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了解“五年规划”很重要，就跟看“新闻联播”的理由一样。
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就会知道，每天晚上7点，中国的电视台从央视到地方台，都会停止其他节目，统一转播央视一套“新闻联播”。普通观众可能会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对于关心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人，“新闻联播”则被格外看重。在中国这样一个政策变迁对于经济发展有著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国家，“新闻联播”代表了中国官方最权威的政策发声。换句话说，在新闻联播上领导讲话的“播出”，某种程度其实就是中国的一种“立法”过程。因而对于有的关注者而言，“新闻联播”甚至被认为没有一句被认为是多余，会在字里行间寻找方向或者“商机”。
相类似的，中国每五年推出的“五年规划”，继承自计划经济时代的“五年计划”。时至今日，“五年规划”依然深受执政者重视。习近平在2025年6月发表于《求是》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称赞“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
中国的整个体制就像一个巨大的“分形”。国家层面出台“十四五规划”后，地方甚至全国性的企业也会编织自己的“十四五规划”。“五年规划”就像“新闻联播”里的领导讲话一样，虽然不是法律，但却如同法律一般被贯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而五年规划的内容，对于中国政商的观察者来说，也依然具有信号作用。举例来说，近期中国有两项正式落地的国内政策引起广泛关注，一个是宣布于7月开工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一个是10月1日正式实施的面向青年科技人才的“K字签证”。前者被称为万亿投资工程，规模超过三个长江三峡，当日引发中国超过20余支股票涨停，沪市直接收复3600点。而后者则在就业问题极度敏感当下，在中国网民中引起广泛争论甚至批评。二者相类似之处，就是这两项政策都早就写在于2020年末（建议稿）及2021年初推出的长达146页、7.5万字的“十四五规划”书中。而2025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政策的最终落地早可预期。
从数字成绩单来看，中国发改委早在2023年底就公布了中期报告，20项指标中已有16项基本符合或者快于预期，剩余其他指标，除了通过部门统筹加码推进政策实施，还有另外一种达标方法，就是对统计口径进行调整。总的来说，在定量指标整体减少后，十四五的定量成绩整体符合预期，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然而真正值得讨论和分析的，则是在明确数字之外的定性指标。
站在2025年，回顾2020年推出的“十四五规划”，我们可以检视哪些中国经济现状证明了规划模式的滞后与局限；又是哪些经济亮点，其实恰恰不能为规划以及“中国模式”所解释；以及，聚焦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规划，终究是否可以逃脱政治的反噬。
而“十四五规划”和此前的一大不同，就是增加了“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和中国最高层“一张蓝图绘到底”，对计划的执著一脉相承。只是对于一个充满变化的当下，这样充满“工具理性”和“历史主义”的结构，可能已经是不合时宜的。
防疫措施下顺利实现“国内大循环”，后疫情时代着眼“提振内需”却难见功效
“十四五规划”中，曾用专门篇幅论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联想当时的背景看并不偶然。
伴随着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以及2020年3月28日起暂停除外交公务签证外的外国人入境（后改自费隔离后可以入境），中国和全球的人员及商贸活动面临全面隔绝。因而某种程度上，对于国内外“双循环”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安全的强调，可以看出中国决策层对于中美长期剧烈竞争、中国和海外出现经济脱钩以及伴随著新冠全球大流行，清零政策可能要长期化的预期。
事实上，在清零政策执行期间，特别是2020年4月武汉解封，到2022年4月上海封城之前，中国确实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国内一度出现如同防疫泡泡一般的社会和经济景象。伴随著国内居民不能海外旅行的客观条件，中国国内文旅消费全面复苏。2021年全年国内游客32.5亿人次，比2020年增长12.8%，国内旅游收入29191亿元，增长31.0%。在北美电影院线广泛停业的同时，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凭借472.58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票房市场。从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21年比2020年增长12.5%，商品零售额增长11.8%，餐饮收入额增长18.6%。
另一方面，伴随著全球供应链受到疫情冲击，在人流受限但是货运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全面复工运转的中国制造业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供血来源。2021年中国对全球主要贸易体的货物出口金额都取得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对美国增长24.2%，对欧盟增长12.1%，对东盟增长22.2%，对日本和韩国分别增长10.1%和15.1%。最终的成绩单上，中国经济在2021年取得了8.4%的增长，自2011年以来首次超过8%。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2021年的中国经济，展现出“中国人可以不需要世界，但是世界离不开中国”，可能最符合政策预期中“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应有的样子。然而，伴随著2022年新冠疫情以及清零政策的结局发展，中国经济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双循环”的战略即使依然被高层提及，但是实践背景已经不同了。
