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周，端传媒对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进行了专访，请他解读目前中国GDP增速减慢，经济放缓给中国模式下的产能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和危机。
施展，中国新生代政治学学者，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历史社会学等。专著有《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 鲜血、大地与主权》。
在谈话中，施展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完整阐述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如何解读通常所说的中国经济“奇迹”？尤其是进入21世纪，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价格较之上世纪80、90年代更高，制造业却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这该如何解释？二，如何透彻理解目前的中国经济转型？三，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下的土地财政和互联网创业大潮？四，中国真正需要面对的危机是什么？
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奇迹？为何二十一世纪之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持续走高的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仍可以加速增长？
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14年，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着8%到10%的增长速度，创下差不多是一个斜率不变的线性增速。被称作是“中国奇迹”。 我们过去对经济高增速的解释，认为首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便宜。
但仔细看中国经济内部结构，在线性GDP增速中，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却进入非线性的高速增长。在2000年，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1980年代已经高出许多。 为什么这个时候其制造业却可以更大的速度增长？这个问题是无法简单地用要素价格这个单一原因来解释的。
我给出的结论是：这是因为两个或者三个事情的时间耦合。第一个事情是中国加入WTO，但WTO只是锦上添花。真正重要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西方世界进入了创新经济的时代，带来了制造业流程的大规模外包，向全球范围内寻求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对象，另一个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这两个事件的时间耦合才能够解释中国在21世纪如此之高的制造业发展速度。
西方创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先来看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首先是基于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在此之前，经济状况的一大特征是，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这里所谓“基本需求”是广义的，不仅是指有吃有穿，也包括随着技术、生活水平的发展，过去一些不存在的需求也会被纳入基本需求之列。
比如，在过去，人们没有对移动电话的需求，但移动技术相当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使得能够移动起来打电话也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之一。在这种基本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能最有效占据市场的产品是什么类型的呢？一定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均质化、廉价、非常皮实耐用的大众化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哪个企业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它就能成为王者。
诺基亚模式V.S 苹果模式
比如在手机领域里，智能手机出现之前，诺基亚(Nokia)是业界王者。但是诺基亚产品的廉价、耐用、功能简单易懂不会坏，更新换代率低。这种生产高效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却会带来新的问题：一旦你把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了，你就走到了逻辑的终点。2007年出现了iPhone，Apple苹果公司开启智能手机时代，手机领域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 诺基亚虽然也不甘人后，发布了智能手机，但还是在短短几年后便轰然倒塌。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时诺基亚是所有还活着的大的手机厂商中，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完整生产线的厂商。这就意味着诺基亚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于是诺基亚便无法跟上创新经济的步伐了。而勇敢闯入创新经济领域的公司，则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把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这样才有可能有效的进行创新。苹果公司就是创新经济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
发包-承包关系当中，承包方面临的效率-弹性的矛盾
Apple这样的公司作为发包方，对应地就需要有承包方。那么承包方有两个需求必须同时满足。第一，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但是有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而一旦它高度专业化以后，上游发包方的创意一变，马上这个承包方就会死掉。因为它没有办法迅速转型，所有风险都在自己身上。为了不迅速死掉，承包方的生产过程又必须要有弹性，但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而不能专业化，就会使得生产的效率欠佳，一开始就根本不会拿到这个订单。所以这两个任务必须同时达成，但它们又是彼此矛盾的，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刚好，中国解决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中国如何解决的呢？它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需求放到了两个不同的位阶上处理，分别是，就单个企业的层面，每个企业都极度专业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而无数个极度专业化的企业彼此互为配套关系构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以实现弹性。
