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改变社会的时候，有人在议会争取，有人在街头争取，那文化呢？艺术呢？”——黄耀明说这话的时候，是他刚结束《美丽的呼声听证会》休息了数日之后。那场演唱会一连三日，从亚洲电视的死，引申到香港的前途，最终成为关于香港，关于香港人命运的演出。
用创作和局势相参照，将表演作为对社会的回应，黄耀明从“达明一派”时期至今一直这样作。这一条隐在的线索，贯穿八十年代至今，那些作品和一些演出中的片段，更像是和人们一起解读当时、当下社会的“文本”。在香港的流行乐坛，能在这样的时间跨度中逐渐显露自己“历史意识”的歌手，也许明哥是唯一的一个。今天听回去，那一条线索不仅属于许多个“当下”，更可以带你重返香港这座城市的过去——这一路，时光蜿蜒堆积，而成就“历史”。
明歌与香港时事
无论达明一派时期或后来“单飞”发展，大量歌曲的内容都纪录了香港的社会侧影。1987年的歌曲《大亚湾之恋》纪录了当年建造大亚湾在香港引起的激烈争辩，不仅很多人反对建造，后来在工地还出现过疏忽。歌词写“这天疏忽可堪追，他朝消失空气里”，如今还可以用在各种政治荒唐之中。待到木已成舟，达明一派还特地在次年发了一张混音 EP，歌名 remix 之后变成《大亚湾之恋之尘埃落定》，像是沉默的抗议。
1988年《今天应该很高兴》用反衬之法，以温馨口吻写当时的移民大潮。之后《你还爱我吗》表面看是情歌，内核实是对政权移交的种种疑虑。半空中关于“变”与“不变”的争论，通通写入了歌：“现况天天在变化，情感不变吗？你还爱我吗？”
当年的歌词，如今还可以用在各种政治荒唐之中。
《神经》整张大碟书写“六四事件”的无奈和压抑。《天问》脱颖而出，也沉重至极：“纵怨天，天不容问”，满是失语的焦虑与愤怒。另一首《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用嬉笑的英伦风，阵列出香港的各界名人，打头一句“邓小平 梅艳芳 Alan与成龙，David Wilson 跟那李柱铭”石破天惊（David Wilson为前港督，李柱铭为前议员及民主党主席）。整首歌布满人名，天花乱坠。黄耀明坦承这一时期，他的状态，乃至整个香港的气氛都压抑和消沉。
说起来，其实早期的明哥曾经想进入电影行业进行影像创作。后来全职做了音乐人，积极参与自己的歌曲和表演创意，也算是自己音乐事业的“导演”。
1990年，达明一派在香港体育馆（红馆）举办了三场《我爱你达明一派》演唱会，与进念及林奕华合作，将舞蹈，剧场，录像摆在一起。整个演出色调阴冷，中间用《十个救火的少年》再接《没有张扬的命案》，辅以十个少年舞者，隐约提出对“六四事件”的回应。这次演唱会几乎赔本，黄耀明说那时候不懂做预算，把手头有的都放了进去。1997年，他在香港艺术节举办《黄耀明人山人海》演唱会，联手进念与胡恩威把7年前的手法再推一步。“其实在进念的剧场得到很多灵感。”黄耀明认为这两次演出让他确定了自己表演形式上的一些方向。
明明觉得世界在去向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突然间不是了。突然间一切的门都关上了。
2013年达明一派在广州的《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于大屏幕反覆使用互联网资讯，社交平台的讯息，结合歌曲演唱，又形成了新的视觉感受。“那时我们使用社交平台，征求了很多内容，放进了演唱会。”微博开启的头几年，的确跨越地域，引起两岸三地的频繁交流，既杂且乱，却有些芜杂生发的景象。关于那一段比较轻松的日子，他笑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蜜月期。”两三年内突然急转直下。明明觉得世界在去向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突然间不是了。突然间一切的门都关上了。
这一时期的《下流》和《太平山下》又有了比较沉重的记叙。前者关于内地阶层差距和之间流动的艰难，后者则是香港时局日下间不得不放的悲鸣。这次纪录亚视死亡的演唱会里，他唱了《American Pie》纪念张国荣，那是张参加丽的电视歌唱比赛的曲目。林夕特地撰写了几句广东话歌词，也是对城市文化的关切寄语：“Bye bye. 今天呼声瓦解。他朝多少呼叫声都一天一点变卖。死因通过不可解方式了解。”
2016，美丽的呼声
时间来到2016年，香港刚刚经历了伞运后一整年的低迷喘息。转过年来，又急促经历了数件香港历史上绝对不同寻常的事件。急促的动荡，令香港更像是一根政治气候的探测针，敏感而充满情绪。而亚视在这时关门，对许多香港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时代终于结束的象征。明哥在这时突然宣布要召开三场与此相关的演唱会——和一个电视台倒闭相关的演唱会，许多人一开始并不能够清楚那会如何呈现。
《美丽的呼声听证会》在麦花臣场馆开三面台，舞台后方是一块矩形银幕，最特别在中间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真的镂空，唱到全场倒数第二首歌《巨星》，一盏强灯就从“裂缝”中点亮，逆光把整个舞台都托了起来。
“最开始我们当它是一道墙，它是裂开，还是倒下？”黄耀明是在演出之后几天接受访问的，这时候，亚洲电视确实切掉了信号，消失在荧幕。他觉得这“裂缝”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必一定当它是什么，“很多东西放在一起，自然就会形成一种联想。”
