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23日刚刚结束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没有按传统聚焦党建、法制等议题，而是提前一届全会部署了“十五五”经济规划。不过，对外界来说，更大的看点是在军队反腐风暴后的人事布局问题。
尽管会前某些“听床师”所预言的“政变”并未出现，但全会公报显示，205名中央委员中，仅有168人出席，147名候补委员中，也有24人缺席，将近20%的缺席率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新高，但却仅仅递补了11名新的中央委员。
事实上，官方宣布被查的正部级及以上官员的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习近平刚刚上台的十八大同期，军队高层更是有近三分之二的上将或隐身许久，或已官宣去职。尽管从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中共人事已经出现太多例外，政治越来越不透明，但在中共的干部体系建设已经逐渐规范化、体系化的背景下，仍然可以看出背后运转的蛛丝马迹。
递补名单和出席名单的“奥妙”
首先应该说明，按照规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选举”仅能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而“递补”则可以在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并且要按得票多寡逐个递补。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新晋的正部级官员们都能在每年的全会上获得递补机会，尤其是今年，中国多省已经步入换届节奏，浙江、湖北、西藏、青海、辽宁、山西、新疆、广西、内蒙古、广东、江苏等地先后完成省委书记或省长换届，而其中最出人意料的两大变动，当属新疆区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届中去职，“另有任用”，并由仅小3岁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小江继任，以及未满52岁的卢东亮从大同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升任为山西省长，成为最年轻的省级主官。
此前有人推测，由于传统上新疆书记由政治局委员担任，陈小江可能会在四中全会上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但最终并未发生。而卢东亮作为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恰好排在第11名被递补的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卢红之后，也错失成为本届最年轻中委的机会。这一“殊荣”最终则落在了韦韬身上，作为新上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韬在获得递补机会之后，成为了中国第一个“70后”中央委员。
但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候补委员第十五位的韦韬之所以能提前进入中央委员会，完全是因为递补名单中出现了极不寻常的大规模“跳过”，足足跳过了8人之多。其中除了全部5个军官，包括火箭军的丁兴农（去年就已被跳过一次）、王立岩、联勤保障部队司令王抗平、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石正露、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等人，还有3名文官，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云南政协副主席石玉钢。事实上，这8名被跳过的人员，压根没有出席本次全会。
军队的情况涉及更大规模的反腐风暴，先按下不表，可以从更令人困惑的文官看起。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三人都已经涉案被查，或已有违纪行为，正处于处分期。但在10月25日的西安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方红卫出席并主持会议，显示“平安”。那么，答案就更可能是另一种解释，也就是这三人仕途已经到头，日后不会更进一步，因此也就不必再给他们体验一年多中央委员资格的机会。这在石玉钢上尤为可能——现年60岁的石玉钢刚从云南专职副书记岗位上转任省政协，退入二线，等待5年后退休。
这对同样已经60岁的王嘉毅来说同样适用，而对59岁的方红卫来说就有些残酷了——身为富平人，又是清华大学校友，这本都是在习时代很有利的“简历优势”，如今恐怕要提前准备养老。而值得注意的是，递补名单中的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亦武、辽宁副省长王健、最高人民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正部长级)邓修明都比方红卫年龄要大，邓修明甚至是1964年12月生人，是本次递补年纪最大的，但还是保留了未来晋升的机会。
此外，会议缺席人员也值得注意。比如此前已经消失许久的中联部前部长刘建超、曾任中央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的工信部前部长金壮龙等人，几乎可以确定涉案被查。而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现军民融合办副主任的雷凡培作为中央委员，和今年刚刚卸任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前董事长袁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董事长张忠阳、中国核工业集团前董事长余剑锋等候补委员一样，极有可能与军队的反腐窝案有关。外界盛传的所谓“亲习派”军队肃清，事实也证明是全方位的大规模肃清，这也放到后面展开。
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并未明确涉及违纪处理或即将到龄而“跳过”的情况。比如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二线仍然递补的情况，例如2022年10月，当年59岁的前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还在十九届七中全会上递补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旋即在不久后召开的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只体验了几天中央委员的身份。事实上，马国强在2022年1月就已经担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标志着已经步入二线。
某种程度上，候补委员身份作为中央委员储备的指标意义越来越弱——传统上“一步一个阶梯”的晋升已经越来越不必要，一旦获得上层青睐，完全可以像陈吉宁一样直接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也可以从排名递补中窥见一斑：由于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而在真正已经拥有大推力的干部早已确定能够进入中委的情况下，其他人的整体得票都不会太集中，容易出现平票，丁、于、王、方等笔画简单的姓氏更容易靠前，因此出现了大量同姓序列，使票数的排序失去意义。
