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顶摄影师和他的老香港

天星码头、维港、山顶、电车、帆船、客家村……从1956年到1960年，新加坡人李福志带着他分期付款购买的装有“风琴”镜头的新蔡司 Ikonta 相机，在香港的市区、甚至离岛闲逛，遇到他认为游客会感兴趣的景物──多半是热门风光，要不就是对游客而言充满“异域风情”的画面，就拍下来。

这，对李福志自己而言，是种建基于兴趣的谋生手段──这些照片经他自己冲刷后，会被带到山顶出售，多半是一元一张，会给李福志带来6毫的利润；但就像《流光迅影香港情》一书的编者艾思涛（Edward Stokes）第一次在李福志家翻阅照片的底片时所感受到的：这些记录了香港50年代风貌、纪实风格十足的照片，比起一般沙龙摄影师甚至艺术摄影师，记录了更全面而真实的香港，“是隽藏过去香港的时间锦囊”。

一个新加坡人怎么会不自觉地参与到老香港的记录历程中？这事还要从差不多68年前的今天说起。

一个移民的求存史

1947年10月26日，英国轮船“胜高剌”（Sangola）抵港，这是战后，往来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之间的远东航线正式复航。在香港历史学家招璞君（她和艾思涛共同参与了流光迅影香港情》一书的编撰）看来，“胜高剌”的处女首航极具象征意义：“香港和亚洲地区辛酸紧绌的日子终于过去”。

随着这艘安装了空调的现代化轮船一同到港的，还有李福志。2012年和招璞君谈起那天时，李福志还记得，农历九月的香港天气，要比位处热带的新加坡清凉。

当时，李福志是“胜高剌”的额外船员。在战后的新加坡要找份像样的工作，并不容易，何况李福志只读过几年书，再加上曾是孤儿的他，与收养的家庭关系也较为紧张。因此，对于20岁的李福志来说，当海员是一条出路，离开新加坡来香港发展也是。而像他这样想的人，并不少。战后的香港百废待兴，不仅吸引了因战争散落到各地的本港居民回归，也包括逃避战乱的内地难民或者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移民。据香港政府1947年年报记载，这一年香港人口数目达到120万人，而这个数字在1945年还仅仅是60万上下。

在香港的开局并不顺利，有一段时间里，李福志在招待所坐着，等着中介介绍新的海员工作──在那个年代，这是华人海员找工作的普遍做法，但除了花费了不少住宿及中介费外，并没有等来什么机会。几个月之后，囊中所剩无几的他，只好去投靠了表兄，这是他在香港唯一的熟人，在皇后大道西上开了一间名为“明华照相”的影楼。

根据招璞君的研究，早在1860年香港就出现了华资的摄影公司，不过战后因市况凋零，再加上菲林和冲洗照片的化学药水都短缺，本地照相业尚在复甦阶段。“明华照相”是香港彼时40多间影楼其中之一，就这样，李福志由于表兄的关系，接触到了在当时还不太多人从事的摄影术。

不过真正的转折还要等到1948年的夏天，那天天气晴朗，李福志跟着影楼一位摄影师前往太平山顶，这是他来港近一年时间里，首次踏足这个旅游地。据他回忆，当时山顶不过只有几名水手和游客，但同去的摄影师还是通过帮其中一位拍摄肖像，轻松赚得三块钱，而这已经是彼时劳工的平均日薪了！

“这真不错，假如我也能一天赚三块钱，那就已经很足够了！”几十年后，李福志向招璞君回忆称，就在山顶，他决定当一个独立的摄影师，并以此谋生。

他向表兄借了一部旧的蔡司Ikonta，开始自学摄影，在山顶为游人拍照，客人多是因朝鲜战争而访港的美国军人，和出手阔绰的上海人，而收费大概是一元一张或者两元三张。同时，像很多为生活奔波的香港人一样，李福志也不时兼职，比如碰上合适的行船机会，也会出海。而国共内战期间，大批难民涌入香港。1949年，香港首次进行人口登记，开始为市民颁发身份证，李福志也因而获得又一个工作机会：1951年，他开始在调景岭难民营为难民拍摄身份证照片。

