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宥的岔路：北捷案里的道歉、平抚与司法历程

邱木森赶赴医院时，结缡多年的妻子，已成为一具冷尸。

“我真的没办法相信，整个人瘫软。隔天是我太太生日，我们都已经计划好要去龟山岛。不只龟山岛，还有上海、日本、金门，我们还有好多地方要去，她却再也去不成。”

无怨无悔的结发妻子

邱木森是高雄人，1971年7月1日举家搬迁到台北。1980年，邱木森甫退伍，到裕记成衣公司的整理部门就职。1970年后，台湾纺织业起死回生、利润当好，许多偏乡女孩纷纷入城，邱木森因此结识了来自台东池上的潘碧珠。

“当时我们几乎每天都加班，但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爆发，公司货船被扣押、拍卖，多出很多空档，刚好出货量也到一个阶段，下午没事，同事们就相偕到西门町狮子林打保龄球，也才有机会跟我太太熟起来。”

潘碧珠当时刚北上，想认识台北，邱木森想，彼此都单身，便自告奋勇带潘碧珠在西门町乱绕。“过程中，我们两人聊得很投机，所以就约她下次单独去碧潭。后来我们骑着摩托车去，当天第一次牵手，接着就慢慢慢慢相互关怀。”

两人交往半年，潘碧珠怀孕了。邱木森向潘家提亲，老丈人仍舍不得潘碧珠这家中最小的女儿吃亏，要求邱木森必须按传统明媒正娶。邱木森领着丈人的意旨回报母亲，托请邻居说媒。等日子一切排定，潘碧珠已经怀胎7个月。1983年，邱木森的大儿子出生，1984年，又生了老二。

这期间，他决定转换跑道：“在成衣公司，我每月收入大概有两、三万，但因为生了孩子，就决定转行开计程车。”邱木森说，开计程车收入每天少说一千块，就算扣掉油钱，也还有八、九百块，重要的是时间弹性，可以兼顾家务。

邱木森每月固定给母亲家用，其余薪水，都交给潘碧珠打理。“但没想到，我爸居然一直跟她们两人要钱！”邱木森的父亲染赌，瘾头起起落落，邱木森原以为成家后父亲能体谅他要维持家庭的辛苦，没料到父亲变本加厉，不但把他给母亲的钱都拿光，还威胁潘碧珠“若不给钱就要动手！”邱木森一家四口决定搬走，正式与父亲关系决裂。

回望过去，苦不堪言。若非潘碧珠，邱木森难以持撑。“小儿子当时刚学会走路，而我连租房子的押金都没有。最后是弟弟借我钱，才有办法搬出去。”邱木森一家租房约3年，潘碧珠觉得“总把房租都缴给人也不是方法”，恰逢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房价掉入低谷，邱木森决定开始找房。

“我曾问过我太太：‘若我有不测，你会否等我？’，她说当然会，我们要生生世世永世结为夫妻，如果有轮回，不管谁先走，来世一定要再结姻缘。”邱木森没有想过，潘碧珠才是两人中那个不测之人。

邱木森的“起家厝”（台语，指住了这间房子后运势渐佳）是位于三峡的一栋透天厝（指从地下到上面产权都是独立的房子，一般坪数不会太大，多3层楼高）。这栋房是法拍屋，只需48万（约11.6万港币/1.5万美元/10万人民币），即便价格不高，但仍旧是邱木森付不出的款项。“是我太太变卖陪嫁，加上跟车行还有堂妹借钱，我们才有钱缴头期款。”但这房子只有遮风避雨的外壳，内部家徒四壁。邱木森一家四口长达15天没水没电，甚至打地铺睡觉好长一段时日。

“这样辛苦的日子，我太太一句怨言也没有。我去开车，她一个人照顾两个小孩，还去包手工来做。”邱木森说，潘碧珠很注重细节，深受老板赏识，靠着手工，一个月收入可有上万块，一家四口的生活，在搬到三峡的第2年日趋稳定，两个小孩上了幼稚园，潘碧珠白天便去工厂工作。

1999年，邱木森的表姊介绍他们夫妻俩一位经营清洁公司的前辈，“那位前辈想转换跑道，我们打听了一下，他每个月做下来都有三、四万块，当时刚好遇到第三次石油危机，景气动荡，我跟太太想了一下，决定接手清洁公司来做。”每天早晨，邱木森会出外开车，由潘碧珠负责进行大楼基本的内部打扫；下午，邱木森会前去协助潘碧珠处理较为粗重的工作。

