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菲律宾反毒战遗孀的平安夜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我要我们一家人,一起渡过这最后一次圣诞。”
东南亚 国际

七子之母的Gina De Lemon清楚记得丈夫Ricardo被枪杀当晚的过程。当天傍晚,Ricardo如常驾驶吉普车,她坐在司机座旁,两口子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车上仅余的几名乘客相继下车后,Gina在倒视镜留意到全车剩下一个头戴黑色鸭嘴帽、身穿黑外套的男子。她未及细想,电光火石之间,黑衣男子已拿出配备了消音器的手枪,开始从后朝他俩开枪。子弹第一发不中,Ricardo试图全速驾驶逃命,直至身中第二与第三枪。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身旁的妻子推下车。枪手下车后迅速被一辆摩托车接走并驶离现场,遗下Ricardo在血泊中。当时他们的幼女Rica只有三个月大,Gina记得丈夫气绝之前对她说:“不能是我俩(都死去)。”

当天是今年8月6日,杜特尔特正式宣誓成为总统一个月后不久。杜特尔特在六月初未正式就任时已曾公开说过,如果有市民碰上毒贩,“杀掉他,我会给你一个勋章。(“Shoot him and I’ll give you a medal.”)”在杜特尔特治下,伴随其铁血市长传奇的“达沃暗杀队”(Davao Death Squad)模式已搬到首府马尼拉每夜上演。在过去,马尼拉并非免于罪案,但暗杀行动之盛,可算绝无仅有。

我在上月尾曾跟随当地记者,于深夜至凌晨时份,去过两个“行刑”现场。其时,反毒战已经进入第五个月。在警察的封锁线外,围观的市民有时耳语如常,大多静默,唯一响彻的,是在场家属瑟缩在一角的痛哭之声。一具具犹暖的尸体经鉴证人员在现场取证、纪录之后,都被裹进一式一样的蓝色塑胶袋,再在他们眼前抬上车,送去公众殓房。一如他们的生命,无名无目,猝然消逝于那些闹市霓虹未及照亮的贫民区街头,或寮屋之簷下。

当地记者告诉我,他们已经连续数月每晚驾车走遍各市大街窄巷,追踪警方的反毒行动。在整个马尼拉都会区,每夜皆有人被杀。也许除了平安夜与圣诞。

在其中一个位于贫民区的“反毒行动”现场,鉴证人员正抬出一具尸体。
在其中一个位于贫民区的“反毒行动”现场,鉴证人员正抬出一具尸体。

法外处决文化蔓延

丈夫死去之后的两个月间,Gina的思绪一片浑沌,家务做不了,甚么也记不进去,最年长的几个孩子只好暂时休学。Gina较小的三个小孩,始终还未懂得甚么是死亡,“他们不时在想爸爸只是离家去了远行。过了好一会他们仿佛才隐约明白,爸爸是不会再回来了。”被三姊抱在怀中的幼女Rica如今七个月大,眨著一双圆滚滚、不谙世事的眼睛。

Gina知道,这城里有著很多跟她一样的女人,在因此承受著至亲的死亡。有外媒唤她们作“杜特尔特反毒战的遗孀们”。菲律宾独立媒体Rappler整理警方纪录,统计出自7月1日至12月29日期间,共有6214人死于“反毒战”中,其中仅有约2100人为警方确定的疑似涉毒者,其余四千人都死于“法外处决”,换言之,这四千人可能根本与毒品无关。“我丈夫不烟不酒,与毒品完全沾不上边。”Gina反复向我强调。

Gina一家八口栖居于马尼拉三巴乐市(Sampaloc)贫民区一所两层高的寮屋上层。整所寮屋由木板、铁皮与尼龙胶袋搭建而成,蟑螂不时在夹缝中窜动;简单的间隔,容让两至三个家庭分住,再共用厕所与水源。屋内唯一的圣诞“装饰”,是年约十岁的三女Regina用颜色铅笔手画的一栋圣诞树。Gina和丈夫皆在马尼拉出生与成长,这座充满贫富两极视觉冲击的城市,就是他们的世界。