在疫情过后，土地财政腰折，同时在疫情中付出巨大开支的中国地方政府，整体处在高度债务风险中。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曾提到，“地方需要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为14.3万亿”。虽然地方债务基本属于内部债务，风险可控，但是天量债务使得地方财政紧张，公共服务捉襟见肘，更罔谈拉动投资。
广义上的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因而，疫情过后的中国，对于“扩大内需”，自然而然著眼到“提振消费”上。
中国的消费率（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一直以来相比发达国家都偏低。根据中国社科院张斌等人的研究，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约为40%，相比之下，日本、韩国、台湾、德国、法国等经济体在与中国类似发展阶段时的居民平均消费率为52%，中国整体偏低12%左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则认为中国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需要“提振消费”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这一次真正成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运的“真问题”。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货币宽松和积极的财政激励的政策，例如2020年3月，美联储宣布无限量QE（量化宽松）政策，以拉抬市场。作为结果，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在伴随著较快防疫解封的同时，也较快产生了经济复苏，美国失业率自2021年11月以来长达三年内都维持在4%的历史低位。但是相关经济政策，结合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也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导致居民体感较强烈的通货膨胀（但是经济学意义上其实属于温和通胀范畴）。在经济复苏期，就业和薪资的增长往往会被选民归功于自己能力的匹配，但是对通货膨胀则容易迁怒于执政者。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在2024前后经历了政权或领导人轮替。除了川普的再次上台，英国保守党十四年来首次失去执政，加拿大自由党虽然在大选中以2%之差勉强保持了第一大党地位，维持少数执政，但是在任长达十年的特鲁多在选前就已辞去总理，实现了内阁更迭。德国分别在2021年和2025年出现了两轮政党轮换。日本自民党则在最近一次众议院选举中，自2009年以来首次失利，并在随后的参议院选举中，自1955年以来作为执政党首次在参众两院均失去多数席位。
与主流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并没有在疫情期间开展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或财政激励。这背后可能有主政者对2009年“四万亿”的负面影响心有余悸，也有可能对其他发达国家激励政策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有所忌惮。总之，众多经济学家呼吁的全面宽松甚至全民普发现金政现策不见踪影，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在2022年后持续走低，形成了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强国截然不同的面貌。
疫情之后，中国相关鼓励消费的政策，截至目前收效不甚明显。特别是各地政府积极鼓励文旅产业，背后逻辑是文旅造成的城市人流，容易给人以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一种经济信心的来源，然而人流背后真正的经济效果其实乏善可陈。
2025年中国国庆黄金周，结合中秋共有8天连假，期间全国国内出游人次达8.88亿，累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然而，经计算，国庆假期人均每日消费约为113.9元，同比出现13%的下滑，仅相当于六年以前，2019年同期的95.9%，数据并不好看。
中国在疫情后的这一轮经济疲软，最显眼的指标是居民住宅价格的缩水。这背后则发端自在最高层“房住不炒”（也写进了“十四五规划”）的理念下，通过“三条红线”等政策对于房企的过度干预，导致房企率先出险，进而引起居民购房信心不足，引发了整体房市的萎缩。而作为中国居民资产占比接近60%的房产，一旦帐面价值出现缩水，其财富效应进而持续影响到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
经济活动瞬息万变，上升到国家规划层面的政策理念，产生过度干预的效果，最终导致这一切已经发生的恶性循环，如果不足以引起中国决策者的警醒，恐怕类似的剧情还会不断上演。
疫情期间“双循环”的实现，仰赖于类似“战时状态”的跨境人员管控，企业复工保障，也仰得益于深陷防疫忙乱中全世界的供需失衡。而“提振内需”这样结构性的问题，则希冀于从居民收入、到民生保障，再到人口问题，以及供给升级等诸多领域的深化改革，都不是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
