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调查（上）︰揭Airbnb香港“集团式”经营 月赚19万

“欢迎回来，向世界各地的当地房东预定独一无二的房源。”打开短租网站Airbnb的首页，跳入眼中的是这句口号。

现今出行外地，愈来愈多人不住酒店，选择透过Airbnb订房。这个网站被《经济学人》评为“共享经济”经典企业，透过网络配对出租闲置房源的房东与房客，让游客住进旅游目的地本地人的“家”。

据Airbnb于今年9月4日发布的《夏季指标报告》显示，刚过去的5月至8月，超过1700万人在150个国家通过该平台订房。不过热潮背后，Airbnb也在全球遭遇争议。除了安全、卫生等问题外，人们更担心这网站成为非法经营宾馆最便捷的工具。

端传媒记者调查Airbnb在香港的生态发现，许多房源确实不是市民的住家。

不交税，不拿牌，好过打工

登入Airbnb网站，输入香港为目的地后，即时弹出一个香港地图。当中房源最密集的，是位于港岛的湾仔区，由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至快活谷跑马场的七、八条街内，有逾300个房源。

记者查看上百个房源后，发现有22间分别位于湾仔、铜锣湾、上环、佐敦及旺角的客房，尽管有3名房东管理，但关于这些房间的简介、使用规则，全部一模一样。

不过在Airbnb平台上，要了解房东的联系方式并不容易。Airbnb规定，租客在未缴费订房前，不会取得房屋的完整地址及房东联络电话。端传媒记者于是向3名房东分别订了5个位于湾仔及佐敦的房屋，预定后，房东的电话号码即时显示在网站上，同为 5985-XXXX。

确认订房后，记者收到3名房东的电邮，约记者分别在湾仔街市、湾仔一商场大门及佐敦一酒店门外等候，而非租住单位的大厦楼下。而每次入住时，现身与记者接洽的都是不同的人。接头人领记者走半条街，才到入住单位前，整个过程十分转折。

随后，记者向其中一名自称姓冯、今年65岁的接头人求证是否连锁式经营，冯先生一开始表现惊讶，死口否认，但随后得知记者手头的证据，于是不得不承认。

冯先生自言是退休人士，与太太、儿子、媳妇及女儿，共同在Airbnb线上平台及线下实体地管理22个出租单位。

“我有个朋友是在上环做地产经纪的，未有Airbnb之前，主要是租一些单位回来，再暗地长期租约形式，放租出去，赚取中间差价。6年多前，Airbnb刚出现，我朋友见到有网上平台，便放上去改做日租、短租，发现日租的收入，比月租更多，有利可图。”冯先生透露，他和家人于是有样学样，透过更多地产经纪，专门找位于市区的旧楼，以一年生约一年死约的长租方式，租下单位，然后透过Airbnb出租。

冯先生又承认，他经营这些房源并没有取得宾馆牌照。根据《旅馆业条例》规定，住宿出租期少于28日便须领牌，否则违法。

非法经营，当然也没有交税，问冯先生每月收入，他尴尬透露一个单位每月能为他带来约9千元的净收入；以他管理22个单位计算，每月净收入可达19万5千8百元。“不过偶然都有淡季，租出日子较少，但拉上补下，每月可赚到十多万，只不过比打份工好。”

冯先生承认正在做违法行为，但看在利益当前，不惜铤而走险，实行做得一天得一天，等到被政府打击才会停手不干。

是温馨的家，还是商业宾馆？

Airbnb发源于美国三藩市，在2012年1月正式进军香港，开设办公室。当时在香港仅仅提供700个房源，现在已增至约4000个。现在，也有愈来愈多香港人出外旅游时透过Airbnb订房。

56岁的香港市民刘雅丽，今年4月去美国三藩市探望在当地工作的女儿时，她女儿就是透过Airbnb为她租用了一个约600呎的独立单位。她形容房子有2层，她夫妇二人住在地下，房东住在楼上。

刘雅丽这一次入住Airbnb的房源令她赞不绝口：“因为屋里有设备齐全的厨房，很有家的感觉，那是住酒店不会做的。我真实地了解到女儿就是如此生活的。”

回到香港后，刘雅丽与丈夫以2400万购入红磡都会轩3个单位，打算与丈夫同住一个单位，另外2个单位留给2名子女回港时各住一间，但因女儿在美国、儿子在澳洲，多出来的单位又未找到长期租户，刘雅丽于是试着透过Airbnb出租一个闲置的单位。
直至9月中，她以每晚1200元，先后把房子出租了4次，共收了5万5千多元房租，她分享道︰“坦白说，赚到的钱并不多，我为了令客人住得开心，曾特地为一对内地夫妇住客买婴儿椅及洗澡盘，又为美国住客租用WiFi蛋，都没额外收他们钱。赚到他们对香港的好感，我已好开心。”

刘雅丽的尝试符合共享经济的理念，不过记者发现，在香港的Airbnb 房源中，大部分并非自家的“闲置房间”，更多的是和冯先生一样，“共享”为名，“集团式”经营无牌宾馆为实。

端传媒记者又在大量Airbnb房源中，找到在黄金周期间特别受内地客欢迎的，同时管理最少9间房屋的房东Mi，在记者多番游说下，她终于愿意在不出镜及化名下，透露经营这门生意的始末。

今年32岁的Mi表示，去年在泰国旅行时，认识了同样喜欢周游列国，同样来自香港的3名30岁出头的男生。年龄相若的4个80后，在异乡旅途上，畅谈旅游经历，一直聊到台湾民宿。