Gina De Lemon 一家八口栖居于马尼拉三巴乐市(Sampaloc)贫民区一所由木板、铁皮与尼龙胶袋搭建而成两层高的寮屋上层。
Gina De Lemon 一家八口栖居于马尼拉三巴乐市(Sampaloc)贫民区一所由木板、铁皮与尼龙胶袋搭建而成两层高的寮屋上层。

Gina的“家”,目尽所见就只有一个勉强搭出来的上下格床、一排贮物胶柜、一张残旧的小沙发,一部旧电视,与一个小小的祭坛和圣母像。陋室如此,仿佛依旧容得下信望天主的虔诚。只是我不知道她心中的神,在平安夜此刻是否在场。

直至今天,每当Gina听到烟火或炮仗声响,心头都会惊恐一震。事发那辆阴影余绕的吉普车,当时是丈夫租来的,现在已另有人驾驶。至于亡夫留下最重要的资产,大概是那辆小小的三轮车。两个月前,失去经济支柱的Gina开始拾起亡夫生前兼职的故业,每日下午出门,开上这辆三轮车在街上载客,赚取二三百元披索的微薄收入,再在傍晚回家。

“以前我都留在家照顾孩子。现在开车好麻烦,有时跟车的小孩比乘客还要多。”记者在平安夜傍晚登门造访,那是她刚刚回到家开始准备晚餐不久。“我们这里没有晚饭时间,谁饿了就谁先吃。”Gina说。说时,十五岁的长兄也坐在上架床上,为幼妹开热水冲奶粉。

“如果我再见到他,我应该能认出来。”但Gina说,她在记忆里翻箱倒柜,依然怎样也想不起枪手的容貌。每次尝试回想,脑海都只是浮现亡夫的脸。

对于元凶谁属,Gina心中有些微答案。去年初,Ricardo无故被几个警员以涉及抢劫案为名扣留,期间更遭殴打,直至19天后才获保释。她刷著手机屏幕上的照片,向记者展示当天丈夫身上大大小小的瘀伤。事后丈夫告诉她,这一切也许源于他与一个现任职警队的老朋友交恶有关,诬告他是出于报复。Gina相信她知道谁是幕后黑手,但人心到底才是更难以洞察的黑暗。

Gina De Lemon和她七个月大的幼女Rica。一家八口的家中,摆有一个小小的祭坛和圣母像。
Gina De Lemon和她七个月大的幼女Rica。一家八口的家中,摆有一个小小的祭坛和圣母像。

当时,刚诞下第六名女儿不久的Gina为丈夫的遭遇大感不平,坚持要替他洗脱罪名。她找到保安录像,证实丈夫在该抢劫案发生期间根本不在现场。她于是在同年三月,拿著所有证据跑到位于奎松市的申诉专员公署立案,要求公署调查滥权拘捕及殴打她丈夫的九位警员。她也无法再放心让丈夫独自去出门工作,于是设法陪伴在侧,有时带同年幼婴孩。

奔走一年后,在8月2日,她终于收到公署的回复,确认当局会正式立案调查。四天后,她的丈夫被杀。她相信,当天枪手是冲著他们二人而来的,犹幸丈夫临终之前竭力救了她。

“你相信这个司法制度会还你丈夫公义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没有真的回答。“我希望我能找到公道。”她缓缓地说,“但实际行动实在太难。那些有份伤害我丈夫的警员还在这一带生活、工作。”

那九个警员曾一度被勒令休假数周以配合滥权调查,现在早已重返工作岗位,逍遥法外。很多人权组织认为,杜特尔特大义凛然的“反毒战”,不只是对涉毒者的无情肃清、对程序公义与人权的践踏,它所助燃的“法外处决”文化,也为这套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提供一个上佳机会,去藉著“反毒”之名义滥权行恶、铲除异己。又有多少人像Ricardo一样,无缘无故登上了行刑队的死亡名单上?

