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到8月，一片萧瑟凝重的打压气氛下，中国社会运动当中两个最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屠夫”和艾未未，先后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屠夫”吴淦，4月底从江西高院门口被带走刑拘，遭遇可能是文革之后最高调的“媒体审判”。几乎同时，在这场空前规模的镇压人权律师运动的序幕开启前后，艾未未，2011年“茉莉花革命”中被无辜关押83天的著名艺术家，突然获准举行个展，还拿到了久违的护照，得以在8月初离开中国。
这两位，几乎同时从不同的起点和路径开始成为中国社运最著名的行为艺术家，而今迎来了不同的命运，一个进去了，一个出来了。到底如何评价他们对当下中国社运的意义？他们的差异是否暗示着不同的道路选择，抑或只是一个共同目标下的分岔？尤其在艾未未8月4日接受《南德意志报》的访问引发轩然大波后，如何看待艾未未的转向、以及他在过去几年中国社运中的独特角色，都成为最为急迫的理论问题。甚至，对艾的理解，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屠夫的历史角色，是否能够继续或者复制这样的现实战术问题。
行为艺术还是行动艺术？
把“屠夫”和艾未未联系在一起，并无不妥。他们介入政治的时间点都在2008奥运前后：“屠夫”吴淦始于2009年5月的邓玉娇案，从此以各种吸引眼球的“行为艺术”方式为公民维权开创了一条有效路径；早已在艺术家享有盛名的艾未未则是从2008年3月汶川地震和7月杨佳案后开始在推特上发表意见、介入死难儿童维权，而成为推特上的意见领袖、和以艺术进行维权的代表。而且事实上，“屠夫”本人也时常拜访老艾，交流心得，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他们都堪称中国维权运动当中的两位“行为艺术大师”。
当然，他们两人的手法也有所不同。艾未未通常以一种精心创造的艺术形式来介入政治、表达抗议，如拍摄《老妈蹄花》的纪录片，制作汶川地震死难儿童名录并且每天在推特上悼念、招募网友诵念、收集展出死难儿童的书包，拍摄手持“草泥马”的裸体照片以抗议互联网封锁，召集全国网友汇聚上海马陆以吃螃蟹宴的方式抗议拆迁，制作两亿颗瓷葵花子并在伦敦泰德博物馆展出，每天早上往门外的自行车篮筐里放一束鲜花抗议出国禁令为时600天，等等，不仅留下了当代艺术最好的抗议形式，也让曾经一度只知上访的维权运动脑洞大开。草场地258号不再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媒体记者的风雅聚会所在，而成了各地访民、草根维权领袖进京的必到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将艾未未视作中国维权运动如何进行抗争表达的创意中心，并不过分。这当然也为他在茉莉花革命中被拘禁83天埋下了伏笔。
而屠夫“吴淦”，从邓玉娇案开始，就走在维权行动的最前线。与其他维权者不同，他的行动富有创意，往往能在第一时间吸引社交媒体乃至传统媒体的关注，促进案件的推动。此其一，通过行为艺术一般的维权表达，提高维权传播力，这是被地方官员最为忌惮所在。也因此，当“屠夫”今年4月在江西高院门前就乐平死刑冤案声援要求阅卷权的律师而进行抗议时，被警方逮捕、诉以诽谤和寻衅滋事，宣传机器全力开动对他的行为艺术维权方式大肆污名化。而且，“屠夫”的每次行动，其实都建立在互联网的众筹和传播、专业支持、和他对行动方案的精密设计基础上，然后每每在困难的情形下发现真相、扭转正义。最典型莫如钱云会一案，在于建嶸、许志永等公知各组公民观察团、而地方当局又极力掩盖的背景下，只有胆大心细的“屠夫”在后援支持下获得了关键证据，超越并扭转了其他公民观察团对舆论的误导，最大限度地证实了地方当局对钱云会之死负有责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行为艺术，更不是制造互联网或者街头噱头，而是行动的艺术了，属于有政治目的的直接行动，尽管常常以貌似艾未未的行为艺术方式在最有限的空间里试探行动的可能。