一旦特定条件失去，哪怕才只是第三年，五年规划中的愿景，就已经成为一种刻舟求剑。无论“内循环”政策，还是“提振内需”，再到地产指导理念，都一次次凸显了在不断充满变化的当下，这种十四亿人国家级别的经济规划意图是如此不合时宜。
中国出现“DeepSeek时刻”，但未必是政策规划下“中国模式”的功劳
进入2025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后持续的低迷中，开始出现了一些现象级的“神话”，尤其引起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中占据显著篇幅的“创新”。2025年春节前，DeepSeek R1凭借低廉的成本，取得比肩OpenAI o1的效果，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1月27日，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7%，英伟达股价暴跌16.86%，市值蒸发5890亿美元。这背后的逻辑被简化为是“中国的黑科技打破了依赖芯片算力为西方AI技术领先筑起的护城河”。
随后在今年春晚上，科技变成了主要噱头，厌倦了传统节目的观众，纷纷被人形机器人、无人机、AI绘画、裸眼3D吸引眼球，春晚也成为了中国科技大型广告秀。紧接着，这些科技背后的公司，特别是以“杭州六小龙”（深度求索DeepSeek、宇树科技、游戏科学、强脑科技、群核科技、云深处科技）为代表，引发全国把杭州奉为科创样板，争相追捧学习的热潮。
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创新“神话”，比较有象征意义的，还有中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在2024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创新药海外BD交易（商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不断获得成绩。2025年5月，三生制药与美国辉瑞（Pfizer）达成协议，以首付12.5亿美元、最高后续48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价格授权抗肿瘤药物SSGJ-707。两周后，德国药企BioNTech与美国跨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BMS）就一款最早由中国企业研发的、应用于肿瘤治疗的双特异性抗体候选药物BNT327达成联合开发协议，潜在交易总额达111亿美元。这些交易象征著中国创新制药能力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自年初DeepSeek更新人们认知之后，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中国医药行业的“DeepSeek时刻”（这一名称来自于冷战时期的“史普尼克时刻”）。
客观来讲，这些创新案例，很多集中在1到100，而非0到1。更多偏向于在既有新技术方向上的持续突破，并依赖中国的庞大市场展开应用实践。举例来说，中国不是电动车电池技术最早的发明者，最早将电动汽车和跑车时尚化结合的特斯拉也不是中国品牌。在生成式AI领域，DeepSeek也是基于GPT首先成功应用的Transformer架构开展算法优化。而在创新药领域，目前中国药厂主要成绩都处在Best-in-class（同类最佳）而不是 First-in-class（同类首创）。但是1到100依然属于广义的创新范畴，从这些创新案例上看，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经具有全球竞争力，是比较难以否认的。
然而，如果要将这些创新的实现，总结为政府规划主导下的“中国模式”的成功，可能也是过于简化的。反而其中很多创新的实现，有赖于政府甚至中国之外的环境要素。
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近年来的快速成长，虽然长期以来获得政策扶持，包括对生产以及消费端的补贴，但是真正让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是特斯拉在中国上海设厂令中国整个新能源车供应链有所提升。这一点也获得中国官媒的承认。中国的明星电池企业“宁德时代”，也受益于德国BMW的订单合作。类似的现象早在十年前移动互联网时代，苹果在中国的制造带动中国本土手机制造业发展即已经实现过一次。因而中国的创新成就，显然不是政策大手一挥下，闭门造车可以实现的。实现突破，离不开全球先进管理于技术合作以及对全球供应链的参与。
其次，以AI产业为例，DeepSeek恰恰代表了市场化的企业创新精神。在DeepSeek之前，广受中国关注的，是被称为AI六小强的AI公司，其中为首的“智谱AI”，坐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核心专家。此外，包括中国科技大学的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这些团队都常常被称为“AI国家队”。同时，百度、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坐拥国家层面的保驾护航和行业护城河（例如百度和腾讯就受益于互联网防火墙对Google以及海外社交媒体的隔绝），也早就推出了文心、豆包、通义、混元、盘古大模型。这些国家级学术机构和互联网巨擎，在AI领域布局较早，也有雄厚财力以及政策支持，但是却没有率先取得DeepSeek R1对于业界的震动，足以让人反思。
对此，曾经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治方奖”获得者许成钢教授提出，真正符合创新的商业模式是需要依靠市场化的创投。因为创新需要试错，政府主导的科技发展，可以在确定技术方向时集中力量实现赶超，类似于“两弹一星”这样的国家工程，但在“从0到1”的创新过程中，市场化创投的试错能力是政府主导所不能代替的。
