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即将面临搬迁的日本筑地鲔鱼（金枪鱼、吞拿鱼）拍卖场，即便是盛暑，仍可感受到寒气扑面而来。一尾尾经过超低温冷冻、冰坚冷硬的鲔鱼陈列在地上，各地的买家带着钩子用力刺戳肥厚的鱼身，偶尔交换意见、写下笔记。正在所有游客都睁大眼睛、试图弄懂工作人员神秘的手势时，清脆的铃铛声响起了，拍卖官吐出连串如歌如咒、只有采买人员才能明白的字句，随后立即如旋风般解散，留下满脸困惑的游客。
在这短短的5分钟之内，世界最大、最重要的鲔鱼市场又完成了一轮交易，鲔鱼产业的板块也随之缓缓挪移。板块的移动虽然缓慢，但台湾是可以，更是应该感觉到的。
台湾远洋渔业到底有多大？根据“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2014年的统计，在中西太平洋水域的鲣鱼、黄鳍鲔（黄鳍金枪鱼）、大目鲔（大目金枪鱼）渔获量，台湾以27.3万公吨排名第三，仅输给美国、韩国。其中价值最高的大目鲔渔获量更高达8476吨，位居世界第二，堪称太平洋鲔鱼的霸主。
尽管在另一项统计里，台湾的总捕获量仅排名20，输给排名第一的中国、印尼、美国等国家，但在高产值的鲔鱼业仍然可以高唱“叫我第一名”。
如果这些数字都还不够惊人，另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台湾的远洋渔业之大。在2016年3月14日的中阿渔船冲突中，阿根廷巡逻船于该国海域击沉了一艘涉嫌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鲁烟远渔010”，引发轩然大波，使中阿关系一度紧张。在此喧腾一时的国际事件中，亦有台湾身影。
“鲁烟远渔010”隶属中国“中水集团”，而“中水集团”最大的贸易和供应伙伴，都是台湾水产业的龙头“丰群水产”。根据中水2015年年报，中水对丰群的销售额占总体销售比例21.29%，中水向丰群的采购数额则占年度采购比例11.68%。
丰群水产尽管是产业龙头，但并非台湾远洋渔企业的特例。总体而言，台湾的远洋渔业在各方面的成绩都相当惊人。1992年，台湾的鲔类渔获量一度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近年虽因印尼、菲律宾、中国等国家崛起，却仍是全球渔业强权之一。尽管在当今战国时代，台湾早难再如当年一般称霸，但在中国虎跃式的远洋渔业发展蓝图里，仍避不掉台湾水产公司的巨大身影。
小国却拥有巨大的远洋渔业实力，这必须从历史说起。
因咸鱼造就远洋渔业
台湾远洋渔业的发展可以上溯日治时期，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帝国“南进”风潮中，“水产南进”的口号让日本总督府开始投资台湾远洋渔业，也让台湾兴建现代渔港、渔业移民、制冰及冷藏事业等基础建设，开始踏出第一步。渔业的发展脚步，也与不少工业命运相似，在二战期间，刚起步的台湾远洋渔业也暂时停摆。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快速成为中华民国的唯一生存基地，美国基于反共战略目标而援助“民主中国”的经费，大量投入这小岛上，远洋渔业也成为复兴焦点之一。彼时政府下决心发展远洋渔业的原因，可以从第一期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1953-1956年）的内容发现：除了增加外汇、纾缓沿近海资源枯竭压力外，还打算少花点外汇来买咸鱼，以补充国民蛋白质。
