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铁列车纵火案过后，“精神病”就是我们最终的答案？

“怪汉天拿水自焚火噬列车”；“六旬精神病汉疑港铁纵火，最少18伤”；“疑犯有案底及精神病记录”⋯⋯2月11日，香港报章铺天盖地以这样的标题，报导前一晚震撼全港的港铁纵火事故。

60岁的疑犯张锦辉，2月10日晚上7时15分，在由金钟驶往尖沙咀的列车上，怀疑纵火自焚，他本人烧伤危殆，并造成最少17名乘客受伤，包括一名台籍女游客。事故发生后，港铁旋即封锁尖沙咀站，现场视频和照片在网上迅速传开，部分成为即时新闻的报导材料。

两个半小时后，警方见记者，指疑犯说话“语无伦次”，不排除他有精神病。消息经电子传媒直播及报章即时新闻报导后，网上出现不少针对精神病的舆论，例如指斥精神病患者为“计时炸弹”，更说要立法规定，精神病康复者要有家人陪同才可外出。

不出五小时，警方经初步调查，确认疑犯有精神病病历。

即时新闻换上更哄动的标题：“疑犯有精神病记录，未有依时覆诊”、“疑犯自2007年患妄想症”、“疑犯患妄想症，十年前入精神科！”内文更仿佛为事故找到了确切起因——“精神病患”。

到底这样的报导方式，是履行了传媒寻根问底的责任，还是过分简单地将社会事故的起因与“精神病”划上等号，不自觉加深对精神病患者的标签？

“最重要是坐堂要什么，我都能给他”

从事突发记者超过20年的张伟东指出，在采访突发事件时，倘若知道涉事者有精神病记录后，后续跟进工作往往较少。

“当知道涉事者是mental（精神病患者）后，还有什么好挖？他所做行为的原因，大抵就是有幻觉、幻听，那已经解释到了。而且，他做该行为的原因，背后一般不会与学业或工作压力等社会重大议题有关，所以做突发的，不会再花时间去挖。”

他解释，前线突发记者在现场搜集资料后，会交给在报馆内负责调动工作的“坐堂”，然后由“坐堂”决定交由公司内的记者撰写报导，因此报导刊出时所用的字眼，突发记者通常不会多加理会。

“有些警察明知涉事者有精神病记录，也会补一句不排除与精神病发有关；有时候问街坊，街坊说事主有时自言自语，怀疑有精神病，我们（突发记者）便照原quote（引用）报给坐堂。”他续指：“突发（记者）通常报了上去（坐堂）就叫完成工作，他与写手（负责撰写报导的记者）会决定怎样写，大家岗位不同，除非是有错误的资料，否则我不会干预他们决定怎样写。”

“最重要是坐堂要什么，我都能给他。所以在现场，突发（记者）一定会问涉事者是否有精神病记录，因为坐堂一定会问。”

最重要是坐堂要什么，我都能给他。所以在现场，突发（记者）一定会问涉事者是否有精神病记录，因为坐堂一定会问。

这种做法一直是报章突发记者的常规。然而，近年即时新闻盛行，尤其是重大事故时，电视台或报章的视频新闻，很多时会直播警方见记者，市民往往会透过直播，接收到“不排除有精神病”这类未经过滤的消息。

问到精神病记录，等同找到事故原因？

近年传媒报导刑事案件时，不时提出疑犯是否有精神病记录这疑问。以慧科翻查过去半年的香港新闻，从2016年8月15日至2017年2月15日，有32宗刑事案件、共71篇新闻报导，传媒在标题或内文有提及“精神病”。

端传媒仔细分析报导手法，大部分都提及疑犯“有精神病记录”。例如今年2月1日，粉岭发生一宗印度裔妇人涉嫌谋杀亲生女儿的案件。翌日，五份报章引述现场消息，指事主是精神病患者。

除此之外，传媒也常常将“狂徒”、“癫佬”等字眼与精神病者挂钩。“虽然这些字眼未必等同精神病患者，但都存有巨大的价值判断。什么叫狂徒？怎样的程度，才称得上狂？”中文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李立峰认为，媒体处理相关新闻，最容易发生过分渲染的就是即时新闻。

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副院长（教育事务）陈国龄说，发生严重事故，即使传媒确认疑犯有精神病历，“也不能认为事件就有了答案”。她认为，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

