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微生学系教授袁国勇辞去港大校务委员的职位后所说的一番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他说，一国两制在香港产生的矛盾和面对的困难，现在同时反映在香港大学之内。他指出，香港过往百多年，一直很有办法化解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矛盾和不同文化碰撞下的价值冲突。我们通过制度等创新成功地把这些矛盾和冲突转化成力量，因而创造了香港今天的成就。但袁教授认为，现在，我们社会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消失了。具体来说，在过去近三年他出任港大校务委员这个职位之后，越来越发觉自己没有能力在校委会化解这些矛盾，替港大甚至香港寻求一条出路，所以决定退位让贤，辞去港大校务委员的职位。
有些评论认为，袁教授在港大风雨飘摇之际辞任校委，反映他这类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强权时的困境。这样做非知识分子所为。
良好制度失效 找不到出路
如果这是批评袁教授缺乏勇气或承担，我想是没有说服力的。袁教授在沙士期间，以其顶尖的专业知识协助领导香港抗疫，其勇气和贡献比任何人都不会少。袁教授辞职的更深层意义，我认为是代表了原本在香港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已经不能应付今天越来越政治斗争化和分化的矛盾。他本人说他不惧怕政治压力，也不是因政治压力辞职。但在原有制度失效之余，他既找不到出路，又不认为用粗暴或不文明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变得束手无策。
原本在香港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已应付不了今天一国两制下带来的矛盾。
我们今天都说，香港正在礼崩乐坏。我想其意义并不光是一些政治力量在破坏我们的体制。令人更忧虑的，是袁教授所说的，原本在香港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已应付不了今天一国两制下带来的矛盾。各方政治力量破坏之余，社会整体也找不到出路。
香港大学原本只是要挑选一个副校长。但此事因为种种原因，与去年发生的争取真普选的大规模街头占领运动的多重冲突捆绑在一起。这样下去，问题怎会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呢？
袁教授说，香港过往百多年来一直很有办法化解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矛盾和不同文化碰撞下的价值冲突。如果我们回顾当时的历史，不难发现，香港之所以能那样，起码是和以下这些因素有关的。
首先，由于香港成为了英国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前避过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政治冲突，享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英国人是相信制度、擅长以程序公正的方式解决纷争的民族，香港因此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些做法，并且行之有效。第三，以往香港人的重大关注，都是比较务实的和非意识形态的，社会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绝大部分时间既非终极的，也不是你死我活的。以上种种，正是成就了今天的香港。
现今在一国两制下，我们除了要努力把两种有根本矛盾的制度做到互相包容外，上述提及的有利因素，正在迅速消失。更有甚者，从去年的政改争议以及占中／雨伞运动的发展来看，香港政治斗争的激进化和扩大化的格局已形成，这在可见的将来，大概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北京去年6月，在占中公投期间发表宣称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把反对派的占领行动视为抢夺香港管治权之争，并以强硬保守的8．31人大常委会决议把香港普选特首的提名权抓着不放，已清楚显示中央决意要和在香港的反对势力周旋到底的意图。其短期目标，很可能是要在可以控制的空间杜绝他认为不可信的力量，包括不让与泛民接近的陈文敏教授当上港大副校长的职务。进一步而言，中央希望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夺去泛民在议会中三分之一的否决权。
勿让泛政治化掩盖文明办事规矩
雨伞运动之后，反对派政治一方面越趋激进和不妥协，但另方面却也分崩离析，不受泛民政党或政治领袖主导。这种发展使反对运动变得零碎却激烈。例如7月28日包围港大校委会的港大学生和民众采取了比较粗暴的冲击行动，但整晚的参与人数既不多，且公民党以外的泛民政党力量也欠缺。与此同时，相当部分的建制人士觉得，“在中央对重塑香港政治生态的意向……更明显和更坚决”之下，“反对派走上衰败之途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刘兆佳语），因此，北京在这个时候更会加大打击的力度，这势必引来更多的抗争。 在这种政治争斗不断的氛围下，原有的体制如何应付得了呢？
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希望香港礼崩乐坏，又不相信全面政治争斗是出路的人该怎么办呢？
不幸的是，短期来看，能够做的不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港大校委会或其他场景要发生的斗争，不是像我这样的书生出来写一两篇文章便会消失的。
务实地希望香港好的人，首先不要放弃。
但我觉得，务实地希望香港好的人，首先不要放弃。这些人在岗位上，要尽力继续维护和改善使香港变得文明合理的程序和制度，不要让泛政治化的力量掩盖了文明的办事规矩。其次，在可以有权决定或选择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支持良性的力量。例如有权选特首的选委，不要选那些倾向分化或政治压倒一切的候选人；有权选议员的选民也应作同样的选择。
回到化解港大副校长任命的风波这个具体争斗时，我有以下的建议：
第一，陈文敏主动放弃作为副校长人选的身份；与此同时，
第二，传闻11月将会接任校委会主席，亲梁振英政府的李国章辞任港大校委的职位。
这建议自然是不切实际的。但这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建议。
事到如今，不管陈文敏最终当上副校长，还是李国章当上校委会主席，估计双方的政治力量还是继续会咬着对方作为争斗的对象不放。这是真正爱护港大的人，爱护学术自由者不愿看到的。
如果双方能有自我制约，那就表明并非政治挂帅。
只有信服政治争斗压倒一切者，才会坚持胜者全胜，毫不自我制约。如果双方能有自我制约，那就表明并非政治挂帅。这样，原有的制度才能发挥作用。相反，打压也罢、抗争也罢，选择政治压倒一切者，是否应该得到我们支持呢？这样下去，输掉的，又岂只是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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