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盗火者：大陆版铜锣湾书店事件

一切都很突然，戴学林从被抓捕到被判刑，事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事后很久才被外界获悉。但一切又都波澜不惊，无论是被捕还是被判刑，大陆媒体没有任何关于其案件的报导。

这个八零后年轻人，原为大陆著名图书品牌“理想国”的营销部编辑。该品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机构之一，出版、推广了诸多重要思想作品。

2月10日从网络上传出的戴学林判决书部分内容显示，戴学林去年5月19日在北京被捕，当局指控他在2015年5月到2016年5月，通过名为“禁忌的游戏”的个人微信号出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下称《红太阳》）等港台书籍，构成“非法经营罪”。戴学林至迟已于今年2月10日前被宣判有罪，获刑5年有期徒刑。

戴学林案与此前备受港人关注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以及去年被抓捕的深圳网上书店“壹仁网”负责人杨海玲案有紧密联系。

负责“理想国”办公楼所在片区的民警说，抓戴学林“不是北京公安的事儿，是浙江来人抓的，我们是带他们去。”

祸起铜锣湾书店

相关知情人向端传媒透露，“壹仁网”是“禁忌的游戏”的主要供货渠道，而铜锣湾书店是“壹仁网”的货源之一。去年香港《苹果日报》有报导称，2016年4月，“壹仁网”住在深圳的女负责人被捕，其官方微博“壹仁文化”在当年4月5日之后停止更新。

截至目前，“壹仁网”仍不能正常打开，“壹仁文化”上留的联络电话也显示为空号。

戴学林的案情细节就包括，从“壹仁网”负责人杨海玲处，购买了超过17万元的港台书籍，由杨海玲邮寄给通过“禁忌的游戏”购书的人，其中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书籍的金额超过9万元。与戴学林同案处理的张晓雄，则被指控负责为戴学林购入港台书籍，再邮寄给买家，两人合计共出售了超过1300本港台书籍，其中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书籍金额超过23万元。

“这个圈子其实蛮小的，”通过网络主营港台书已近10年的曲汉田（化名）向端传媒记者说，“壹仁做得可能比较大，单独做了一个网站，后来出了问题，（杨海玲）被抓了之后才有人跟我说壹仁出了事，我才多方打听到，壹仁的进货渠道是铜锣湾（书店），铜锣湾（书店）出事了，就把壹仁牵扯进来了。”

2015年10月到12月，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震惊舆论。（详见端传媒专题“铜锣湾书店”）2016年初，当事人桂敏海、林荣基、吕波、张志平，被大陆警方指控涉嫌“非法经营罪”，当局称他们向大陆380名购书人，邮寄4000多册书籍，目前案件未有开庭审理的消息传出。

2016年4月深圳的杨海玲被捕后，至目前其案件进展情况亦无进一步信息传出。

“理想国”的办公地点是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兴化东里26号楼，端传媒记者2月12日曾致电负责该片区的民警。民警在电话中确认，去年5月的确有抓捕戴学林一事，“但这不是北京公安的事儿，是浙江来人抓的，我们是带他们去。”记者追问是否浙江宁波的公安、为何要抓戴学林、抓捕当时情况如何，该名民警不断表示，事情过去太久，他记不清了，让记者去问浙江的公安。

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中，林荣基、李波、吕波、张志平也都是由宁波公安抓捕和处理，桂敏海原籍浙江宁波。

“壹仁网出事之后，我还跟戴老师在微信上聊过，当时他说担心壹仁的老板，不知道会不会受苦，还说自己要低调一些。”

戴学林被带走后，其家属保持低调，未接受过媒体采访。截至目前，端传媒记者尚无法获知戴学林是否有聘请律师、是否提出上诉。

戴学林被捕后不到一周，2016年5月22日，广西检方公布消息，对“理想国”所属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前董事长何林夏决定逮捕，理由是涉嫌受贿罪。何林夏的案件亦尚未开庭审理。

2015年11月，该社曾出版《红太阳》作者、大陆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遗作《历史学的境界》，被大陆当局要求下架。

妻子的朋友圈里，他好像一直都在

“壹仁网出事之后，我还跟戴老师在微信上聊过，当时他说担心壹仁的老板，不知道会不会受苦，还说自己要低调一些，但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戴老师的朋友圈不更新了。”正在广东省某高校读大四的陆静曦（化名）对端传媒记者说。

陆静曦通过微信认识戴学林已有两年。平时，戴学林会用自己的同名个人微信号处理“理想国”的事务，也很注意切割其与“禁忌的游戏”的关系。陆静曦印象中，“禁忌的游戏”有书卖不出去的时候，“戴学林”才会转发一下，而且会说是“帮转”。

2016年6月，陆静曦在微信上问戴学林的太太“贝塔”（微信名），“戴老师怎么不用微信了？最近怎么联系不上了？”当时“贝塔”告诉陆静曦，“戴老师还好，我俩有时工作忙，见不上面。”后来陆静曦才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戴学林已经被捕了。

