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朋友是这样介绍的：『这是写〈面摊〉的陈永善』──陈永善是他本名嘛；『这是写〈大落袋〉的刘大任』，我们就这样见面了。”这是大学三年级暑假过后，约莫9月，刚结束预备军官集训的刘大任，在一间花五元可以混一整天、有上百张古典音乐黑胶唱片任你点播的“田园”音乐咖啡厅，与陈映真相识的经过。
纯粹是机缘巧合，当陈映真过世的消息传回台湾时，刘大任正好回台省亲；从1960年代结识至今，即便两人早就走在渐行渐远的平行轨道，对于老友的离世，他依然有“深感痛惜”之情。这一天，相约在他下榻饭店的户外咖啡座，烟雾缭绕中，听他细细回溯这一段超过半世纪的因缘。虽然其中某些故事曾经刊载于报刊媒体，不过当事人的现身讲述，感受大不相同。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大概都已经知道对方写了什么……”发表在《笔汇》革新号的〈面摊〉，是陈映真第一篇小说；而〈大落袋〉刊登在《现代文学》第二期，也是刘大任最早期的作品之一。从现在的眼光回头凝望，“〈面摊〉流露了陈映真深具宗教情怀的社会主义立场，他同情弱小、照看社会畸零人的心念，在其中都有强烈的表现。”至于〈大落袋〉诉说的是年轻人内在世界无以名状的骚动不安，“相对来说显然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因为，“我要表达的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走投无路的感觉。”写作风格与关怀视角的差异，犹如一则预言，从起点便谕示了两人往后将走向不同的道路。
1960，那样寂寞的年代
1962年刘大任前往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读书，两年后返国，自此到1966年他再度出国为止，是其与陈映真往来最密切的阶段；“当时我们不但是朋友，还是同事或者说同志”，这段交谊主要以两本杂志为平台，一是《剧场》，另一是《文学季刊》。
《剧场》的创办人、被视为“头脑”的邱刚健，专治戏剧，与刘大任同时留学夏威夷大学；崇尚西方电影和剧场艺术，从国外带回丰富的书刊资料，试图壮大台湾电影、戏剧的发展。受到他的影响，杂志社的工作伙伴也从四处搜集材料，遇到适合的文章，日文由陈映真翻译，英文则有刘大任和其他几人负责，然后刊登在《剧场》。其中特别值得记上一笔的，是翻译并搬演Samuel Beckett的荒谬剧《等待果陀》，刘大任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
幕一拉开，一条大汉手持铜锣一面，走向台前中央，大力一敲，铜锣粉碎！这个开幕法，是针对兰克公司电影出品序幕所搞的颠覆。铜锣好像是师大艺术系的顾重光用石膏做的，漆上古铜色。敲锣的大汉，就是陈映真。
虽然规模不大，但在那样寂寞的年代，到底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出乎意料的是，“开幕时台下坐满了人，第一场演完后走掉一半，大家觉得看不懂、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演出结束，这批年轻人心中充满有所创举的兴奋，却也隐约感觉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大学生在当时堪称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没办法接受这样的艺术？”为了找出答案，陈映真写了〈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反思并检讨在台湾刚刚起步的现代主义文学；而与之观点相近的刘大任则发表〈演出之前〉、〈演出之后〉两篇短文。
这些文字被视为“拆自己人的台”，在《剧场》内部引发不小的争议；站在陈映真、刘大任对立面的，是邱刚健和黄华成认为要全面学习、仿效西方的态度。至于陈映真和刘大任则认为“可以用一半的篇幅进行译介，但还是要有自己的创作，而且要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衔接贴合，无论是最高层的权力贵族还是最低层的小老百姓，都应该有所了解、观察、然后书写。”
两种意见僵持不下，对峙愈演愈烈的结果是黄华成在其后的“大台北画会宣言”中既隐晦却又十分鲜明地以“反对共产党，更反对假共产党”之语表达对陈、刘的不满。在此态势下，1966年，陈映真和尉天骢、姚一苇等人创办的《文学季刊》随之应运而生，其指向与《剧场》可说泾渭分明，不但鼓励创作，还特别强调“根植于现实的创作”。就在这一年，刘大任离台赴美，出发前夕交给《文学季刊》的第一篇作品是〈落日照大旗〉；一个月后，陈映真发表〈最后的夏日〉。几经曲折的实践和思索，两人的书写主题至此又一次擦肩交会：刘大任在小说结尾写到：“不要哭了，小美国流氓。过两天公公去园艺所里移些凤凰树苗来种在这里，将来在你头顶上开满红红的花儿。”运用色彩意象间接、微弱地暗示其社会主义憧憬。而陈映真在〈最后的夏日〉，却是运用极尽嘲弄、讽刺的笔调，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崇洋媚美，提出批判和反思。
赴美后的刘大任与陈映真仍然继续保持联络，他一方面要想办法将《文学季刊》推销给美国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同时还尽可能地固定供稿。当时双方讨论最多的是“路线问题”，也就是“我们到底要搞什么样的文学”──“现实主义”不能用，只好以“写实主义”或“新写实主义”来代替；人在柏克莱的刘大任看到中国1930、40年代的文学，于是想出“乡土文学”这个词，“我以为『乡土文学』比较不惹眼，不会被情治单位注意”，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一场文学论战，“乡土文学”的名号被打得震天价响，对刘大任、陈映真而言，完全是个意外。
再后来呢？后来陈映真就出事了，1968年。