当时已经营婚礼统筹业务4年多的Mi，专门安排香港情侣到台湾、日本、韩国及峇里岛等地，拍摄婚纱照及举行婚礼，期间一般入住当地民宿。

Mi与3男分享在台湾住民宿的经验，大赞当地房东用富有“人情味”的包装，吸引大量客人，于是埋下在香港经营类似旅馆的想法。

3名港男透露他们于大围合资经营地产代理公司，在大围下径口村，拥有3个自置物业，每个以320万买入，一直以半年或1年的长期租约，出租予来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在Mi的游说下，决定改装成主题旅馆出租。

3名男生当中，一人在2012年去澳洲工作假期时，已透过Airbnb入住当地人的住所，加上Mi及其拍档都认为现今去旅行的年轻人，都喜欢独特的体验，在Airbnb上的房间，每间各有特色，正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故相信可以Airbnb作为宣传渠道及出租平台。

Mi期后拉来多一个女生加入，再聘请一名20多岁的女生，负责杂务。

2015年6月，3间位于大围的房按照公主风、美国风及男人浪漫风完成装修，由任职摄影师的拍档拍照上传到Airbnb，然后由Mi全权管理Airbnb的房东帐户，解答客人的查询及处理订房，当有客人入住时，6人便各自分工，安排接送客人、处理住宿期间需要及打扫房屋。

这些房源全部假装成为具香港人特色的住所，宣传时特别加上一句配合Airbnb的主题 ———“请尊重它并对待它如你的家”。

共享经济，用人情味包装商业？

在Mi看来，Airbnb打着的共享经济旗号，只是一种“美好的”品牌推广策略。“就像有些台湾民宿，会养一只猫、一只狗，天天上载动物相片，并加插一句“你快些来探我们吧”，其实就是用人情味去包装。我有时也会（在Airbnb）写一段简介，说房东经常周围飞，请租客帮忙照顾那间屋，就是在用分享闲置资源的概念去推销，那间屋长期爆满，最重要是客人受落。”

Mi不讳言打算扩充营业，目标是打造20间旅馆出租，与经营22间出租房冯先生一样，同靠Airbnb走上赚钱之路。

Mi坦白地说，“现时的入住率有8至9成，收支平衡，黄金周几乎爆满，我们一直在扩充。地产仔在行内识很多人，能以低价买入单位，现在大围有5套房，旺角花园街一带有4套房，2套是唐楼，2套是私人楼，每套500多呎，各以约500万元买入，我们的目标是开20间。”

Airbnb成立的初衷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最简单有效的途径，让他们可以利用闲置空间赚钱”，但落地香港，被冯先生一类的退休人士，看成是养活全家的收租生意，亦被Mi一类的青年视作创业平台，善用闲置资源的概念似乎逐渐变味。

就Airbnb在香港的经营趋势，端传媒向该公司提出采访要求，惟终被拒绝，理由是“ we think that Hong Kong is a sensitive topic because of the legal situation（我们认为基于法律情况，在香港是一个敏感题目）”。

根据查册资料，Airbnb于2012年1月20日在香港成立公司，租用金钟和记大厦内一个单位，该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已休止活动，记者前往上址查看，发现该单位已改由一间律师事务所承租，而Airbnb方面亦不愿透露其现今香港辨公室的地址，可见Airbnb在香港行事低调。

业主、商人同声讨，政府拟规管

记者翻查资料显示，冯先生22间出租单位，分别由不同人持有，全部没有租约纪录。记者随后找到其中2个位于湾仔的单位业主罗小姐及何先生，他们异口同声表示，不知道租出的单位被再次转租，表示十分愤怒，会要求租客尽快迁出。

在湾仔单位业主何先生回忆一年多前透过地产代理把单位出租，他记得是租给一名年约30多岁，自称是销售员的女租客。记者告诉何先生其物业被租上租，何先生立即联络租客，“个租客坚称在该单位短期暂住者的，是她的朋友，住一会便走。”香港旅舍业商会主席连思杰直接批评︰“Airbnb是无牌宾馆的进化版。”

他指出，以前的无牌宾馆，主要是家庭式经营，由经营者租用或自置物业，然后出租给日租的旅客，通常即场以现金交易，当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处派员“放蛇”打击时，还可即场以钞票作为物证，提高成功检控机会。

“但现时这些无牌宾馆在Airbnb租屋，透过网络缴费，缺乏现金交易物证下，打击过程有难度，按现时法例，要检控他们，就得靠人证如住客，及物证如房租收据，但客人走了很难找回来。”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说。

为打击这类无牌旅馆，香港牌照处于2013年成立专责小队，收集互联网上的无牌旅馆资料，够证据便采取检控。不过，在未能取得人证物证下，检控成功率很低。

牌照处在2013年至2015年7月底，共作出逾3万次执法行动，惟当中被检控的只有391宗，被定罪的只有377宗，当中被判监的只有24宗。

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指出，现时违反《旅馆业条例》者最高罚款20万元及监禁2年，不过往往法庭只会轻判罚款几千元，未能收到阻吓作用。

姚思荣透露，政府最快于明年修改《旅馆业条例》，把“环境证供”纳入容许引用环境证据检控无牌旅馆，“在网上卖广告，或在住所内提供宾馆用品如大量毛巾、牙刷等，都可纳为检控证据。在收紧规管后，Airbnb在香港就没机会的了。”

克林信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中文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徐家健亦同意要立法监管，不过要从消费者及资源分配的概念，弹性处理Airbnb一类的共享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扮作是共享经济模式，而走法律罅不领取牌照的集团式旅馆，应被规管﹔但若然是每个月只出租几天，规模较小的，规管上可不用那么严格。”他提议以出租日数，去介定所需接受的规管程度。

听到政府即将收紧法例，面临被检控，Mi仍表示没打算领牌，她嘲笑地说:“Airbnb入面有几万个房东，你能抓几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