戴学林的朋友、大陆文化界人士西木向端传媒记者表示，看到报导称2016年5月戴学林失联，到9月确认被公安带走，这之间他们有过一次联系。具体日期西木已经记不清了，应是网上传出“理想国”总编辑刘瑞琳“被辞职”之后不久。西木向戴学林询问此事，戴学林很快回复，“虽有风波，但一切安好，勿挂，勿念”。西木再追问，戴学林便不再出声。

在“理想国”的社群页面“理想家社区”，8个月前有这样一组问答。网民“彼此”问：“理想国运营官戴学林同学到哪去了？好久不见他的消息，一切顺利平安否？他还在理想国工作吗？”“River”回复称：“学林最近家里有私事，暂时不在一段时间，过阵子回来，多谢关心！”

2月12日，知名作家章诒和通过个人微博透露，2016年末曾收到“小D”从看守所寄来的信，问章“不知你当年狱中日子如何度过”。

戴学林被判刑的消息被公开报导之后，2月12日，知名作家章诒和通过个人微博透露，2016年末曾收到“小D”从看守所寄来的信，说当年3月份与女友登记结婚，原计划9月办仪式，请章做证婚人，没想到5月“自己进去了”，并问章“不知你当年狱中日子如何度过”。

新婚不过两个月的丈夫被捕，之后“贝塔”的朋友圈里还不时出现“秀恩爱”的帖子，“就是打引号的那种秀恩爱，”陆静曦说，“感觉好像戴老师一直还在。”

2016年10月31日，“贝塔”发了一张她和戴学林的自拍合照，戴著红色毛线帽子的“贝塔”在戴学林身后，抱著他的手臂，戴学林短发，戴著长方粗框眼镜，照片中阳光明亮，蓝天白云，两人对著镜头温和微笑，“贝塔”的配文是“会一直爱你。”

今年1月16日，“贝塔”发了三张戴学林的照片，说“三张照片分别是2011年，2014年和现在的他”，并打趣道“他同事说跟我在一起以后，这穿衣品味上升很多，嗯，是帅了很多，哈哈哈。”那张被指是“现在的他”的照片中，戴学林穿著衬衫、毛衣，还戴著那副长方粗框眼镜，但难以从图像判断拍摄时间。

此后不到1个月，2月10日，戴学林被指出售非法出版物的文件照片流出，陆静曦说，那天“贝塔”的朋友圈对她就不可见了。

2016年夏，网购港台书籍成当局严查对象

“好生气，好难过，好冤！”这是陆静曦得知戴学林被判入狱5年之后的连串反应，“这真的很黑色幽默，戴老师在中国卖中国人写另一个中国人的书，竟然被判刑了。”

虽然被大陆视为“禁书”，但陆静曦的观察是，现在得到这些所谓“禁书”的途径很多，相比高价的实体书，电子书则传播得更广。“以前看到豆瓣上经常有人用‘百度云’什么的分享这种书。所以，看到戴老师因为这样的不算很小众的‘禁书’被判五年，觉得好冤。”

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专研版权法的曾律师向端传媒表示，理论上说，在中国大陆，只要不是中国政府批准的出版单位发行的刊物，均不能在大陆用于营利性发行。“非法出版物”一般分三类，一类是盗版侵权，一类是内容色情暴力，一类是涉及政治问题，比如内容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民族团结等内容，“如果书中的内容，用一个文革时的词来形容，是‘反动的’，与现在的政权、政治非常对立，这肯定是（属于非法出版物），无论是买卖、携带还是持有，都涉嫌违法。”

曾律师称，电商平台上的港台书店本身，在大陆司法界是一个模糊地带，“跟海外代购是一个道理”，如果淘宝店主自己通过非法的方式，将大批非法货物带入大陆，再进行集散营利，店主是有责任的，“但这个过程非常难界定”。

据端传媒记者了解，去年3月初至7月初，大陆已有多宗个案，个人由于拥有港台出版的书籍，而被警方上门要求收缴、或召唤约谈、或要求拍照备份、或要求协助调查、或被指“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他们的书大多是通过网购或代购所得，有的涉及政治，或不能在大陆出版，有的则不过是文艺小品，风花雪月，在大陆亦有版本。这些个案中的当事人，被问到港台书惹来公安的事件时，都非常谨慎。

程先生说，2016年夏天，警方循“壹仁网”顾客名单在全国多地进行传唤询问，“前后有一个多月吧”，“书友圈里都有在说，好像是宁波警方在办”。

2016年3月4日，宁波市江东区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和公安共5人，进入律师袁裕来的办公室。来人带进一个包裹，并现场拆开，里面是14本袁裕来通过淘宝网购的港台书籍。来人指袁裕来“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现场做了笔录，14本书被作为“证据”扣走。

7月4日，网民“茧斋桑农”在发微博求助：“刚才有警察上门来收缴我在淘宝买的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董桥所著的《夜望》。7月6日中午，“茧斋桑农”再发微博称：“我刚从派出所回来，书以学术研究需要和善意第三方权益得以暂时保留”。