然而当下中国的创投领域，整体处在新冠疫情以来的一个低谷。根据《2025中国PE/VC基金行业CFO白皮书》，2024年PE/VC基金备案通过数量同比减少44.1%，备案通过规模同比下降30.3%。2025年上半年PE/VC市场投资数量和规模出现回升，但是投资方向明显偏向于政策支持力度大的领域，此外，在机构纷纷表示募资难的情况下，政府引导基金和地方国资成为了2025年占比提升的前两大LP资金来源，在创投领域国进民退趋势明显。
如果说2015年，李克强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加强调创投的市场化和政府的服务角色，也正是同一年，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与浙江大学校友创立DeepSeek母公司“幻方量化”，并在今天开花结果。而在十年后，在目前这种国进民退的格局下，创投机制能否依然充分发挥市场功能，则有待观察。
经济规划，但终究一切都是政治
当1992年，46岁的克林顿凭借“笨蛋，问题在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的口号赢得大选，象征着冷战结束后，人们的焦点开始从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转向具体的物质发展主题。而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政治依然是一切规划的核心，并且甚至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十四五”规划的全称为“第十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顾名思义内容着眼于经济和社会领域。随着2006年中国发改委将“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淡化“计划”以及“指令经济”的色彩，很多人开始把“五年规划”同其他国家在发展中的战略规划相提并论，或者把“五年规划”简单理解为“产业政策”。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挂帅总领一切的国家，任何经济和社会规划都不会独立于政治的风向，而再理性甚至理想的规划，也一定会受到外界政治氛围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中，另一大备受重视的，是生态环保以及绿色经济相关的内容，既在官方话语体系里呼应了习近平的“生态文明”理念，客观上也响应了生活条件富足后，中国居民对于环境的更高诉求。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领域，作为2004年开始，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的中国，参与签署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并且在2020年承诺，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相比十年前美国大使馆通过公布环境指标（例如北京PM2.5指数）来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国已经开始在环境问题上转为主动，以通过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绿色经济的发展，展现国际话语上的自信。
让官方引以为豪的，是能源结构的改善和绿色产业在政策扶持下的兴起。2024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规模达6250亿美元，占全球三分之一，较十年前翻倍。在2025年9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拉斯宣布中国提前六年实现了2030年风能和太阳能目标。 伴随著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中国成品油消费已于2024年实现达峰。而在这背后，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效应。在产业之外，绿色金融也获得发展，”中国绿色金融贷款余额在2025年一季度末已达40.61亿元，绿色债券市场规模也已跃居全球首位。
客观上看，中国的绿色经济实践，对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公共产品，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参照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国的绿色经济，从来都不能独善其身，仅限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同时也会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绿色经济从来都是具有坚定的国家主义取向。在追求绿色转型的过程中，有助于塑造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特别是相较于冷战后唯一的单极力量美国，在签署“京都议定书”后迟迟不送国会批准，在“巴黎协定”签署后，历经川普两次上任期间的反复退出，中国则持续塑造著截然相迥的，甚至大有代替美国、试图在气候议题上具有领导性的角色。
而在拜登任内，气候问题成为中美为数不多持续开展对话和合作的领域，一方面被作为其他外交问题的杠杆甚至筹码，另一方面，也让中国长久以来尝试推动的G2“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一议题上率先获得实现。
与十年前的一带一路，尝试通过产能输出，同时收获海外市场与国际影响力一样，中国的绿色经济产业，也首先在国内通过政策扶持和补贴，获得规模经济及成本优势。而这些产业在经历产能快速扩张后，到2024年前后，显然无法仅靠中国市场获得盈利，最终需要在全球市场得到消化，形成商业闭环。与其说这是产业规律使然，不如说这一开始就蕴含在中国的产业政策的完整公式之中。