打个比方，过去某厂是生产螺钉螺母的公司，后来只生产螺钉了，再后来只生产五毫米口径螺钉了，再再后来只生产特定材料的五毫米口径螺钉了，这就专业化到了极致，不可能再专业化了，此时其效率也达到了极致。类似这种企业有无数个，所有的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并且这些配套关系在不断地动态重组，有可能上游发来甲任务，此时ABCDE几家企业互为配套关系把甲任务完成；结果上游的创意变了，发来另外的乙任务，ABC几家参与不进来了，DEFGH几家企业则会互为配套把它完成；丙任务又来了，ABCDEFG这些企业可能都参与不进来了，WZKLN等几家企业又互为配套把丙任务完成了；ABCDEFG则分头参与到从其他渠道陆续到来的丁任务、戊任务、己任务……当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把弹性与效率放到了两个位阶上完成了。即以单个的企业为单位确保了效率，而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块构成的庞大供应链网络为单位，确保了弹性。效率和弹性就可以兼得了。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供应链内部的配套关系是在不断地动态重组，而且这种动态重组的过程一定是分布式运转的，分布式决策、分布式完成，绝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脑能设计得出来的，完全是一个市场自然的均衡过程。并且能够如此之迅速，以如此的效率来形成配套关系的企业，只能是灵活的民营企业，不可能是决策机制沉滞的国营企业。
为什么中国模式的土地财政消解了中等收入陷阱？
而供应链网络的重要性浮现出来之后，定性地说，它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制造业成本构成结构。过去我们说经济的成本包含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通过观察要素价格来讨论成本问题。但是供应链管理能力的重要性以一种目前很难量化的方式使得成本控制的关键发生了变化，假如不能有效地实现供应链管理的话，则成本控制将无法做好。当然这里所谓的供应链管理，不是中央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指一个制造业企业是否能把自己有效地嵌入到供应链体系当中，一旦有效嵌入，则这个供应链将自动运转起来满足你的需求。一旦把供应链管理能力这个要素纳入进来，我们就会发现劳动力、土地的价格事实上已经不构成成本中决定性的要素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之上世纪80年代已经大幅上升的21世纪，制造业却能更快速地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这个基础上，我甚至产生一个大胆的假想，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被取消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性观察，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这些追求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其制造业过程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每个国家自己搞一摊，各国的成本构成结构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背景下，一旦某国达到中等收入，此时其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相应上涨。而旁边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它的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自然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于是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而供应链管理能力这一要素的出现，很有可能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被取消了。
就供应链网络而言，它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就是其规模。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它内部的节点就越多，互为配套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网络的弹性越好；其中单个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度就越深，效率也就越高，由于每个企业都是与极大量的其他企业互为配套关系，即使它只是生产非常专门的东西，也能够达到甚至是世界级的量产，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同时，供应链的规模足够大，就可以养成一个庞大的工程师蓄水池，使得即使有上万家企业倒闭了，失业的工程师也能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只有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工程师被培养出来，供应链网络也才运转得起来。
大规模外包的需求与供应链网络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使得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制造业部分迅猛崛起。而这又和西方世界产生的互联网有很大的关联。
第一，互联网时代的出现， 互联网获得广泛应用，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大部分人满足了硬件意义上的基本需求，这三个阶段，是同时到来的，从而有创新经济的需求。其二，大规模外包时，作为发包方必须要能够对生产过程有着较为及时的了解，才能根据市场变化迅速地调整创意，迅速调整各种发包任务的安排。这就要求高速的信息传递能力和大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否则无法对生产端形成有效的了解。而这两个能力刚好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部具备了。所以此时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这个时候才真正转化为现实，这就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此后，中低端制造业以很快的速度大量转移到中国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发生了时间耦合的两个事情之一，即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
中国土地财政的逻辑：与西方相反的历史节奏
另一个事情是土地财政，这直接关乎到供应链网络的成长问题。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若要成立的话，前提是网络里的这些高度专业化的企业要近乎同时成长起来，或者说必须要有足够多同时长起来的企业来构成一个供应链网络。网络内部具体的企业不断在新陈代谢，但在一开始，一定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工足够深的企业近乎同时成长起来，形成一个具有自身运转能力的供应链网络。这么多企业近乎同时长起来的一个前提要求就是，是否有很多建设得非常好的、规模很大、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到位的工业开发区——这也算广义上的城市化——已经建设起来，但是里面又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换句话说，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着企业进驻。只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供应链网络才能生长起来，而且可以想见，其分布式的生长速度一定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刚好，中国基于土地财政，而有了有这样大片近乎空白的开发区。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财权上交中央，事权仍然留在地方，这使得地方不得不通过土地财政来筹集税收财政无法满足的财政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中国特色，地方政府领导发现土地财政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于是大量的开发区新建起来，到21世纪初期初见成效。这个过程带来了很有趣的一个后果，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走了一个相反的历史节奏。西方国家的历史节奏一定是工业化引导城市化。西方从来都是工业化引导城市化，经济发展使得财政能力先具备了，城市才最终成型。