“那你会害怕有天这些警员会回来再向你报复吗?”我接著问。她沉默半晌,静静说道,“我担忧子女的安全。但正因如此,如果我当初甚么也不做,坏事必然会发生,可能我一周后便会死去。”Gina说,她知道那几个警员偶尔都会从自己的警区跑到她邻里附近流连巡视。她相信,他们现在不敢轻举妄动,可能是考虑到媒体的注意。“在我能力尚及之时,我都不会放弃。”

Gina说,这次调查仍在进行中,不会随著她丈夫逝世而结束。她盘坐在狭小的地板上,一手抱著不住嬉笑的女婴,一手在记者面前摊开有关她丈夫被扣留案的文件与证据,包括公署发给她的信函,她提交的保安录像的截图、丈夫被虐的照片。

看著她那一地的文件,我忽尔猜想,保护孩子不是她奔走不懈唯一的动力──这是一个丧夫的女子,在权力当前所能坚持保有的,最基本的尊严。她要公道,哪怕“公道”只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公道必定迟来。

上帝恰好闭目

Kimberly Sailog的亲友在她为女儿Kristine设灵的家门外悼念。
Kimberly Sailog的亲友在她为女儿Kristine设灵的家门外悼念。

同一个平安夜,在毗邻马尼拉的近郊小城比尼安(Binan)一条小村落,32岁的Kimberly Sailog独自守在女儿Kristine的灵柩旁。小小的木屋底层本为客厅,此际成了临时摆设的灵堂,亲友不时进出,偶尔跟Kimberly低声寒暄。灵柩光洁的白与镀金的扶柄,被素色的鲜花、烛台与暗红色的布幕簇拥,庄严高雅,与一室由废弃塑胶与木料补搭为壁的质朴感,形成鲜明对比。Kimberly脚下有两只黄色的小鸡吱吱在叫,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中部与南部人的殓葬传统,他们相信,将小鸡放在灵柩上,会助枉死之人带来公义。

12月22日晚上约九时,12岁的Kristine扯著母亲、胞姊与胞兄去教堂,准备参与十时开始的黎明前深宵弥撒。在这个举国同庆圣诞的亚洲天主教国度,深宵弥撒是一年一度的全国家庭活动,连续九天进行,直至平安夜结束。

Kimberly在社区当家务工,当时刚刚下班回家,本来想要推搪女儿留家休息。但女儿盛情难却,她在后面看著三姐弟走在跟前,往教堂的路上去。

弥撒开始之际,Kimberly决定带同Kristine在教堂外上厕所。突然,她听到两下枪声,目睹跟前一个女子中枪,然后是女儿倒地。流弹射进女儿的胸膛,流血不止,一直唤著“妈妈”。

当时教堂的大门已经关上,犹如上帝恰好闭目。她呼救无援,等啊等,终于等到一个路过的三轮车司机载母女俩到医院急救。但Kristine身受重伤,最终抢救无效,撒手尘寰。当日,碰巧也是Kristine胞兄的生辰。

警方后来说,枪手本来是针对一名37岁的夜更保安员,但流弹却误中Kristine及那位受伤的女途人。Kimberly说,那位保安员是最近才搬来社区的,此前,她从邻里口中听说过他好像在“名单”上。“警察来过,说会展开调查。如果他一早就去自首,也许就不会这样了…”但她明白,那不等于公道。“我有在新闻听到很多人被杀。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改变’。这样下去,社区永无安宁。”而谁又知道,那份“名单”上还有甚么人。

Kimberly说,“Kristine明年就小学毕业了。她总是那样活泼开朗,关爱家人…”她凝视著灵柩里女儿的脸容,喃喃说著,“那可能会是发生在我身上”。她顿一顿,语气充满自责,“我情愿如此,那样会是更好…她这样就离开,多么浪费”。

“她的爸爸无法接受…所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我要我们一家人,一起渡过这最后一次圣诞。”

生命如此消尽,这样随机,这样亳无逻辑。不幸如此纯粹。这大概就是,一切暴力的底蕴。

时代里的顽石

在其中一个“反毒行动”现场,一个家属在亲友怀中痛哭。
在其中一个“反毒行动”现场,一个家属在亲友怀中痛哭。

我在离开Gina一家之前,向她问了我面对尚在丧女之痛的Kimberly不敢问的问题:除了这几个滥权的警员,她是否觉得总统杜特尔特需要为丈夫的死负责?