夫妻俩靠着打扫大楼，辛苦了两年，存下另笔积蓄，在三峡原住处买下第二间房，预计日后留给老二。由于两人收入渐丰，之后又遇社区有人便宜卖房，他们再度顶下。晚几年，又在板桥购买两间小套房，一边出租收取收入，并以贷款养房。

邱木森买下板桥两间套房时，捷运板南线正在施工。板南线准备通车时，潘碧珠却决定卖屋。“我太太说，当初养房是为了孩子，现在孩子大了，手头宽裕，不必计较。”那之后，邱木森与潘碧珠开始了半退休的生活，只要有连续假日，就四处旅行，每年过年，则必定环岛一圈。

夫妻俩的生活简单、规律，总以为会平凡地终老一生。“我曾问过我太太：‘若我有不测，你会否等我？’，她说当然会，我们要生生世世永世结为夫妻，如果有轮回，不管谁先走，来世一定要再结姻缘。”邱木森没有想过，潘碧珠才是两人中那个不测之人。

未感受到郑捷的歉意

2014年5月21日，潘碧珠和邱木森到承包打扫的大楼，解决饮料店乱接废水所造成的积水与臭味问题。两个人忙到中午，只剩一点收尾工作，潘碧珠向邱木森说，因吃了皮肤过敏药，感觉昏沉，想早点回家休息。邱木森本要送她回家，但潘碧珠认为捷运班次准时，接驳方便，平常也总安全到家，没必要接送。邱木森听了她的话，水管改接工程收尾后，便外出跑计程车赚外快。不一会，大雨落降，邱木森心里突感慌乱，他强压下来，“结果5点多，接到儿子电话，说我太太在捷运上，出事了。”

一名就读东海环工系的学生郑捷，在下午4点10分，与潘碧珠同搭上由国父纪念馆往永宁站方向列车。4点24分17秒时，郑捷抽出背包内的钛钢刀，刺杀了正观看手机的解青云；又于4点24分31秒，杀害了闪避不及的张正翰，4点24分46秒，李翠云成为这起事件的第3名死者，潘碧珠，则在4点25分13秒，遭郑捷持刀刺入。

潘碧珠曾有机会免于一死。郑捷在车厢拿刀伤人时，情况慌乱，乘客各自奔逃，无暇顾及他人，但潘碧珠并不。大难临头，她却先救了一位慌张跌倒的女子。潘碧珠因此遭郑捷刺伤右颈部，造成右颈总动脉、静脉横断锐创，大出血致出血性休克死亡，送医后，已不治身亡。

警察待赶赴医院的邱木森情绪平复后，请他制作笔录。刑事流程结束，邱木森决定亲自为潘碧珠净身。“我擦到她的肩颈部，那是伤口，有纱布盖着，但我不敢看。”邱木森望着不瞑目的潘碧珠良久，才轻声倾诉：“事情发生了，你安息，孩子和孙子，我都会尽力照顾。来生有机会，我们再做夫妻。”

痛失相知相惜一世的牵手，邱木森的情绪难以平抚。但他说，第一时间，自己没有非致郑捷于死地不可。“郑捷还是学生，会做出这样天理不容的错事，内心应该曾受伤害。他很年轻，将来还是有前途，若有心悔改，我可以放他生路。”邱木森相信宗教信仰可以支撑自己走过苦痛，“只要郑捷愿意忏悔、道歉，再大仇恨都可以放下。可是一直到他伏法，我都不觉得他有道歉。”

若回顾审判过程，郑捷其实不只一次作出道歉，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邱木森感受不到郑捷的“诚意”，进而转为支持郑捷判死？

“每次出庭，郑捷都没有正视过我们，其次，是他出庭第一次道歉，是向高中老师，而不是向被害者家属道歉。”

“整个审判过程，他父母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打给我过。根据媒体报导，他父母在事发后就搬家，这样的情况，我们被害者家属要怎么原谅起？”

除此之外，因郑捷的辩护律师主张针对郑捷的精神鉴定再行厘清，也让邱木森认为，郑捷的辩护律师只是想藉此保护个人名誉、争取胜诉，“他们一直无所不用其极想把案子平反掉，所以一直想说郑捷有精神异常，好让郑捷可以由死刑变无期徒刑。”