但中国土地财政的逻辑是城市化先于工业化，是否工业能力能够进驻则不一定——当然在建时是假设能进驻的，但是当无数个城市都在建时，形成的总的容纳能力就远远超过当时想象的吸纳能力了。有可能一个开发区建成了，计划容纳一千家，但最终其招商能力只能招到一百家，空了九百家，就相当于这开发区近乎是空白的（编注：即“鬼城”)。倘若工业进驻能力跟不上，当偿债周期到来之后，各个地方的经济便有可能会陷入一个极为可怕的危机，经济呈现断崖式的下跌。这种可能性本来是不小的，但是没想到，在土地财政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初见成效时，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到来了。
再加上这时中国入世了，几个因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部分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起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进一步后果：两种制造业向外转移
这还带来进一步的后果。世界其他地方若是没有类似于中国的供应链，制造业便很难向那里转移，即便其劳动与土地成本很低。只有两种制造业能够向外转移，一种是对供应链要求不高，销售半径不以全球为单位的制造业，比如低标号水泥是可以向外转的。我在非洲考察时看到中国人在那里开办的低标号水泥厂经营得非常之好。再一种是向东南亚转移，但这严格说来不算是从中国向外转走，而是相当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的半径在进一步扩大了，扩大为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比如在2012年之前，耐克鞋的最大出口国是中国，之后则成为了越南。这并不是说耐克鞋的整个生产流程都在越南完成，只是最终的耐克鞋粘接装箱等工序在越南完成，其出口计入越南的经济统计数据等等。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大量其他国家匿名的经济存在。
这类似于，几年前人们一直在讲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每年有比如两千多亿美元；但实际上这两千多亿美元顺差里面还包含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一千几百亿美元的逆差，中国是代表着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了对美国的顺差。今天，就耐克鞋这个产品而言，越南对于世界有巨大的顺差，但实际上，越南在这产品上有对其他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国家的逆差，它是代表着整个集聚区形成了对耐克鞋这单个产品的顺差。越南在此过程中必须有效融入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供应链网络当中，才有可能使得耐克鞋的生产效率最大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就相当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的半径进一步扩大了，这会进一步加大网络的效率与弹性，从而使得制造业向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之外的转移变得越发困难。
这里有一个例证。我三年前曾经在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郊外很偏远的一个地摊上，看到当地人在卖书包，我们开着车从地摊旁远远地路过，我也一眼就能看出那书包是Made in China，因为书包上印的图案是灰太狼。这是在离首都有点距离的地方了，物流颇有些成本了，但对当地人来说还是把书包从中国运过去比它在本地生产更划算。
中国的产能过剩，是针对全球需求的过剩
基于前述一切，我产生了一个假想，就是中国，或者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其中低端制造业的供给能力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全球的吸纳能力。这就形成了产能过剩——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而是对世界而言。那么，一旦世界经济处在下行曲线上，中国经济便一定会下行。
所以去年以来我们所看的中国制造业有大量的企业破产，经济不断下行，在我看来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是中国经济退烧必经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制造业转移带来的问题。
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来付费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正在浮现出来。中国经济在21世纪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规模的市场。这个巨大的市场使得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在其他国家无法形成的商业模式，即“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付费”。
以360（杀毒软件）为例。在过去，用户若想用杀毒软件，就要为软件本身付费，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商业模式。但360则将其杀毒软件全部免费，一下子就赢得了最多的装机量，拥有了几亿个用户。以此为基础，360就拥有了关于几亿人的消费习惯、上网习惯等等方面的数据。而这个庞大的数据本身就形成了商业价值，自然会有第三方来为这个数据买单。所以，在这个商业模式里，安装360的用户，是“羊”；因此形成的庞大数据，是“狗”；接下来为它买单的人，是“猪”。“羊-狗-猪”的互联网商业逻辑，其前提一定是巨量的市场规模，没有这么大的市场规模，这事情肯定做不到。
互联网对于消费习惯的重构，以及进一步拉动的供应链重构
我们在最近这两三年间能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基于巨量的市场规模，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带动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服务业的发展，而且这种服务业在相当程度上正在重构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比如像滴滴打车已经彻底的改变了我的打车习惯，我相信在中国的城市里它也改变了大部分人的打车习惯。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团购网站，比如大众点评，等等，都彻底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并且，还继续会有更多的消费习惯之改变的出现，因为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各种网络生态圈的迭代演化速度太快，方向也太多元，我们坐在这里很难想象的；另一方面，作为网络原住民的90后、00后，陆续也开始形成消费能力，他们的消费习惯一开始就是互联网式的，并且与互联网同步演化着，随着他们成为消费的主力，这会让中国市场的未来出现更多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出来的变化。