不仅如此，在中央委员官宣被免十余人、实际上有三十余名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四中全会只递补11名中央委员，还将军队候补委员全部跳过，堪称是“掀桌”式安排。而即便如此，中央也没有多补一人，没有让“过于”年轻的卢东亮进入中委，或许是避免了成为某种潜在接班人选，也或许是反正等各个案件公布结果之后的五中递补必然会有他，避免“揠苗助长”，总之可以说完全没有露出一丝失控迹象，所传递出的信号与某些人传说的“X下X上”是背道而驰的方向。可能有人要问，那唯一“70后”中委韦韬呢？只能说，身为壮族，韦韬的上位早还是晚，都无法打破玻璃天花板。
不过，能从递补名单看到谁出事、谁前途黯淡，也有办法看到谁暂时没出事、谁前途光明，也就是出席者的会议名单。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当初宣布“另有任用”但迟迟不见官宣的马兴瑞、与苗华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长董军、缺席九三阅兵的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卸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等人，虽然盛传被查，最后还是如期出席会议，表明暂时安全。而既非中央委员也非候补委员的新任江苏省长刘小涛，则意外获得机会列席会议，说明受到重视。
军队到底怎么了？
本次会议中，最明显的就是军队高层的严重减员——42名戎装中央委员中，仅有15人出席，将近三分之二缺席，军委都只剩下4人，而且会前公布了苗华、何卫东、何宏军等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更不用提苗华、何卫东、何宏军三人都是公认的习派亲信，在习近平任期内获得快速晋升，成为解放军核心高层。
事实上，自从郭伯雄、徐才厚等军队贪腐窝案之后，解放军就不断陷入「火线提拔、再陷入窝案」的循环中——苗华在2017年接替卷入郭徐窝案的上将张阳，成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直到2024年11月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十八大后，在军改大背景下，从二炮转制的火箭军获得极大重视，李尚福一路窜升，接任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直到2023年陷入火箭军窝案，连续四任火箭军司令全部被查；何卫东2017年、2019年连跳两级，成为上将后，又在二十大后从战区司令员直接成为军委副主席，带着对台第一线的经验统领全军，然后成为流毒的一部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在2024年7月获得单独授衔，晋升上将，准备接班年近70岁的苗华，不到一年也被拿下……
除此之外，本届全会中缺席的上将之中不少都有数年内接受两次晋升的经历，在二十大过后刚获得晋升的人员也不在少数，难以一一细数，但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自习近平上任十余年来的军队高层布局已经被全面打乱、推翻，特别是驻守习福建厦门的第31军（现73集团军）系人马，本属于习近平任下最得宠的一批，包括何卫东、苗华、陆军政治委员秦树桐、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等人都有31军任职背景，此次几乎一网打尽。
这很容易令人怀疑，习近平是否已经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从结果来看，并不能轻易作出这一结论。本轮军队反腐，事实上是一场全方位的清洗，各战区、副战区级单位的高层都有严重减员，各大军种司令和政委除空军外悉数缺席，军委职能部门负责人除联合参谋部和纪委外亦全军覆没，其中包括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他曾任火箭军政委助理，本应是习近平信任的位置，却在递补时被跳过，可能已经卷入案中。
但是先前传出被查的西藏军区司令王凯、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又都在缺席重大活动后出席了全会。两人此前都是习近平任内提拔为将官，并未因“派系”而消失，更可能是如今“人人要过关”，暂时没过关就暂时无法公开露面。而中央军委宁愿只留四人，把非政治局委员的军纪委书记张升民提到副主席，也不愿再继续增加名额，让董军继续当“光杆”防长，显示出对目前结果仍然不满意、还要继续推进反腐。
那能不能说，在二十大上超龄留任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如今代表了某种反习势力，架空夺权了？从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喉舌《解放军报》刊登的数篇社论来看，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全会闭会后，24日的《坚定捍卫人民军队政治本色》表态，“全军要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决心，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更早，在四中全会召开前的10月18日，也就是公布苗华等人开除党籍的当天，军报刊登社论《坚定不移把军队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表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等等。同时，习近平亲自安排进军队的钟绍军并没有如外界传闻一般被查，而仅是卸去现役职务，仍然能够参加会议，也可见并不存在“张又侠对习派赶尽杀绝”的戏码。
至于新升任中央副军委主席的张升民，1958年生于陕西，曾在魏凤和担任二炮司令期间任二炮政治部主任，在军改后出任后勤保障部政委，并在2017年由习近平授衔上将，郭徐案、魏李案、苗何案等大规模窝案期间一直担任军委纪委书记，主导多轮清洗。回过头来看，张升民能够挺过直接上司的窝案，并不断掀出大案、要案，就证明了他深得习的信任，此次升级并不意外，并反映出接下来反腐仍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的信号。
因此，之后也可以注意，张升民会不会将军委纪委书记的职务交棒？如果不再兼任，由谁来接任？是否会和二十大的张又侠一样，在二十一大超龄留任？作为军委副主席，是否还会进入政治局？我们大致可以说，如果是习近平真的失势，那么新增补的军委副主席应当是一名预定接班的文官，而不是张升民。当然，张又侠的分量势必要比二十大刚结束时更重，可以说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分量最重的军委副主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当一个“野心家”。
更多疑问，要等到今年或明年的上将晋升时，才能看到更明确的答案。实际上，相较前两任期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晋升，这两年的上将晋升都非常“克制”，2024年仅有两次、两人晋升，其中一名还是何宏军，而今年干脆就一次都没有。最贴近现实的描述，就是军队的所有人事晋升渠道都已经冻结了，各大空位的人选都仍在考察，可能要等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泥都扫完了，才能安心回来填空。
这种局面当然与当年习近平急于肃清郭徐流毒、强化军权而进行的大规模火箭提拔有关，根源上是迫切重塑权力基础时，表现出了对亲信过于明显的偏好，在缺乏竞争、黑箱性极强的军队环境中极易形成寻租团体，而且在权力高度集中化之后，腐败的诱因只增不减，这可能并不是靠张升民就能解决的——谁能保证张升民的接班人不会是另一个苗华？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对刚刚在阅兵上大大秀了一把肌肉的解放军来说是重大麻烦——指挥层严重缺员，势必影响战斗能力，装备再好，也无法100%发挥。但反过来说，当这些指挥层完成填空，也就说明军队重整完毕，恐怕就将要推进另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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