7月7日凌晨，“茧斋桑农”有关这次“收书”事件的微博消息全部消失──页面显示是作者删除的。当日上午，端传媒记者电话联络上“茧斋桑农”，他一连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好吧……”

7月5日晚，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在微博上转发另一网民“-aller-”的消息：“说是淘宝等处有不少卖港台书的店主被查，然后按电脑的购书记录来找买书人收缴，派出所出马，京津沪粤都有，要波及全国的架势。”

同在7月5日，中午1时，网民“Te5la”发微博：“刚才派出所来电话，一个手机号打来的，说我去年某月某日买了本书（日子说的应该还是挺准确的，我的姓名，以及派出所地址说得都很清楚），卖书人已经被处理了，要我拿著书去派出所好像是要备份拍照留存资料。我想了想，应该是那本牛津大学出的《储安平传》和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浙江衢州的程先生也向端传媒记者讲述了相似的情况，但警方名单来源更具体到了“壹仁网”。程先生原本在广州开书店，2015年初结业，后回到老家衢州，但仍有为朋友熟客代购图书，包括2016年初从“壹仁网”购买了“二三十本吧，具体数字记不清”的书籍。

程先生说，2016年夏天，警方循“壹仁网”顾客名单在全国多地进行传唤询问，“前后有一个多月吧”，“书友圈里都有在说，好像是宁波警方在办”。当年7月6日，衢州当地警方致电程先生，要求他到警局说明情况。

程先生说，警察态度很客气，没有特别提到具体书目，因为他的图书已经转手，也没被没收，整个过程“可能就半个小时”。程先生不愿多讲当时的具体情况，“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我这里是小地方，没什么说的，别还惹了麻烦。”

被抄过家的书商：自我审查，完全不碰政治和历史

数年前，在大陆经营港台图书的曲汉田就曾经被迫向执法人员交出买书人的名单。

那是一个上午，7、8个身份不明人士，敲开他的家门，之后把家中所有书籍，连同他的电脑都抄走了。曲汉田被带到了当地文化局，那时才被告知，“执法人员”中包括工商部门、文化执法部门的人，曲汉田估计其中还有国保或国安人员。他在文化局被扣了5个小时，“做调查，说我卖港台书，非法出版物，上了一堂‘普法课’，现在看完全就是恐吓，大陆有一个罪名叫煽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非法经营，就说这个煽颠可以判多少多少年”。

获释前，曲汉田被迫交出了买家名单，“我电脑都被抄走了”，“不可能对著干，轻则罚款，重则……估计就可以判了。”

曲汉田被没收了大约一千多本书，其中港台书大概几十本，当局只给他看了一份有关没收这些财物的书面证明，但没有让他保留这份文件。被没收的港台书中有关于毛泽东的书——但他已记不起名字，还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曲汉田说，当初入行做这门生意，就是看了这本书，“大陆学的历史和港台书里面介绍的，是比较错乱的，想一是能赚钱，而是能把信息传递过来。”

“要不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谓情怀和理念在里头，有这心思和时间，我早他妈干其他活了。”

被抄家之后，曲汉田仍然在网上主营港台书，但开始改卖一些“比较平和的”，虽然不卖紧俏的“禁书”每月可能少赚了四五千人民币，但他搬离了那个城市，至今也没有再被当局找过。

他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明显感觉到紧张，“紧张的其实并不是外界给我的，而是我自己心里比较紧张，毕竟是同样做图书的，走的都是一个灰色地带，虽然一直想往白色地带靠拢，这个东西弹性非常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他说，打算“完全不碰政治和历史了”，“用一种自我审查的方式来做呗，选书的时候，稍微有苗头，涉及中国政治的，就不做了。”

戴学林没有“及时转身”。2015年11月“禁忌的游戏”在朋友圈里说道：“要不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谓情怀和理念在里头，有这心思和时间，我早他妈干其他活了。”

2016年5月，戴学林被捕，2017年2月，戴学林被判刑，大陆媒体上却搜不到只言片语。

而“作案现场”——已经许久没有更新的“禁忌的游戏”朋友圈，最底写著：“丫却无声。”

声音

到处都是敏感字符，简单的一个帖子弄得格外敏感。

传播黄色短信者，一律 河 蟹 你。恶心，需求什么理由吗？从发展的眼光看，恶心的事将接连发生。

在这里，我也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只要我知道某本作品内地版是“阉割本”，哪怕已出港台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尤其是那些有追求的出版社，只因你们戴着镣铐跳舞。

如果是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侠客就不至于那么多；换句话说，如果侠客流行，那这个国家一定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在现今状况下，传统的侠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我也看到，真正的侠客“行”少，侠客“气”是越来越多。

妈妈，我的肚子饿了，该用什么去填饱肚子，冰箱里是空的。 爸爸，我的喉咙难受，想大口大口喝水呢，可剩下的水只有那么一点。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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