国家主义取向，早已贯彻到从政策制定到学术评价的方方面面。曾经自费制作中国大气污染纪录片的媒体人柴静，在2010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代表央视采访中国代表团中的气候学者中科院院士丁仲礼。访谈中丁仲礼对柴静有关IPCC预测以及碳排放权的提问针锋相对，甚至反问“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句话也让他在中国的民族主义网民中备受热捧。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中国高层承诺碳中和目标，已经位居国家领导人（作为民盟主席而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丁仲礼则在2021年专门出书，论述中国碳中和的巨大机遇。可见一切为国家决策和战略服务，已经是整个产业乃至学界的惯性。
中国产业经济的国家主义取向，某种程度上蕴含着前全球自由贸易时代重商主义的风格，同时又善于利用国际贸易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原则，最终在诸多产业的快速发展，引起其他既有先进国家的惊恐。在这个背景下，各国纷纷对中国的产能输出开展守势。这也许会被指责是对自由贸易体系的违背，但也被认为是自由贸易体系从一开始就缺乏对中国这样庞大体量经济的所取得的生产和贸易能力纳入考量。
其次，而在国际舞台上，绿色经济愿景，也遭受了地缘政治的影响。原本可能带有进步理想的绿色经济模式，正在与中国的对外政策一同捆绑接受检视。
川普上台后面向全球开展无差别贸易战，中国和欧盟在经贸合作上原本有诸多抱团可取之处。随著美国对于绿色经济的态度瞬间转向，绿色经济也原本可以成为欧盟和中国的共识基础，然而，相比川普第一任期内，欧盟对美国要求一致抗中时的模棱两可态度，经过了新冠疫情，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和中国的关系的障碍日益增多。
这其中，俄乌战争产生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欧洲同仇敌忾站队乌克兰的同时，对于中国与俄罗斯身为“无上限的伙伴关系”暧昧不清的态度，即使没有直面批评，也充满警惕。另一方面则是俄乌战争让冷战后相对稳定的大国地缘政治，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中国这样的大国可能会同周边发生类似俄乌一样的战事，仿佛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引起其他国家的预先“去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自2023年起，欧盟步美国后尘，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展开调查和征收反补贴关税。2024年，欧盟又对《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光伏巨头隆基股份和上海电气集团开展调查，致使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合同最终弃投。作为中欧建交50周年的标志性年份，2025年度的中欧峰会最终以缩水规格举行。
作为结果，中国的相关产能，在中国国内陷入低价“内卷式”竞争。其中光伏产业产能在2024年达到全球需求的2倍，材料价格普遍低于现金成本线。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自2022年开始负增长， 2025年前7个月工业企业利润率下滑至5.15%，是2001年以来新低。“反内卷”正式纳入中国官方的政策要求，但是带来的行业出清和阵痛，恐怕也将带来持续震荡。
“十四五规划”，终究不仅仅是产业政策。国家主义取向的产业政策，无论是对于传统产业，还是对于绿色新兴产业，一方面是寄托着美好愿景，另一方面却也容易将单纯的经贸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从而引起反噬。如何让中国的企业，回归市场和创新的本质，不要背负过多的家国使命，可能对于产业或者参与者都更加轻松。
从“十四五”看向“十五五”，走旧路，到不了新地方
站在中国“十四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我们看到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需不足困境，恰恰验证了规划的滞后性难以解决瞬息万变的世界格局中的即时挑战；而类似创新领域取得的成绩，也难以用“规划”以及“中国模式”去简单解释；绿色经济看起来充满美好愿景，但是终究难以摆脱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这一切都恰恰反映了“五年规划”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崇尚工具理性，主导经济社会一切领域，无所不包的发展模式，亟需被改革和检讨。对内，中国需要在经济领域更加摆正公权力的角色，如何在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同时给予民生更多关注，扮演托底作用；对外，则应减少经济合作中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的色彩。
中国高层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口号，某种程度上可能也确是当今世界的写照，特别是二战以来，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下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格局，此刻其实充满脆弱；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也可能颠覆人们既有的生活模式。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更不应在2025年以来，一些充满亮点的中国经济故事下，简单归结为“中国模式”而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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