双130块的布鞋，“这是我这几年来买过最贵的鞋子，”她说。这双“贵价鞋”穿了一天后发现磨脚，她只好又换上原来的光头靴。

两天后，艾晓明来到东接蒙古国的甘肃边境小镇“马鬃山”，这是她的一位采访对象年轻时被下放的地方，她颠了300多公里土路到这里，就为了配几秒空镜头。在镇上唯一的商店里，艾晓明惊喜地发现50块钱一双的军用棉鞋，还带防滑胶钉，她当即买下，兴奋得反复说：“太好了，不用买贵鞋子了！”

艾晓明是在拍摄新纪录片《夹边沟祭事》，她已为此工作了一年半多，粗剪的成片全长已达5集，共6个多小时。

按原计划，这片子2015年夏天就该完成，但家庭责任让艾晓明的进度比预期慢得多——只有她90多岁的老父亲身体状况稳定、护理阿姨照料得力时，她才能抢着时间出差采访几天。

尽管艾晓明的许多朋友看了《夹边沟祭事》的粗剪版本已经震撼不已，但她自己觉得还不够好。她想等一场大雪，好当作空镜剪进片子里。2015年的冬天，她终于等到了这场雪，但赶往甘肃拍摄8天之后，医生通知她父亲又发烧住院了，艾晓明只得赶回家过天天跑医院的生活。

艾晓明2012年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职位退休，她现在常用三个身份描述自己：女儿、家庭主妇、纪录片工作者。

这基本构成了她在武汉家中的日常：一天多次去看看房里的父亲，他精神好时陪他坐坐说说话，虽然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卧床睡觉；跟请来的阿姨沟通老人家的照料，吃得少了要煮得更稀，天气凉了多加一床被子……其余时间艾晓明就在卧室里剪片子。这还是好的，如果父亲住院了，她就得每天花一两小时坐公交去照料，能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

夹边沟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导演、拍摄、剪辑：艾晓明

片长：375分钟（5集）

发布：2017年

“疯子是这样炼成滴！”

《夹边沟祭事》里的右派老人们比她父亲小不了几岁，他们讲着她熟悉又陌生的故事：1957到60年的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两千多名右派在零下二三十度的荒漠中被强制劳动、冻饿而死，最后存活的不足六百人。人们相互揭发，也用树枝帮彼此从肛门里掏出粪便。他们约定死了相互掩埋，也吃过对方的尸体，却鲜有人能够反抗——说是麻木都过于简单以至不公道了，系统性的话语、思想和体力的剥夺，让人失去任何反抗的可能。

这种状态艾晓明是熟悉的，虽然她的故事没有那么极端残酷。

她记得自己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刻。那天中午她回家吃饭，一走近教学楼就听见高音喇叭呼着革命口号和“打倒艾XX”。她一抬头，蒙了，教学楼上高高垂下大标语，大字报上全是父亲的名字，用红墨水划着大叉叉。那是1966年，艾晓明13岁，她的父亲是那所中学的英文老师。

“我爸是坏人了？我爸是‘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了？”艾晓明记得那天闷热极了，闷得她发昏。两个学生叫住了她，说：“艾晓明！你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队员，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写大字报揭发你爸，和他划清界线！”

艾晓明第二天就贴出了大字报，直到现在，她都没问过父亲是否看到了。

“我一点没觉得这事不正常，但我有点诧异，怎么我父亲成了这样一个人？但连刘少奇都是一个大坏蛋，身边的原子弹无处不在，那我爸是原子弹有什么奇怪？好了，他是原子弹，我不是，”艾晓明说起当时，“我们不会思考权力者的过失，而努力地去拥抱它，用爱的语言向它示好，换得内心的安全。”

艾晓明现在会把那种状态叫做“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小时候的她当然无从分辨。

少年艾晓明一心想要超越“黑五类”（注：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的出身，证明自己比“红五类”更加靠拢组织。她在“革命中心”省委大楼附近一张一张地看红纸的大字报，那是红卫兵组织的招募告示，她要找找有没有组织要她这种出身的人；她实在找不着就自己成立了一个人的“小红松战斗队”，没有意识到当红卫兵就是出门斗别人的爸爸；她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作“艾卫红”，跟同学串联到北京要见毛主席；她有两次“揭发”的经历，一次是有中学生让她监视邻居的右派老师，一次是下乡到矿山中学教书时报告了同事有“不满情绪”——这次揭发的痛苦和不安正式终结了她的文革岁月，那已经是1977年，艾晓明24岁了。