工作的同时，李福志也在香港安了家，他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与人合伙在筲箕湾西大街租下村屋，新加坡人在一点点变成香港居民。

从摄影师变成“雪糕佬”

一直到这里，李福志的故事都像普通的香港移民故事，对自己而言，是见骨见肉的真切，但在时代里，留不下什么痕迹。直到1955年，二战结束10年后，旅游业发展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根据招璞君的研究，单是1953﹣1954年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军人，就带来了高度7800万港元的收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李福志的高收入，因为随着现代相机的普遍，游客对旅行肖像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再加上旅游摄影行业竞争愈发激烈，李福志和他的旧蔡司Ikonta，需要寻找新的谋生出路。

他想到的点子是：不再拍摄人像，改拍香港风景和街景，然后将他们冲晒后兜售给游客。

在1955年到1960年时间里，李福志都是这么干的，有一段时间，这个新点子给他带来了不少的收入，以及更重要的，别人对他作品的认可。据李福志的回忆，曾经有波士顿的客人通过旅游团向他转达书信，告诉他自己的亲戚朋友们都很喜欢他的照片，这件事在几十年后说起来，都是李福志的温馨回忆。

不过个人的经验抵挡不了时代的变化。随着香港旅游业日益发展，政府的规管也日益严格，比如由导游带领的观光团人数增多，让李福志兜售照片不似个人游盛行时自由，再加上彩色相片的流行，也令他的黑白照片显得老派。李福志不得不放下摄影，改到粉岭开士多为生，以至在1965年申请成为牛奶公司零售商，开始了被称为“雪糕佬”的下半生，就是山顶摄影师故事的另外一面了。

风景摄影的价值

2010年，香港遗珍摄影基金会创办人之一艾思涛在山顶游玩时，遇见兜售旧照片的李福志，因缘巧合之下，他接触到李福志记录香港50年代末的这批照片，深为震动，开始着手出版李福志摄影集，这就是今天夏天出版的《流光迅影香港情》。

“怎么理解这批照片的价值呢？”这是我在对艾思涛的采访中，反覆提到的疑问，因为一般而言，一般的风景摄影照，多是谋生的“工具”，并不具有太多的美学价值，又何必大费周章出书？

艾思涛也承认，在编辑摄影集的过程中，他曾多次思考，让李福志走向摄影的“召唤”（calling）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意识到，就连“召唤”都是一个太过知识分子的说法，“我们得承认，李福志拍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生，这影响到他拍摄的方式、内容，但同时，这也给他的照片带来不同于同时期其他摄影师的风格。”

据艾思涛介绍，1950﹣1960香港的艺术摄影潮流“喜欢以暗测光拍摄，通过加重阴影和强光来营造空间感和景深，再此基础上，再加入各自的审美”，当时的摄影名师何藩就是这一风格的佼佼者。

这一手法虽能营造艺术上的震撼力，但也会造成照片的许多细节在戏剧性的光线下，隐而不现，而李福志走的是彼时属于少数派的“写实”风格。据艾思涛介绍，李福志多半在中午时分拍摄，均匀的光线使得照片呈现丰富的细节，“虽然创意上可能有所欠缺，但他拍摄的香港可能更真实”。同时，由于李福志必须考虑拍摄成本，这也决定他无法像诸如布列松等摄影大师等待“决定性瞬间”，他能做的就是常常在街上游逛，遇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场景，就赶紧拍下，因此他照片的题材比起沙龙摄影师来说，也较为丰富。

“更全面、也更真实的香港”，这也许是《流光迅影香港情》一书后，配备了由艾思涛撰写的极为详细的“相片”随笔的原因，比如：“白衫黑裤”的女佣走在云咸街以西的皇后大道中，警员，而非交通灯，在指挥她过马路；比如服饰中西混杂的中环，两旁的唐楼还时兴在阳台晾晒衣物；比如太古公司为员工建造的游泳池，揭示50年代，游泳正在香港逐渐流行……这个在香港住了30多年的澳大利亚移民，一字一句从一个新加坡移民里，打捞50年的香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