中国最近几年又掀起了创业大潮，尽管其中大部分都会失败（这也是创业的常态），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就是它们都有着深刻的互联网属性，或者其本身就是互联网，或者是基于某种互联网思维来对传统产业进行重构。这个过程形成了对需求端的完整的重构，而需求端的重构一定逆向地驱动着供给端也被重构；我们在前面说过的供应链的逻辑仍然会存在，但供应链的运作样态也会因为需求端的重构而被重构。
中国经济将持续下行，经济转型节点到来
我们现在看到最近一两年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的破产，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退烧的过程，但其中也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供应链的重构而付出的某种代价。尽管我们现在能看到大量制造业企业的破产，但未来我们也一定能看到很多更有意思的新企业被创立。同时，大量制造业企业的破产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大量的长期失业，因为会有伴随需求端重构而来的大量新的服务业企业的出现，就业结构于是也会进入一个转型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一定会出现一些结构性失业，失业者很难再就业，这种失业应该用某些社会再分配的办法来应对；但我觉得结构性失业不会是最大量的，最大数量的一定是短期的摩擦性失业，并在未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获得消化。
所以最近这一两年中国经济下行的阶段，在我眼中是一个经济转型的节点到了。此前人们一直说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健康，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重，第三产业不发达，但作为成本黑洞般的世界工厂不断地从全世界吸纳工业能力的过程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重是必然的。真正发达健康的第三产业一定是基于发达的第二产业，像印度那种产业结构实在是太特殊了，实际上那种结构对印度而言也是头疼的问题。中国的第二产业已经超过了全球市场的吸纳能力之后，有可能我们就走到了一个转型的节点之上。我们看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到，2015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一半，达到50.5%，发达的第三产业已经在路上了。
中国经济发展及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的根本作用
从最近这两三年的互联网的创业大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并为未来打开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些有想象力的创业大潮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一个更强大的，更加有持续性的发展动力。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创业大潮，谁能够最有效率的站在潮头呢？一定是民营经济，而不会是国有经济。因为只有民营经济才能有如此之高的创新效率，国有企业因为其宂长笨重的决策机制以及各种其他原因，是无法如此打开想象力以及对市场做出迅速反应的。
国有经济的定位该如何呢？有些国有企业掌握着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东西，那么它们不应该以营利为目的，而只应该以安全为目的。而其他的一些国有企业，比如像联通、移动这一类企业，则应该对自己重新定位，转型成某种意义上的公益企业，即成为一个互联网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管道工。它们所有的光纤、所有的基站，都应该作为管道工式的存在，为互联网提供最便捷的通道，为我们丰富、蓬勃、拥有巨大活力的，由互联网引导的全方位、健康的经济转型，提供准公益性的基础设施，那么中国经济才可以获得真正光辉的明天。
在未来两三年之内，我们仍然会看到中国经济的下行状态，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制造业产业的破产，因为经济转型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周期的。但是从五到十年为单位的长线看，我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最起码是谨慎乐观的。
互联网特征的社会，如何成为克服当下中国最大挑战的前提
基于前述，在我看来，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之类，而是在其他方面。这包含着很多种危机，比如现在大家头痛不已的环境危机，各种意义上的资源危机，我们都可感受到的道德危机，导因于贫富分化的社会危机，以及合法性危机，等等。这种种危机，假如操作得当的话，会因为基于中国经济的转型而衍生出来的新的可能性，而大致平稳地度过去的。但前提一定是我们要能够有效的理解正在转型的这个经济。
这个转型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它是基于互联网特征的。我眼中的互联网，不仅仅是个技术，它更是对人类秩序的演化逻辑的一个技术模拟。近代以来的人类秩序，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路数，一种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构秩序，但任何一个建构秩序都要在与其他多个建构秩序彼此之间不断的博弈、磨合的过程中展开，磨合出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自生秩序，建构秩序只不过是这更大的自生秩序内部的参与者之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动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分享、互联、重组等等，聚合为世界秩序。互联网刚好就是对人类秩序的这种演化逻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技术模拟，并且可以因为这种技术的出现，而进一步地使得人类秩序的演化节奏大幅加快。
中国的经济转型，便是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互联网式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高度地分布式展开的，而不可能集中式展开。任何试图集中式对其进行控制的努力，都只不过会为转型过程徒增阻力；甚至是不那么强调控制的努力，姑且称之为集中式的引导，也不可能成功，而只会徒增摩擦。因为分布式演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方向不可预知，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努力，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分布式网络当中被转化出事先预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为了能够让经济的转型尽可能的平滑，以便尽量平稳地度过各种危机，条件反倒是政府要尽可能地减少管制，放手让民间去干，同时提供一个尽可能公平的规则平台，让每一个参与者对于规则都能够形成稳定预期，这样才能让经济转型更加有效率地展开。
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则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涌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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