“咸鱼”究竟为什么会变成台湾必须发展远洋渔业的关键字？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援与美国专家带来“动物蛋白质为优”的营养观念，根据当时美国专家计算，成人平均日需肉类60公克，台湾以农村劳动为主的国民身体，蛋白质摄取显然不足，而在蛋白质食物中最廉价者，首推鱼类。按成人每日食鱼45公克，军人每日93公克计算，台湾食鱼需要约为每年13万2千吨。1953年台湾捕鱼量约在12万吨左右，其缺之数，就必须进口咸鱼来补足。
为向加拿大及日本进口制作咸鱼所需的鲑鱼，台湾必须动用外汇、将部分美援花在购买咸鱼上，听来并非明智之举。为了解决蛋白质／咸鱼不足问题，政府遂开始投资增添渔船、改善渔港等周边设备，经济部辖下亦设有“台湾渔业增产委员会”。根据经济部资料指出，渔业顺利增产后，得以减少咸鱼输入，光是1952年到1956年间，就为台湾节省了美金1500万元（约1.1亿港币/4.7亿台币）左右的外汇。
在战后经济发展政策与“咸鱼”的推波助澜下，台湾远洋渔业再出发了。与诸多战后产业发展史类似，美援资助在先、政府扶植特定企业在后的情节不断上演。以丰群水产为例，在其成立之前，台湾业者虽已向中美基金贷款建造铁壳渔船、航向世界，却因为外汇管制，台湾渔船在海外的各项开销，必须先向日本商社融资，再以渔获向日本商社偿还贷款，在海外也只能与日本代理商合作，少有自家的基地。
台湾经济能有今天，李国鼎领军的这一支“制造业国家队”功不可没。但鲜少有人知道，台湾现今航行四海的“远洋渔业国家队”，也出于李国鼎。
今天谈台湾经济发展，“李国鼎”是必定出现的名字。但这个名字以往总是和“加工出口区”、“科学园区”等高技术制造业连在一起，台湾经济能有今天，李国鼎领军的这一支“制造业国家队”功不可没。
但鲜少有人知道，台湾现今航行四海的“远洋渔业国家队”，也出于李国鼎。1972年，李国鼎邀请鲔鱼业者集资共同成立“丰群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他出手协调经济部、外交部、农复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与财政部，让远洋渔业比照纺织品，适用外销贷款制度，合作金库亦开始扮演融资角色，让丰群的银根不必再掐在日本商社手中。自此，丰群开始陆续设立多个海外基地，台湾远洋渔业开始与日本平起平坐。
1970年代，因缺乏冷冻设备，台湾捕捞的鲔鱼仍以罐头加工为主，1980年代开始发展超低温鲔钓渔业，开始有能力生产生鱼片用的鲔鱼，让鲔鱼业在90年代达到巅峰。同样自70年代始，台湾渔船也开始到日本近海捕秋刀鱼，一开始仅作为鲔延绳钓的饵料，却也做成另类冠军，2014年台湾的秋刀鱼年产量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
截至2015年为止，台湾籍远洋渔船共有延绳钓小钓1009艘，集中在东港、小琉球；延绳钓大钓100-500吨的189艘、500吨以上153艘，多集中在高雄前镇；鲣鲔围网34艘、鱿钓111艘，另有渔获物搬运船18艘，则全部位于高雄前镇。
虽然大型鲣鲔围网仅有34艘，与美国的40艘和韩国的28艘相去不远，低于日本的73艘，但远高于中国目前的约20艘。但因为延绳钓小钓船高达1009艘，这使得台湾渔船总吨数相当惊人。台湾绿色和平曾经批判，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台湾新造围网船总吨数高达达38988吨，比第二名日本高5倍、超过第三名中国14倍、甚至比第四名韩国高出38倍之多。
不利因素多，荣景挑战大
除了渔业本身数据惊人，周边产业也可以做到成为冠军产业，屏东枋寮渔港边起家的金洲制网（现称“金洲海洋科技公司”），从手工制网做到股票上柜，1998年时每股税前盈余高达4.19元，比许多高科技产业更亮眼，即便在2015年，EPS仍有2.96元。
即便数据亮丽，即使撇开黄牌警告，但近年对台湾远洋渔业不利的因素其实不少，荣景是否可持续，原本就在未定之天。