在拍摄《夹边沟祭事》过程中，艾晓明有时会想起小时候的心理和经历，但她说那是很少的，大多数时候她是像学者做研究一样在用理性去认知整合，“可能那种情绪化的东西已经在少年时代消耗掉了。”

但与亲历者一起通看全片时，艾晓明有时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她现在用“深恶痛绝”来形容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看法。

“最让我沉重的是，受害人依然不得不说我不反党，我爱党，我只是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这个具体事情的做法……因为我非常清楚这种话只是面具，”艾晓明说，“我不是说他心理其实是很恨的，而是他心里可能没有对这个极权制度做深入的思考，或者说有一些人从来不去思考这些危险的问题。”她认为，对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这种状态相当普遍。

2015年底，艾晓明偶然在网上看见了一段“忠字舞”视频，“你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舞，这简直是世界上最丑的舞！”她在餐桌上对来访的友人说，“这样的！这样的！”她把垂下的左臂从肘部斜向上屈起，右臂斜向上伸直，手心向上，两手一起向上参，每参一下欲作弓步的右脚同时重重跺下，跺得桌下的地板嘭嘭响。这是表达敬仰毛泽东的动作。

“还有这样的！这样的！”她抬起右臂、手握空拳、屈在胸前，左臂伸得直直地插向斜下方，身体向右前顿，每顿一下也是同时在桌下跺脚，木地板又在嘭嘭响。这是表达前进和战斗的动作。

没有忘，是的，一点都忘不了，“我们小时候天天就跳这么蠢的舞，现在是个正常人都不容易啊！”那几天，艾晓明一再地说起那段视频，重复这句“现在是个正常人都不容易……”

她在转发这段视频时配的文字是：“疯子是这样炼成滴！”

“我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很久，所以我对它是怎么控制人有极大的兴趣，”艾晓明说，“它怎么能够把人控制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知道它的符码，并且找到解码的方法，我们才能从这个魔咒里解除出来。”这是她拍《夹边沟》时的想法之一。

“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

艾晓明自己“解除魔咒”的过程相当漫长。

1978年，否定文革、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对艾晓明影响最大的是恢复考研。这一年，本来因出身不允许上高中的她，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本能地很欢迎这个时代，欢迎这些变化，”艾晓明说，“又有学可上了，出身也不用填伪军官了，可以填教员，好像把‘黑五类’这一块抹掉了。”

外在的身份抹掉了，内在的记忆却没有。十余年的“黑五类”经历，让她对压迫和歧视有近于直觉的共情与不平，这个烙印追随她至今。2015年7月，看到维权律师王宇被抓、她的儿子包卓轩被禁出国的新闻时，艾晓明发声道：“孩子你别怕，大姨我当年也是黑五类。你的世界注定宽广，很多人都关心着你。”

类似的，在那个知识骤然被重新认真对待的80年代，艾晓明选择的硕士论文题目关于巴金，她说当时抱着一股劲，想为巴金被否定的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辩护。那是艾晓明运用理性批判主流话语的开始，她认为，当时的研究帮助她培养了思辨能力，以及对主流论述保持怀疑的立场和态度。

1988年底89年初，艾晓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位文学女博士。留京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同一时期，艾晓明遇见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那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刚刚乘着“文化热”的东风译介进中国，她读了这部小说就很想看到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在国内却不可得。恰在此时艾晓明获得了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三个月的机会，在那里她读到了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英译本。

“我对他那种对极权时代的文化和心理状态的透视有很强的共鸣。”艾晓明用“一拍即合”来形容她阅读昆德拉的感受，她决心把《小说的智慧》翻译成中文，也由此成为了中国最早译介昆德拉的学者之一。

米兰·昆德拉通过艾晓明的手将极权时代的逻辑写成中文：

“一个人受到惩罚却不知道受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是如此地令人难以承受，以至于要寻求平静，被惩罚者就必须为他的惩罚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惩罚寻求罪过。”

“不仅判决的材料根本不可能找到，而且判决本身就不存在。要呼吁，要恳求宽恕，你必须被宣告有罪！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

