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风险与改革成败全球瞩目。没有人会否定中国的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是否能在“稳增长”与“调结构”间取得良性平衡，这不仅是北京中央政府需要面对的当下之困，更是多年来急需打破的僵局。
从2015年的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预期依然没有打破，去杠杆、去产能、去房地产库存所引发的相关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与东北等地的下岗就业难题都是难点，再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乌云多变，由内至外，都不乐观。
IMF在4月13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里指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中大型企业持续增加的债务负担可能会产生跨境的麻烦，并对全球金融系统造成影响。
报告指出，在中国，具有潜在风险（盈利不抵利息）的企业贷款规模达1.3万亿美元，相当于银行业对企业贷款的15.5%，是2010年的三倍，此问题若不解决，可能会引发7560亿美元的银行亏损，占中国GDP的7%。
旧经济模式在下沉，新模式在萌芽，后者无疑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正如三年多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不过，现实层面改革的前景显然是不尽人意。无论国企、土地市场，乃至于整个全要素市场都没有齐头并进。
端传媒日前专访了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赵扬，请他谈如何看待2016年中国金融风险和改革方向。
赵扬，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本科、硕士，匹兹堡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曾任教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2011年加入中金研究部，2014年升任执行总经理。2015年2月初正式加入野村证券。
端传媒：汇率市场，人民币今年是否仍存在贬值压力？
赵扬：贬值压力仍然存在。人民币汇率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表现。因短期受地产回暖和政策刺激影响，目前人民币的表现有所好转，但经济下行压力没有根本消除。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虽然是顺差，但资本项目仍是不小的逆差。“藏汇于民”的过程并没有结束。
另一方面决定因素是美国的经济表现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这个预期的变动可能会比较大。2016年初，市场判断美元会非常强势，但过了一个多月，美元加息预期就减弱了很多。这个因素全年来说会有很大不确定性，目前这个因素比2015年底和2016年初对人民币的影响有所缓解。
总体上看，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虽然得到一定缓解，但缓解源自美元，从中国经济角度来看，中期的贬值压力仍然是存在的。所谓“中期”是未来一两年，因为中国经济调整还没有真正见底。 探底之后，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完成后，人民币可能会再走强，但在这之前，人民币是趋弱的。
端传媒：之前有人提出一次性贬到位，但“位”在哪，谁也说不清。
赵扬：对这个说法不太认同。很难说一次性贬到多少是贬到位，你看日元、欧元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货币的话，对美元的贬值幅度都非常大，所以贬值10%是不是到位，是不确定的。最后只能交给市场去评判。但短期内市场可能非理性。贬了10%以后，大家会预期要贬20%，在这过程中呢，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金融混乱。
如果央行在一定程度内不干预或者基本不干预，这样中间价将跟着市场收盘价可能很快调整到位。但即便这样调整，都有可能引发金融动荡，我觉得操作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端传媒：在这种三元悖论下，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将放缓？
赵扬：不一定。政府最近确实加强了资本账户下的管制，主要是加强了已有的管制政策，有些政策本来就有，前期没有认真执行，现在增强执行力度。但要注意，央行也在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包括最近在推进中国银行间市场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开放。这个政策目前主要是吸引资本流入，而不是资本流出，但在资本流入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变成双向流动了，此政策意味深长。
央行的基本政策方向还是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同时也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但从操作时间点上看，在人民币贬值压力大的时候，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会缓一缓。
端传媒：今年中国经济中，微观上比较大的风险在哪方面？
赵扬：我先说一个上行风险，是我们预测的。如果随时经济形势发展，政府确实发现目标挑战非常大，所以就被迫加大宽松政策力度，财政和货币手段，最终都会加大。就会导致货币和财政超标，这是一个风险。
通过货币与财政刺激，可能带来经济短期稳定，但后果是导致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实际上是此前多年中国经济的老问题，尤其以2008年那次是最明显。目前中国企业债务已经位居新兴市场最高，如果进一步刺激，杠杆率将进一步攀升。
杠杆有三个主体，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一个是个人。政府债务这几年已经被外界认识到，正在通过其他方式控制，比如去年做的地方债置换。在个人金融方面加大杠杆的话，对绝大多数家庭可能都存在压力，因为收入增速有限。
因此，要通过基础建设投资来保增长和稳增长，最后恐怕还是要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加杠杆。但问题又来了，即便财政宽松，中央拿些资金，但在中国这些资金还是不够用，投资主体最终还是要去借，这进一步加大了杠杆风险。