邱木森的失亲至痛未随时间缓解。而司法交锋过程，更使邱木森的负面情绪无法转圜。

司法程序的自我设限，再加上舆论铺天盖地地批评，以及郑捷父母没有现身面对公众，最终让邱木森对郑捷的教化可能性不抱希望，“他无依无靠，没朋友、父母不理，社会容不下，他当初犯案就是觉得孤单才会这样做，如果不死，有机会特赦或假释，会不会又再计划去杀几个人？”

2015年2月3日，郑捷在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开庭，法院所传唤的精神鉴定人沈胜昂曾说，郑捷在中小学阶段，仍对世事有所反应，但因遇到挫折选择退缩、不面对，才导致外界所感知的无感状态。“这种选择导致他无法把事情想清楚、缺乏弹性、陷入自己的思考逻辑。”沈胜昂也特别提到，郑捷几乎没有对父母表达过反对意见，“但实际上他有很多意见。因此，若家人愿意修补，对郑捷的再社会化、再教化会有帮助。”

除了沈胜昂所描述的人格特质，郑捷在被捕后被确诊出罹患“葛瑞夫兹氏症”。这是郑捷的律师黄致豪主张再做精神鉴定的理由——希望厘清疾病对郑捷人格与行为的形塑是否有影响，同时也藉以让被害者家属理解为什么他们“无法感受郑捷歉意”。

葛瑞夫兹氏症

但这样的主张，因为舆论对重大刑案必须判死的正义想像，经常使法院对此缺乏兴趣。值得警觉的是，法院对厘清精神鉴定与犯罪动机间的关联不够缜密，却又将精神鉴定当成量刑的重要判断。加上缺乏对犯罪者的生命史的追溯与理解，将使得社会无法深入探讨此类型重大刑事案件。

司法程序的自我设限，再加上舆论铺天盖地地批评，以及郑捷父母没有现身面对公众，最终让邱木森对郑捷的教化可能性不抱希望，“他无依无靠，没朋友、父母不理，社会容不下，他当初犯案就是觉得孤单才会这样做，如果不死，有机会特赦或假释，会不会又再计划去杀几个人？”

和邱木森约访时，郑捷已经伏法。他穿着熨烫整齐的衬衫、西装裤，腰背直挺，几乎全程冷静、平稳地回顾这场悲剧。只在谈及未能和潘碧珠走完人生时，悄悄地眼泛泪光。邱木森说，郑捷伏法，对历经人生各阶段风雨的自己来说，是一个暂时的句点。“但说到底我们被害家属最希望的是，政府要去探讨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不过事发后政府的各种应对态度，让被害者家属感到十分失望。

疏漏的北捷毫无作为

2014年6月3日，台北市议员徐佳青质询台北捷运公司时指出，事发时，有位被砍四刀的幸存者揿压列车紧急红色按钮、立即报案。“当事人告诉我，列车从龙山寺站开出之后，4点25分10几秒时他已经按下按钮，但是没有声音。他不敢离开车厢，因为知道按钮按下去必须在那里等候回话，他站在那个地方足足站了3分钟，结果郑捷走过去又走回来，总共砍他四刀。”这起事件中许多幸存者事后回顾时也纷纷指出，负伤的自己在捷运列车好不容易停下、开启车厢门后，发现竟然还得拿悠游卡才能通过闸门，并且不知道救护车在哪、要往哪个出口才能得到医疗协助？

“回想起来，我觉得台北这个地方非常冷漠。”死者张正翰的母亲张素密说，“事发当天我们赶到医院，见不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人出面。北上3天，在第2天才终于见到捷运公司的代表，但也只跟我们谈钱，说乘客买票入站有乘客险，会给我们400万（约97万港币/12.5万美元/84万人民币）。”匆忙北上的张素密夫妇没带换洗衣物，除车资也无多余金钱，“第3天我们要回嘉义筹办后事，葬仪社要求我们必须先结清，询问捷运公司可不可以先帮忙？他们却说‘我们没有这种预算。’”

据日后议会质询书面纪录记载，捷运公司表示，除慰问金外，还会派辅导人员对被害者进行关怀，“但事情发生后，根本没有人来关心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支持系统，像是一个生命流失，导致一个家庭也在流失——我们受害者家属就是躲在黑暗的角落自己疗伤……”张素密感叹。