在社运空间极其逼仄的威权环境下，避免直接对抗是社运最通常的策略选择，也是大多数NGO组织以去政治化方式维系生存或者在官方设定的非政治化框架内活动甚至合作的一个主要背景。那么，将抗议行动艺术化，或者以各种搞笑、诙谐、嘲讽的方式进行抗议，便是一种伪装的去政治化，意在包装对抗性、降低对抗烈度，使行动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屠夫”还是艾未未都对维权运动的发展功莫大焉，像极了1968“五月风暴 ”中德国的Fritz Teufel，而后者的轨迹可能对“屠夫”和艾未未的分岔甚至未来的转型都有着极其现实的启示。
Fritz Teufel是谁？
Fritz Teufel，弗里茨∙托福尔，是德国68运动的著名领袖，“6月2日”组织的创始人。作为自由柏林大学修读文学和戏剧的学生，弗里茨在街头抗议中创造了一种“趣味游击战”的抗争方式，以喜剧、幽默的方式嘲笑、戏弄当局，也即他倡导的“发酒疯”理念，将一个敌视社运的僵化政治的荒诞变成街头抗争剧目，充当去政治化的桥梁，动员更多的市民和同情者。在这个意义上，趣味游击战便意味着鼓励社运从生活场景出发，“展现抵抗全能政府及其受益者的可能，并且组织这种抵抗”，其中自然需要也包括艺术与社运的结合，创造各种行为艺术样式，向公众展示抵抗的可能。这一思想对社运和艺术两者后来的发展都影响极大，如对博伊斯的影响，并且成为68后社运的标准剧目，如1999年西雅图街头抗议中出现的“海龟力量”的装扮队伍。深受德国艺术风格影响的艾未未相信也从中间接汲取了灵感，如他为朋友做各种发型，发布慕尼黑手术时的头部照片，在自行车篮筐每日放置鲜花等，都很容易被德国公众和媒体所欣赏。
不过，身为行动艺术大师的弗里茨自己，却从1960年代末放弃了这一想法，转向更激进的武装斗争。他所创建的“6月2日”组织，也是一个与RAF红军派齐名的暴力激进组织，只是创建更早，算是68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激进组织。这种激进组织的形成和转向本身是社运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只是，与一般人们的第一直觉不同，该组织的诞生虽然与1967年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柏林的6月2日当天爆发的暴力镇压有关，那天一位年轻的学生抗议者奥索格（Benno Ohnesorg）被法警库拉斯枪杀，但却是由一群40岁上下的西柏林中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记者发起建立的，最初目标仍然是趣味游击战性质，而非纯粹的学生暴力组织如红军派那样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准备城市游击战。相反，他们是基于1967年初在西柏林建立的“一号公社”模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群居公社，意在颠覆现有的婚姻、家庭和财产制度，通过创造一种全新的城市共同体生活，来反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代理人。早在67年6月前的4月份，他们就策划了一起针对即将来访的美国副总统汉弗莱投掷“布丁炸弹”的行动，直到现在也堪称激进主义、艺术和游击战相结合的趣味游击战典范。
无疑的，这种自由交换伴侣、共同抚养后代的公社式群居生活即使在1960年代末的欧洲也算是惊世骇俗的，但却是革命性的，地道的激进运动，让许多人看到了另一种生活革命的可能，第一次从文化意义上理解和接受了激进主义以及革命。比如，在“6月2日”运动内部，传统人群的霸权地位被颠覆，传统组织的层级秩序也被颠覆，他们不像红军派那样采取严格的层级制度，而是去中心化的结构，而且女性主导着男性，工人主导着学生。这或许才是1968革命最重要的遗产，在68结束之后得以延续，发展出强调文化和认同的新社会运动，直到今天。屠夫和艾未未的成功之一也在于充分利用互联网塑造的去中心化的社会网络，
艺术的包装既利于传播，也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大批“去政治化”的潜在支持者，并在过去几年催生了如左小诅咒、阴三儿、周云蓬等充满反抗艺术的歌手和乐队。
当“一号公社”解体、弗里茨脱离之后，“6月2日”组织才真正转向了武装斗争的激进路线，与“红军派”、“革命细胞”等武装组织共同战斗。只是，红军派等都相继在1990年代中期正式结束，而“6月2日”运动仍然存在，每年6月2日柏林都会举行活动，超越了冷战时期等意识形态冲突和后冷战的新自由主义霸权。