举例来说，台湾远洋渔业以日本为重要贸易的伙伴，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就意外让台湾远洋渔业的膝盖中了一箭。2015年3月，台湾鲔延绳钓协会会员周报直指，“去年日圆贬值加上燃油高涨，台湾延绳钓渔船相继休渔，因此冷冻鲔鱼供应量由前年之13.8万公吨，下降至去年之11.8万公吨， 减少了2万公吨。”
除了汇率、油价这些因素，加入WTO后，台湾渔船用油补贴从原本28%调降至14%，让远洋渔业的经营与转型其实都相当费力。
除此之外，任何国家都难以忽视的现象，即是砸大钱投入远洋渔业的中国，这从世界最大的鲔鱼市场——日本——方面的数据可以窥见一二。
当台湾渔船似乎仍将重点摆在渔获量的增加时，跟台湾一样曾经收过欧盟黄牌警告的韩国，开始采取更有效率的生产策略，值得台湾警惕。
根据日本财务省2016年2月的统计资料看来，台湾在冷冻大目鲔、黄鳍鲔的总体数量上，分别以5657公吨、3492公吨夺下冠军，中国则以4413公吨、1396公吨紧追在后；但如果将目光移到“F项目”，就会意外发现，反而是韩国与中国分别以大目鲔961公吨、585公吨，黄鳍鲔541公吨、397公吨拿下此项目的一、二名。
F，是“切片”（fillet）的英文缩写，即俗称的“菲力”，经切片处理后的鲔鱼，单位价格也将提高。高价，来自严谨的处理技术和先进的设备投资。中、韩在这个项目上超过台湾，虽以惊人的财力作为后盾，但也显示中国业者绝非只是一味追求渔获量的老粗，它的企图心和竞争力十足，既要拼量、也要拼巧。
日本《日刊鲣鲔通信》评论，韩国将重点放在初步处理过的鲔鱼上，可以达到抑制“渔获努力量”的效果。换言之，当台湾渔船似乎仍将重点摆在渔获量的增加时，跟台湾一样曾经收过欧盟黄牌警告的韩国，开始采取更有效率的生产策略，值得台湾警惕。而家业雄厚的后起之秀，中国，则是在全鱼与“F项目”都夺下亚军，紧追在台湾与韩国之后。
“鲔鱼这么大的鱼，中国大陆是不是在船上处理、还是回到中国港内做深度加工再出去？这不得而知。如果台湾也可以在高雄港做处理加工，再整船货柜出口，附加价值可能会比较高。”台湾渔业署长陈添寿说：“未来的产业趋势应该要追价不追量，这确实是我们渔业过去的一个盲点，值得多去注意。”
成为产业链里不可或缺者
正如所有产业一样，永续利用不只是理念，更牵涉到台湾远洋渔业的转型与升级。对此，台湾业者并非全无努力，早在2008年，隆顺渔业公司便成立“顺亿鲔鱼专卖店”，将自家船队捕获的鲔鱼做成生鱼片，直接送到消费者面前，为的就是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改变台湾过度依赖日本市场的困境，但迄今仍在努力当中。
产业龙头丰群水产董事长李文宏，也早在2015年便指出，“全球的围网渔业现在是over capacity（过剩）的状态，接下来几年会进入整理期，整理的过程，产业就必须面对生存问题。”
例如太平洋的一些岛国，以往仅被动地收取入渔费、让台湾渔船进入捕捞。近年来也开始发展自己的产业，如此一来，既不掌握渔业资源、也非最大市场的台湾，“就会成为弱势端。”李文宏分析，未来的台湾远洋渔业，不能只与其他国家比拼低价，“我不能只做一个供应商、单纯把鱼卖给你而已，而是必须成为产业链里不可或缺的策略伙伴，寻求长久互利的模式。”从李文宏的发言，不难理解为何丰群可以成为中水集团最大贸易伙伴。
但是，国际远洋渔业竞逐激烈，未必都等到台湾完全从容转型，警告就已来临，2016年的欧盟黄牌事件，只能说是冰山一角，早在10年前，台湾鲔鱼产业就遭受过一次来自国际的打击。
自1990年代中期起，许多国际渔业组织开始规定远洋渔业鱼种“配额”。2004年，台湾的鲔鱼捕捞量在世界上坐二望一，大有超越日本的气势，同年，日本即向“ 大西洋鲔类（金枪鱼）资源保育委员会”（ICCAT）提议，认为台湾远洋渔船滥捕、权宜船及“洗鱼”问题严重，船数与国际配额也不相称。ICCAT遂通过决议，将台湾的大目鲔配额从16500公吨削减为4000公吨，台湾为此被迫在3年之内减船183艘，还需做到每日电子回报渔获量、派驻观察员等措施，大目鲔配额才得以在2006年全额恢复。