“整件事情政府都很被动。明明是一件对社会来说很严重的事，但从头到尾，只看到中央跟地方互推。”事发后，新北市府曾派官员前往慰问，“来了却像作秀，于是我通通把他们赶回去。至于台北市则没有反应，一直要到媒体披露，当时的市长郝龙斌才派人处理后续。”所谓后续，是否认台北捷运公司在此次事件应肩负任何责任，“然后说，会给受害者家属赔偿金。”

“台北捷运公司希望这件事可以用钱交代。我说‘我不缺你这200万’，就丢还给他们。之后台北捷运公司派一个副课长跟课长来，说跟保险公司凹，凹到400万，说我要再高（更多补偿金）就得打官司。”邱木森没退让，联合其他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这样的争讼过程也曾引起质疑：杀人者不是台北捷运公司，为何要台北捷运公司负责？但这起事件中，许多幸存者确实遭遇捷运公司在处理流程中的各种疏漏。

尽管如此，台北捷运公司当时仅针对慰问金做出明确表示，对于是否需要负担刑事责任一事，强调一切已进入司法程序调查。这起争讼，在2015年7月落幕：检察官决定不起诉。

“整起事件，根本没有调查目击者。”邱木森感叹，当时一共有4位被害者透过律师顾立雄对台北捷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顾立雄曾对我们说，这件事的结果很可能只有4个字：官官相护。一定告不赢。而最后果然法院就听台北捷运公司说，它们有照SOP走、人不是它们杀的，它们也觉得自己是被害者的说法，不了了之。”

台北捷运公司被“司法认证”没有责任后，就再也没有和被害者有任何接触。而迄今邱木森也不认为捷运公司针对乘客安全，多做了什么有效的防护措施。

迁离，移动，在潘碧珠死后，成为邱木森幸存人生的核心。“我太太满百日后，我开始带着我太太的照片到处走，想透过旅行淡化内心的伤痛。”

“想起来还是难过。前半年最难熬，回到家，都以泪洗面，躺在床上空虚一人，半夜难以入眠。”邱木森说，2011年时，他和潘碧珠规画退休生活，买了卓兰一块地势平坦的农地，打算等孙子再大一点，要移居至此耕作。夫妻两人每周都到这片农地除草整地，种栗子南瓜还有橘子，“橘子好不容易嫁接成功，正要成长，我太太却走了。她走的那一年，南瓜开花结果，老柚子也结实累累，落差太大，将近一年多我都不敢去整理。”这片丰饶的农地，最后廉售。

“不敢”的情绪，不只在这片田园蔓延，也在邱木森胼手胝足打拚成立的家屋。潘碧珠在世时，大儿子一家和邱木森夫妻同住。因为媳妇刚当母亲，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几乎所有琐事都由潘碧珠跟他打理。“孙子跟我和我太太跟很紧。我太太过世后，他几乎每天吵着要找阿嬷，我只能哄他说：‘阿嬷去医院，小孩子不可以去，会生病，我们乖乖等阿嬷回来。’”

一次假日，邱木森带着大孙子去淡水，晚餐吃麦当劳，“吃到一半，剩薯条跟苹果派，我孙子突然说：‘我要带回去给阿嬷吃。”孙子的反应，一面让邱木森感动，一方面，却也再度唤醒难以抚平的痛。最后，他决定搬离他与潘碧珠结婚起家、育子晟孙的幸福地方——邱木森搬离台北，寡居在高雄前镇，仅偶尔北上，探望孙儿。

迁离，移动，在潘碧珠死后，成为邱木森幸存人生的核心。“我太太满百日后，我开始带着我太太的照片到处走，想透过旅行淡化内心的伤痛。”我没敢问他，这样的平抚方式，是否成功，只在与邱木森访谈结束前，专心看他存放在手机里一张又一张他与潘碧珠的合照——

照片里，无论地点移换、时光流转，夫妻两人的动作、穿着、表情从未变化。“我把我们最完整的合照找出来，把人影剪下、输出成大图，到我们来不及一起去的地方，自拍。”我看着邱木森手机里存放的大量自拍照，暗暗祈祷文化理论大师克里斯蒂安．麦茨所言为真：“死亡使我们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摄影也是。”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