1993年，艾晓明翻阅文革期间母亲的学习班笔记，里面写道：“检查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那天看到辣椒被牛踩了烂在地里，我到食堂向师傅要了一个小铁桶，替伙房摘了点辣椒，交到伙房。第二天向师傅建议，辣椒用盐凉拌吃。一个师傅说，你爱吃你自己买点去腌了吃，我一听就拿了一角钱菜票给他，他给了我一些辣椒……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后同事给我提出来，才提高到原则上认识这是不对的。因此马上将凉拌的辣椒交到伙房去了……虽然是一碗辣椒，但却是公与私的大问题，以后一定要在生活小节上注意……”——惩罚寻求罪过，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艾晓明感到晕眩，要倒下，要逃出，她推开笔记本，站到凉台上大口呼气。

《小说的智慧》译本完成后，艾晓明根据自己与家人的文革回忆和记录写成了长篇纪实作品《血统》。

昆德拉的《笑忘录》里，主人公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开始很积极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师才真的上街了

2005年9月，一篇《新京报》对艾晓明的采访在网络上流传甚广，采访里艾晓明说：“学者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公民，对公共事务应该有一个宽广的视野，有一个关注的态度。”

此时艾晓明已经介入过“孙志刚案”、“黄静案”和“太石村事件”三个在媒体和网络上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其中“孙志刚案”被认为有着开创“中国公民社会元年”的重要地位；在“太石村事件”中，艾晓明的拍摄记录，让民间行动者开始将这位“教授”视为自己人；在“黄静案”中，艾晓明的推动对事件的影响发酵起着关键作用。

这三件事也让艾晓明在公众眼里从一个纯粹的学者，迅速转变为有民主、维权色彩的行动者兼公共知识分子。那篇简短的采访有一个应景的名字《冲出书斋，奔向田野》。

那是中国刚刚申奥成功、加入WTO、新领导人上台的时期，社会和政治氛围之宽松可谓达到1949年后的最高峰，于是市场化媒体雄心勃勃，互联网热促成BBS时代，被长久压抑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讨论需求爆发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艾晓明的言论、行动和纪录片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和认可。她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又被《东方女性》杂志读者选为“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

那恰是艾晓明的知天命之年。往前推个十年二十年，她大概无法想到自己会是这样的角色。

1989年那个最著名的春夏之交，政治漩涡席卷整个中国，对于艾晓明却是隔膜的。当时的她刚结束香港访学回到北京，一边在青年政治学院教课，一边继续潜心翻译昆德拉。但她无法不察觉到班上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那是四五月，学潮已经开始发酵。

“我根本就没有觉得这有多大事儿，”艾晓明说起那时，“学潮之前北京也是很活跃的地方，西单民主墙、反自由化运动、这里那里有什么论坛、过几天又批（判）几个人……大家都去反官倒，这有什么奇怪呢？”

艾晓明总共去过广场三次，第一次是给去绝食的学生送被子，最后一次是去看望一位在广场陪学生的老师。她对第二次的印象较深，当时她家住在校外，一次进校上课遇到了青年教师的游行队伍，一位同事出来问她敢不敢一起去。“她不是问我要不要去，而是问我敢不敢去，”艾晓明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并没有觉得想要参加游行，但你问我敢不敢去，我没觉得不敢，反官倒没什么不好，我也不反对这事，我就去了。”

这种情景让艾晓明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外科大夫托马斯。当儿子带着反对人士来找他在请愿书上签字，托马斯感到犹豫，他对联署的效果不以为然，但感受到亲情和群体的压力的他还是签了。“可能是刚从文革过来的人，我很反感各种集体活动，”艾晓明说。

艾晓明的八九经历在别人的记忆中却有另一种叙事。多年以后她当年的同事跟她的博士生黄海涛聊到过这个话题：艾老师在八九的时候，在前期很冷淡，但是在北京颁布了戒严令以后，一些一开始很积极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师才真的上街了，所以同事们都很佩服她。

6月4日坦克开上了天安门广场，当局终结学潮的方式在艾晓明看来匪夷所思。之后，青年政治学院内经历了一段紧张时期，老师们被要求检讨自己“56天动乱”期间都做了什么，同事间相互揭发。她所教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禁区骤增，苏晓康、刘宾雁、王蒙等作家都因在“动乱”中“表现不佳”而不能提。不满于学院太过“政治化”，艾晓明申请调往刚刚建立了中文系博士点的广东省中山大学，希望专心参与学科建设。