还有一个风险也与此有关。如果市场普遍把当前宏观政策力度理解成一种放水和加杠杆，那么市场就会在很多地方炒作，比如说大宗商品和房地产。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大宗商品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以前我不认为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但经过这一轮暴涨后，现在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泡沫。如果说一线城市再继续暴涨，导致政府被迫来管制，这就有点类似2015年中国股市的情况。
端传媒：您之前曾撰文谈到全要素生产率要提升，短期内能否做到？
赵扬：这个短期很难做。因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能在2008年之前高速增长，包括上世纪80-90年代都有很快速上升，主要还是跟制度改进有关。 体制变迁带来劳动资本效率提高，改革释放的经济红利，这个因素居多，而不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有，但不是最主要的，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红利或者说效率提升还是改革带来的。现在中国潜在的改革红利是有的，但改革有执行的问题，比如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包括国企改革以及刚性兑付等，都与市场预期存在差距。也有全社会激励机制的问题，比如诚信、创新以及政府部门改革等。总体上，我觉得目前情况是雷声大雨点小。
端传媒：那今年有所期待的改革有哪些？
赵扬：财税改革。2015年的改革比较多在金融方面，2016年财税领域应该会有突破，主要是结构性减税。目前已经明确了扩大营改增范围，从5月1日起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4个纳入，预计今年营改增将减轻企业税负5000多亿元。当然，市场还期待更多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十八大提出的税制改革有一条“稳定税负”，（注：保持税负不变，主要指宏观税负，现实中通常以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但至少企业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税负应该有所下降。
换言之，如果要税负稳定，就只能加资本所有者的税了。这对企业的投资和家庭消费，可能会起到一定推进作用。虽然政府讲了很多，但即便是这项改革，能否落地并且持续贯彻也很不确定。比如，财政部在2014年针对融资平台出过43号文，一个季度后，迫于增长下滑的现实，就不再强调了。
端传媒：土地市场，或者国企，短期今年内深化改革的概率没那么大？
赵扬：这个需要整体的改革方案，从现在来看，有些领域有单兵突破，比如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1月份发布的《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这个带有突破性质。但土地改革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广的事，包括法制、产权，还需要整体配套，现在还没有看到政府比较全面的方案。
土地改革当然很重要，特别是发达地区周边可开发的农地，若能够盘活，就可以提升宏观效率。但需要政府不同部门达成共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一种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关于土地改革，提到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但之后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跟进。我感觉要达成共识有一定困难。
国企改革也是类似的。今年应该会对那些亏损严重、产能过剩的钢铁、煤炭行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去产能，兼并重组甚至于破产，都会增加。但根本上广泛的国企改革如何推进，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去年国务院出的国企改革意见，包罗万象，说明共识度较低。
端传媒：但即便是去产能，是否也有压力？比如会考虑就业、社会稳定等。毕竟之前也不断提及。
赵扬：这个问题本身倒不是太大。下岗可能会有几百万人的失业，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帮助下岗职工克服过渡期的困难，提供培训，以实现再就业。这本身也算是财政刺激的一种，倒不是特别难。中国政府已经着手在做，今年成立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基金已经在1月1日开始征收，此外，公共预算预计也会加大这方面的支出，财政部长楼继伟今年在G20峰会表示，中国必须去除产能过剩！有预算支持下岗员工，结构性改革要和宏观政策相结合，要讲顺序、讲配套。
端传媒：从目前结构性改革的前景上看，包括困难度与风险的叠加，整体上对跨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乐观？
赵扬：韩国、台湾、日本这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先于中国大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他们都处在东亚文化圈，并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经济政治改革。
所以，如果中国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我看不出有什么因素妨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便是经济增速下降到政府目标以下，甚至5%，都还是一个中高速增长，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无非是时间问题。
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将中高速增长维持足够长的时间？这确实不是每年靠财政刺激能做到的。今年为了6.5%，可以加大刺激力度，那明年就需要更大的刺激，难度会越来越大。这还是短期和长期政策之间的平衡。短期的宏观刺激政策只能借来一点时间，要确保长期较快的经济增速，改革就要做的多一些，这有赖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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