根据刘大任的说法，他应该是第一个知道这消息的海外人士，消息来源是陈映真在台湾的美国朋友Ronald D. Hayden，此君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来台湾一边写论文、一边在美国学校教书。Hayden之前已经知晓陈映真对自己被跟踪、监视等行动的担心，因此陈被捕之后，他立刻去信给刘大任，开头便写：“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刘大任知道处理此事首要就是让它在海外高度曝光，让美国的舆论对台湾当局形成压力，但他当时没什么门路，唯一略有渊源的是1967年在指导教授陈世骧所举办的一场晚宴上认识的聂华苓和Paul Engle──那个晚上，聂华苓初次听闻陈映真的名字，在刘大任的推荐下阅读了陈的小说；而Paul Engle也通过刘大任和陈少聪的翻译，对陈映真的小说爱不释手。Paul Engle将此事经美国驻苏联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国务院再传达给美国大使馆；Paul Engle甚至请了美国律师到台湾来，打算为陈映真辩护，但不为台湾法律允许，只能列席旁听，“不过，即使旁听也还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吧，所以陈映真的刑期不像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初期那么严厉，没有被判无期徒刑、死刑，而是十年，最后关了七年就出来了。”
1970，渐行渐远的友情与信仰
入狱时尽力搭救，出狱后，他们的关系反而生变，“这跟我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和遭遇有关。”1975年，刘大任名列海外黑名单，陈映真是刚出狱的政治犯，两人不能直接通信；经过保钓风暴的洗礼、深知政治如何挫伤文学细胞的刘大任听说陈映真依然热衷于此，“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太可惜了，他搞文学可以得一百分，搞政治绝对零分。”但是，在无法互通讯息的情况下，这样的心意要如何传达？文学人选择用文学说话，“我写了〈长廊三号〉，由张系国把这篇小说带回台湾给白先勇，在《现代文学》复刊号的第四期登出来。为了要让陈映真知道这是写给他的，刘大任特意加上“写给一别十年的然而君”为副标，“『一别十年』指的是他的十年徒刑，『然而』是他写〈我的弟弟康雄〉时所用的笔名，除了他和尉天骢，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想他看了就会了解。”
确实，陈映真看到了，也洞悉刘大任的未尽之言，但他托人捎信给刘，却是以“大任，你的思想太灰色了。”做为回应。除了小说，刘大任后来还陆续撰写多篇杂文，明里暗里在在对陈映真喊话：身为知识分子要凭良心说话，不能被意识形态绑架。之所以有这些苦口婆心，主要是因为彼时刘大任已亲身见证了中国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无限扩张的党权和党意，老百姓全都穷苦不堪。“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你要为这样的理想奋斗，是不是太荒谬了一点！”“长廊”的英语拼音与“蟑螂”（ Chang Lang）相同，以此一语双关，刘大任要说的是：“有些看起来很美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像蟑螂一样丑陋恐怖。”
这些所谓的“忠言”没有产生任何实质作用，刘大任坦承，“我的转变在他看来，也许被视为『你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还回过头来要说服我』的荒谬无稽，他当然很难同意。”此外，他也提及，陈映真在牢里一定遇到不少老左派，有些人甚至已经牺牲，他肩负着对那些难友的承诺与托付，思想和立场恐怕是无法改变的。体会到这一点，刘大任与陈映真的交集便逐渐淡出；但刘没有完全放弃，他最后一次努力是在陈映真前往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工作坊的1983年。刘大任趁此机会邀陈映真到他纽约家中小住，被陈婉拒，只好以“介绍几个朋友给你认识”的名义，安排一次短暂的相聚。
这次会面，刘大任找来了以《革命之子》揭露文革惨状、让中西方读者一窥中国社会真貌的梁恒──湖南人，文革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后来到美国跟夏志清念文学。另外一位朋友是杨小凯，当时的身分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经济博士，而他还有另一个名字──杨曦光，16岁就成为“湖南省无产阶级联盟”领头者，文革时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往何处去〉发表在红卫兵的杂志上，引起轰动；毛泽东看了之后批示：杨曦光只有16岁，不可能写得出这样的文章，一定要抓出幕后的黑手。就这样，他在共产党的牢里待了22年。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想必陈映真亦能心领神会，明白刘大任希望借此改变他的用意。梁恒和杨小凯并不清楚陈、刘两人的心结，只是一个劲地讲述他们坐牢的经验、以及共产党对知识界的统治和控制……谈了一下午，结果是“非常不愉快”，不愉快还是其次，重点在于陈映真认为刘大任是借机羞辱他，从这次之后，“我们算是彻底闹僵了吧。”往后刘大任几度回台，都设法与陈和解，但两人各有坚持、难以妥协，每每以话不投机结束。
21世纪，盖棺论定之时
无论彼此的关系、立场和思想如何挪移，从头到尾，刘大任都肯定并同意，这是一段珍贵的情谊，“我们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开始往来，对彼此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即使互不同意对方……”斯人已逝，回想几十年来的点滴，刘大任说，“也许最终的盖棺论定不过是我们在历史上的定位不同。”他认为陈映真体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三、四十年代所孕生的“进步作家”典型，不但延续了那个传统，且在既有的基础上有所提升，“陈映真有整体的世界观，而且比较宽容，对于人性的幽微，处理得更为细致周全，文学的趣味也比较有味道。”至于他自己呢？“我把自己看成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站在民间的立场，不做官、不倚靠权势，而是用自己的知识力量了解、分析现实。”
谈到这段时日所涌现、对陈映真正反不一的各种评价，刘大任以这样一句话做了总结：“你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他的方向，但是对他的情操不应该质疑。”
雖然劉大任先生感覺上還是語帶保留，但是回望這段綿延數十年的文學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