北美黑豹党的情形也类似，并非只有一个地下武装团体，相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街头行动艺术和草根社团联系，两者虽然矛盾但是互相依存，在1980年代初暴力斗争结束后，黑豹党的民族主义者发展出来的说唱歌曲却流行到现在，传承着黑豹的精神。可见，即使在社运空间愈益扩大的欧洲或北美，文化意义上的激进运动仍然有着长久的生命力。以弗里茨个人为例，他1984年曾经在伦敦做过一年的面包师，回到柏林后干了很长时间的“自行车快递”，建立在生活方式基础上的运动伴随着政治主张的激进主义，不仅最终得到公众和主流政治的接受，而且引领着社会变革。这或许才是我们认知屠夫和艾未未行为艺术所含激进性的参照。
艺术还是反对？
尽管弗里茨个人的道路和激进转型未必代表“屠夫”或者艾未未的未来，却是一个极有现实价值的历史参照系，可供观察社会运动的转型。毕竟，暴力机器的压力下，他们过往角色的局限性正在暴露出来。他们的行动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更合乎当下中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潮流，既是通向去政治化的桥梁，也自我局限在“去政治化”的框架内。接下来，是否走向真正的对抗，如生活反抗或者政治反对，成为被剥掉伪装的对抗性如何进一步发展的运动方向问题，也成为评价每一个个体，特别是已经半流亡状态的艾未未是否背叛自己、背叛运动的标准。在缺乏一个明确反对运动的支持下，这种个体的选择并不容易。
一方面，两位行为艺术大家，一位出身草根维权，一位由艺术精英而介入公共政治，都不能幸免囹圄。 “屠夫”的行动艺术，尽管是高度个人化的，却也联结着互联网背后的社会网络，联结着人权律师群体，后者在法庭上的合法对抗尚不见容于威权当局，他们连律师的程序正义追求都难以忍受，又怎能容忍“屠夫”的对抗？哪怕这种对抗经过了包装。因此，事态发展证实了，“屠夫”被刑拘果然只是针对人权律师群体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序幕，旨在消灭新兴公民社会对威权的挑战性。
这意味着，在互联网政治的时代里，即使个人化的温和对抗也不被容许。继许志永、浦志强、郭玉闪等人被捕、被判，以“屠夫”和人权律师群体遭受空前规模镇压为标识，去政治化或伪装去政治化的维权运动迎来了终结。这也是在公开领域进行合法的地上斗争的自然结果。艾未未近来的态度变化则提供了反证。虽然他极强的个人影响力尤其是对推友群体和更大范围的不确定人群的影响力曾经招致当局怀疑他与茉莉花革命的潜在扩散有关，但是他与运动本身的距离妨碍了他进一步融入运动，而停留在艺术形式的伪装本身，停留在去政治化的框架内。这或许可以解释艾未未终遭放逐，而不被党国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反对派。
因为更重要的是，如同弗里茨和他战友们的经验，虽然世界上千万社运活动人士都难免牢狱之灾，虽然“从合法转为非法并非易事，但是非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生，革命也不过是必要的犯罪”而已，当去政治化的桥梁被切断——或者放逐，或者入狱——再政治化便成为唯一的选择，如经历民权运动之后、民权运动亦被高度体制化的美国南方黑人只能以大规模街头抗争重新进入政治。所谓的再政治化，就是以对抗姿态重新进入政治，无论是采取自治运动的草根形式，还是在威权国家高举政治反对的旗帜，并与地下斗争相结合。
换言之，超越个人行动和行为艺术的遮盖，以对抗性姿态展开总体运动，特别是公开反对立场或不合作立场，同时进入地下和半地下，也即“非法”的反对运动或不合作运动，便成为维权运动之后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及时脱掉艺术的伪装，是否将自身融入更大范围的反对运动，准备斗争，才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考验。这或许也是弗里茨∙托福尔也是德国1968革命留给中国的运动遗产吧。
谨以此文献给2010年去世的Fritz Teufel、以及进去的“屠夫”和出来的艾未未。1970年初，已经转向武装斗争的弗里茨告诉一位新闻记者，“小丑弗里茨已经死了”。希望这句话对已经定居柏林的艾未未也有所启发。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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