对于这类处分，台湾业者心里并不完全服气。2012年，鲔鱼公会理事长谢文荣就曾在《鲔渔业电子报》中撰文，向同业诉说：“我国远洋渔业的问题不单纯只是鲔钓渔船的船数与配额的不相称，还有许多国与国之间政治的、商业的、经济的竞争，此等的竞争对于外交实力薄弱的台湾是何等的无情。但各国为了自身利益及与它国利益交换的现实面，全盘否定了台湾的业者及政府的努力。”
“这次黄牌问题本质跟10年前不一样，这张黄牌的本质是来自消费市场而非国际组织的警讯，欧盟市场、消费者已经注意到非法渔捞的问题……”
国际组织的处分公不公正，各方评价不一，但必须倾全国之力达成国际标准，才有再协商的余地，身为小国，难有其他选择。当年为了减船183艘，台湾产业界与国库都付出了相当代价，“（为了当年的减船措施）我们现在（2016年）还负债大概将近20亿台币（约4.8亿港币/6329万美元）……减船183 艘，业者除了拿出20 亿以外，还向银行贷款了30 亿（约7.3亿港币/9495万美元）。”谢文荣说。
10年之后，对于这次的“欧盟黄牌”事件，鲔延绳钓公会秘书长何世杰也在修法公听会上质疑，欧盟对自家渔民违规采取辅导与教育的态度，却要求台湾采取严格标准，“欧盟有嘴讲别人，自己又做得到吗？”
“10年前那一次，当时渔业管理，老实说，渔捞的量跟船只的量是对不起来的，这我们当年可能管理有所不足，这我们要承认啊。”面对业者认为国际裁决刻意对台湾不利，陈添寿分析，“这次黄牌问题本质跟10年前不一样，这张黄牌的本质是来自消费市场而非国际组织的警讯，欧盟市场、消费者已经注意到非法渔捞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高标的要求，欧盟是觉得你台湾应该有能力已经可以这样做，欧盟在IOTC也有很多的船队，也是有竞争的意味，等于欧盟要求，你台湾一定要做到跟我欧盟渔民水准一样才行。”
“当然，我们也知道鱼多价贱的道理，抓那么多的鱼，对收入并不会有好的结果。像去年鱿鱼的渔获很好，结果价格跌到30、40元（约7-9港币/0.9-1.2美元）；今年渔获欠佳，价格就涨到将近90、100元（约22-24港币/2.8-3.1美元）。”谢文荣强调，“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也希望抓少一点，所以我们对永续利用非常支持。”
但是，就算业者、官方都有必须升级转型的共识，子弹恐怕也还没完全上膛，连基础的科学研究经费都显得不足。
海洋大学环境生物与渔业科学系教授李国添在修法公听会上即提醒：“以2010年远洋渔业研究经费来看，近5年远洋渔业年产量约120 万公吨、产值约千亿台币（约244亿港币/31亿美元），但国科会、渔业署、农委会等等渔政单位之科技预算粗估每年是3.3亿台币（约8060万港币/1044万美元）。每生产一公吨之渔获，投入的科研经费却只有280万元（约68万港币/8.8万美元）左右，研发经费只占年产值0.33%；各领域渔业人口大约有30 万人，相关学者专家加上硕博士生、研究助理却不到700 人，也就是每一百个从业人员，只能分到0.24 个研究人员。”头重脚轻之势，让转型的资本看来相当稀薄。
无论转型有多难，美援与李国鼎的身影已远，远洋渔业日不落国的地位看来不保，岛国早该走出上世纪的模式。“不管有多困难，远洋渔业确实已经到了产业调整结构的时候。”台湾绿色和平海洋组专案主任颜宁如此评论，“世界在改变，船长也老了，不调整的公司，恐怕只会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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