“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陈国龄解释。

那是否不应该报导呢？李立峰认为，精神病历可以为报导提供一个资讯，未必等同强化偏见。

“无缘无故将事故归咎于精神病患，固然不太妥当。但有时去求证，涉事者是否患精神病，也可能是出于关注，当事人的行为会不会暗藏mental issues（心理问题）？如果真是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不提就好？背后也有可能涉及社会问题，避开讨论精神病，不一定等于好。”

李立峰强调，传媒求证疑犯是否精神病患者，不是因为要去寻求“因”（cause），而是要去找“行为目的”。他以港铁纵火事件解释：“事件涉及公众，或有恐怖袭击的嫌疑，假若最终印证到疑犯有精神病病历，固然排除了其他行为目的，但同时间，精神病病历只是成为另一块资讯，不代表解决了问题。”

如果真是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不提就好？背后也有可能涉及社会问题，避开讨论精神病，不一定等于好。

然而李立峰认为，当这些资讯放了在分秒必争、抢收视的即时新闻里，就很容易变质：“即时新闻往往极为碎片化、没有完整的内容，记者挖到什么消息，就单独发出来，媒体也很自然将唯一资讯变成标题，容易令读者自然觉得，事件有了解释。”

“没有精神病”也成报导资料？

端传媒翻查资料发现，即使疑犯没有精神病记录，传媒仍是会特别提及。例如去年10月24日，天水围一名女佣涉嫌谋杀其印度裔少主，六份报章都特意提及，疑犯“没有精神病记录”。

“如果没有，为何还要报导？正如自杀个案，如果问了没有感情问题，那报导也不会提。”李立峰质疑这种报导手法值得商榷：“除非他argue（争拗）说，社会对精神病偏见很强，报导事件后，大众一定会觉得与精神病有关，于是才写没有精神病作为澄清。”

“但这就涉及‘鸡先’还是‘蛋先’，到底是社会偏见很强要这样报导，还是这样报导导致社会偏见很强呢？”

但这就涉及‘鸡先’还是‘蛋先’，到底是社会偏见很强要这样报导，还是这样报导导致社会偏见很强呢？

2016年12月9日，天水围五岁小童被𠝹颈，警方还未拘捕疑凶，有报章采访精神科医生，分析疑犯是否有精神病。2016年9月3日，观塘发生父亲揽子开煤气自杀，传媒未有提及事主精神状况，却访问了大律师，指如果疑犯有精神病，可以减轻刑责。

陈国龄认为，即使是精神科医生，也要了解个案情况及因素，才能判断是否涉及精神病，否则讨论容易流于表面，处理得不好，甚至会强化社会偏见。

“其实这正是文化的common sense（常识），社会很容易将‘不正常’联系到精神病，其实记者的提问，也可能是被这种文化常识指引了采访方向。”李立峰补充道。

如何理解新闻事故的“为什么”？

港铁列车纵火事故之后一晚，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在2月11日发声明，提出研究显示，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香港有约20万人严重精神病患者，占人口约2.5%。声明又引用瑞典一项纵火研究，澄清少于10%的纵火个案，由严重精神病患者引发。

大部份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后，即使痊愈了，也不敢披露这段过去，生怕遭到歧视，只是静静地返回社会生活。但少数病情不稳的犯事，却被无限放大了。

透过持续药物治疗，精神病复发率可降低一半，但陈国龄说，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标签化，却令患者自我边缘，有工作的甚至抗拒求医，以致延误治疗。根据政府统计处在2006年至2007年的调查，显示精神病患者和康复者的失业率是14%，远高于香港当年失业率的4％。

陈国龄无奈地说：“大部份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后，即使痊愈了，也不敢披露这段过去，生怕遭到歧视，只是静静地返回社会生活。但少数病情不稳的犯事，却被无限放大了。”

她强调，港铁列车纵火事故，是罕有、不寻常的个案。不过，在发生涉及精神病患者的重大事故后，社会总变得对精神病患者敏感：“我们听过，即使人们在街上看到自闭症小孩、比较miserable（悲惨）在街上哭的人，都会立即弹开。”

李立峰总结说，自己对精神病也没有太多专业知识，即使如此，社会也应紧记，精神病患者为社会的弱势社群，“传媒有责任扫除社会偏见”。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张伟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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