“我不认识其他受害人。但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开始反对他的做法。”Gina说。她和丈夫当日投给了杜特尔特的主要对手、独立参议员柏吾(Grace Poe)。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像他们夫妇俩的无数普通人,面对这时代之恶,只能奋力求存、惶恐渡日,或者不幸陪葬。

我记得到访过的其中一个事发现场,有家属事后辗转告诉记者,他们连赎回亡父尸体的钱也付不起。人命如此贫贱,死去之后却又欲取无从,我在心里再次咀嚼,“尊严”究竟何物。

“反毒战”根本不是一场“战争”──他们对自己将亡的命运,无从知晓、无从反抗,甚至来不及投降、自首,生命已经戛然而终。行刑队在夜间出没,如盗贼一样匿藏在人群之中,偏偏却是杜特尔特的狂言片语,为这场向弱者抽刃的屠杀,冠上了堂而皇之的口号。

但杜特尔特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正如他身后者众,同受历史制约与造就。对很多贫苦大众与新兴中产阶级来说,混乱与失效既是社会日常,人权则不过是“离地”空想。司法不彰、根深蒂固的免罪文化,都是这个“宁枉勿纵”的循环得以持续运转的缘由。这是为甚么仍有那么多国人,对杜特尔特上台后的血腥反毒作风不置可否。甚至是向来与体制不咬弦的左派政客,都因为在杜特尔特新政下得到官职委任,而对反毒战滥杀平民的事实噤声。

然而菲律宾民众也并非全都盲目响应。当地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s)于12月19日发布的民调显示,虽然有88%受访者认为杜特尔特上任后所住社区的毒品问题与治安得到改善,但数据同样指出,有约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毒贩该被“活捉”而非处决,且认为法外处决现象在杜特尔特治下有所加剧。甚至有45%的受访民众表示,“非常担心”自己死于政府的反毒行动。万恶也许终有尽头,我想起Kimberly那句话: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改变。

很多人怕,于是沉默。但也有很多沉默的人,在默默支援著像Gina和Kimberly这些受害者。在Gina为丈夫被诬告而四出奔走时,是她社区的委员会给她提供保安录像证据、协助草拟文件,成为她申请立案调查的后盾;在丈夫被杀当天,那位在枪手下手前已下车的乘客,闻讯后专程跑到社区委员会,询问Gina夫妇的安危与下落,并提交匿名证供。还有在议会里不懈诘问程序正当性的反对派议员、扎根于草根的教会、决心捍卫法治精神的律师群体,在逐点凝聚抗议的力量。

现场市民在警察的封锁线外围观,有时耳语如常,大多静默。
现场市民在警察的封锁线外围观,有时耳语如常,大多静默。

父亲缺席的平安夜

“从前,每年圣诞,我们都会外出,带著小孩,去市中心到处逛。我们会沿著马尼拉湾的海滨长廊散步,或到公园散心,一家人在一起。”Gina这样回忆。

她的三女Regina正在兴高采烈地向妈妈展示她在邻里传福音筹到的零钱。这时,Gina布满细纹的黝黑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微笑,她在手机上翻出一张照片,那是Regina几天前写给父亲的信,上面稚嫩的字体依稀用菲律宾语写著:“爸爸,妈妈过得很苦,请你帮助她…没有你,圣诞不快乐。”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往后的圣诞,再不会一样了。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3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1. 反腐毕竟只是上层,清理统治阶层内部,反毒可是包含了下层的,实际上和大陆的严打类比可能更好。在表面的高效率下几乎必然牵连无辜者,当然这个比严打更狠,直接当街枪杀了,跟黑社会一样。

  2. 借着禁毒打击一批 跟借着反腐打击一批有异曲同工之妙哈

  3. 看完之后心情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