多年以后，听到别人评价她是对公共和政治问题比较关心的学者时，艾晓明回应道：“那是因为一大批关注社会的人已经被抓了，或者流亡了，大量的人不能说话。高校经历过那么多清洗，不问政治的人才能留下来，我只是现在才显得比较突出而已。”

“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优雅好太太”

艾晓明从书斋走向公共参与的“启蒙”应属世纪之交她的十月美国访学。田纳西州阳光温润，南方大学的宁静校园里，艾晓明真正开始研习她日后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女权主义。

当时国内大学的性别研究和学科教育刚刚起步，艾晓明在出国之前就对女权观点的文学批评有兴趣，“这当然和我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关系，性别视角的文学批评在学术方法上也是有新意的，我对它有感觉，”艾晓明说。她去美国时就打算去取取经，回来开设相关课程。

艾晓明在美国选听了妇女研究概论，“听那个课我就特别有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解放性的课程，”艾晓明说，课程虽与文学、艺术没有直接关系，但探讨了很多现实问题，“它探讨女性为什么受压迫。关于性暴力，关于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平等的工作机会，为什么有透明天花板，女性成不了领导者……像这些问题我觉得分析得很对，恰恰把我们多年以来在学术圈里感受到的，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

另一个艾晓明在美国才真正接触的事物是互联网。她跟老师讨论问题时，老师给她推荐各种资料，她问去哪里看，老师说Google，她问什么是Google，老师就为她打开了网页。“哇，我简直疯狂了，Google上什么都能找到！”艾晓明说，想知道一个学科怎么开课，她就下到了几十份课程大纲。

从1999年读大三时就选了她作导师的黄海涛，至今记得艾晓明回国后反复推荐学生们使用Google。当时Google还没有在中国大陆被禁。从Google开始，学者艾晓明对接上了互联网时代，才有了之后的公共介入。

艾晓明欣赏美国注重实践、强调批判性思考和社会责任的教育方法，2000年回国时决心将这套教学带回来。恰逢中山大学中文系建设一级学科，学历资历俱佳的她被定为新建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2003年艾晓明又在其上建立了兼具NGO和校园社团性质的“性别教育论坛”，从此有了一展拳脚的平台。

国内首演《阴道独白》、反对约会暴力“白丝带运动”（注：2003年中山大学一名女生被杀，艾晓明倡导关注其中的性别暴力问题）、孙志刚家属访谈、黄静案推动和介入……这些行动都是由艾晓明与其他参与性别教育论坛的师生一同推动。 从本科到候选博士在艾晓明身边13年的黄海涛，用“学生、助手、合作者”来描述自己在论坛中的学习工作。从那时开始介入事件和在媒体发声的他，现在成了专业的NGO工作者和时事评论者。

“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讲到妇女权利，我们都会讲到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之类，讲到所有弱势群体的权利是相关的，”艾晓明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框架，我们不会把女权跟其他的东西分开。”

当时被性别教育论坛邀请来拍摄《阴道独白：幕后故事》的纪录片导演胡杰，对这位刚刚认识的老师有强烈的第一印象，“第一次接触就是一名中大女生被杀以后，我看到这个老师她很有号召力。她居然能把她的研究生、博士生弄在一起，马上开始讨论，说我们要回应这个事情。这个老师好像很有战斗性的样子，”胡杰回忆道，“她们就立刻把原来的一个演出改编成跟这个事件有关，然后好像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在中大礼堂演出。那天挤满了人，演出开始之前艾老师有一段发言，这个发言非常的有力量，把对于女性的暴力这个主题说得挺透，我就把它全部拍下来了。”

这也成为艾晓明与胡杰纪录片合作的开端，首尾六年。

“我看不出女权主义哪一条可能脱离现实抗争，”艾晓明说，她本来没有想着一定要挑战什么，但在中大开设女权主义课程之后，她才发现学生们有那么多过去没有被看到的性别压迫经历，而且现实中会有那么多阻力和反对的声音，“在你没有亮明观点之前是没有人要来跟你打仗的。”

艾晓明2004年在“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发展和教学法研讨会”的发言概括了她的教学理念：“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纯粹的知识传递，而是面对不平等的事实，分析原因，推动改变……我的目标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优雅好太太，而是培养人才去改造社会，改变处于比你更不利处境的人的命运。你要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就得要理念清楚、信念坚定、百辨百胜。”

点击此处阅读下篇：艾晓明：困兽犹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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