黄耀明少看电视，尽管亚洲电视（前身丽的电视）是香港第一家电视台，在上世纪辉煌过，他原本并没有要做一个关于亚洲电视的音乐会。旧时与TVB一时瑜亮的ATV，在新世纪不断转手，不断转换发展策略，惨烈收视不说，更引发诸如拖欠员工薪水，反覆传言倒闭等消息。全城观众不看亚视，却都在看亚视的倒下。
话题从亚洲电视的死，引申到香港的前途，最终成为关于香港，关于香港人命运的演出。
黄耀明从去年开始也极度关注事件。原本演唱会准备向七八十年代重要的作曲人黎小田和词人卢国沾致敬，拿到4月1日这个档期之后，他觉得没有理由不讲“亚视之死”。再加入香港电视流行文化的侧写，话题从亚洲电视的死，引申到香港的前途，最终成为关于香港，关于香港人命运的演出。
《美丽的呼声听证会》表演的曲目九成来自丽的电视时期电视剧。歌曲演唱期间又加入影像，综艺节目再现，嘉宾对谈等形式，讨论亚视乃至香港流行文化的诸多命题，多维纪录了这几年香港的流行文化状况。文化评论人邓小桦看完整个演出，到后台问黄耀明：“你是不是在作一篇关于亚视的论文？”《美丽的呼声听证会》有录影，有访问，有互动，有对谈，加上表演，“最后像是一个电视台一日内播出的节目。”
为时代做注脚
事实上，这些年的不断记录，随着大量社会事件的急剧出现，令他也觉得有些疲惫，有些辛苦。黄耀明有时希望自己的音乐只要是风花雪月就行了，只要娱乐大家就算了，“但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要做这件事，是时代的呼唤。”从一开始他玩流行音乐的时候，已经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为时代作注脚，或者是纪录。
这样的想法，有的来自电子音乐，好像组合 Pet Shop Boys。他们的歌也在讲社会问题。“他们的方法可能比较抒情，比较隐晦。”黄耀明以他们的一曲“Integral”举例：“英国当初没有身份证，他们觉得身分证明是对个人隐私很严重的侵害。于是就用这首歌来表达。”
近年来他的表演，还受 trip hop 组合 Massive Attack 表演的启发。黄耀明在 Massive Attack 的现场看到不少关怀社会的内容，那些内容让他很感兴趣。又或是 Radiohead 的网站做出特别的互动效果，也让他记忆深刻：“从这些人的身上，我学到，舞台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观众的平台。我希望在娱乐大家的同时，表演中也能有一些启发，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很多人问我，再唱歌还有意思吗？我觉得唱歌仍然有意思。
在黄耀明之外，香港绝对有很多歌手出品过讨论政治和社会话题的歌曲。不过其中似乎唯有黄耀明可持续不断地在此间深入挖掘，甚至以此为他唱片或大型表演的主题和概念。别的歌手和艺人少有如此。
作品之外，他在过去几年对很多行动大力相助，比如积极参与国民教育科家长关注组发起的“一人一信活动”，成立文艺复兴基金会助推青年创作，组织录制歌曲《撑起雨伞》，联合召集成立文化界监察暴力行动组。他不仅用歌曲记录了社会的侧影，他还积极参与其中，写下了几笔。
用歌声参加社会运动
但如果要问起黄耀明现在的身份，“我当然是一个音乐人。”他觉得香港流行文化有很多值得记录。比如邵氏有很多精采的电影音乐，那时幕后的音乐大师王福龄有很多精采的作品；比如大家常常谈论黄沾的歌词，却不太讲他其实可以作很好的曲；比如还有很多好的音乐人值得开作品会。“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做，希望有人帮忙一起做。”
在可见的未来，他也不会从政。创作和音乐仍然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事。“在雨伞运动之后，很多人问我，再唱歌还有意思吗？我觉得唱歌仍然有意思。”黄耀明希望每个人都关心社会，但觉得不必每个人都直接从政，“这样的社会气候之下，每个人或多或少应该参加社会运动。我都是。”与此相对，人们更需要找到自己的强项。
艺术和文化有时帮人去沉淀，去反省；有时候推波助澜去打气，或者抚慰失落的心情。参加社会运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黄耀明说：“我们想要改变社会的时候，有人在议会争取，有人在街头争取，那文化呢？艺术呢？”他相信社会中需要不同板块，不同领域的人互相合作，互相推动。很多事情唯有互相配合，才可以改变一些东西。文化和艺术都可以让社会发生一些改变，不要小看这些事。自由社会应该好好地让文化和艺术的力量彰显出来。
他决定留守在艺术和文化范畴。《美丽的呼声听证会》未必直接改变了什么，未必做完之后就看到社会上改变的成果。不过，也许这次表演提出了很多刺激和讨论。艺术和文化有时帮人去沉淀，去反省；有时候推波助澜去打气，或者抚慰失落的心情。
参加社会运动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是作者，你是白领，在社会发生改变的时候你仍然是作者，仍然是白领，但你一样可以参加社会运动。”喜爱唱歌的黄耀明，正站在自己最自在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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