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大家看到，台湾一路过来是很不容易的。”
萧菊贞是一个专挑硬题目拍、永远在跟时间赛跑的纪录片导演。她不是铁道迷，却在台湾南端追逐火车、耗费六年拍了《南方，寂寞铁道》（2023）；她自称科技麻瓜，却在台湾地缘政治急遽激化的五年间，拍了爬梳台湾半导体产业史的新作《造山者─世纪的赌注》，来处理这个备受国际竞逐、烫手且敏感的议题。
拍摄时久，身心压力自然不在话下，但成品收效甚好，以独特题材挟著全球话题与时事热度，落笔之际传来包场已突破三百场的消息。有这样的气势，本片无疑将成为萧菊贞历年作品中票房最高的一部。谁是“造山者”？为何得“赌注”？无论你手上是否握有几张半导体股票，都值得了解这个对今日台湾举足轻重的产业一切从何而来。
一颗鸡蛋的忧患
事情起于2019年夏，在台湾前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胡定华的追思会上，众多致词宾客中也包括多位他的昔日战友——曾在1970年代参与过胡定华主持的“电子技术咨询委员会”、同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引进积体电路技术的一众工程师们。他们纷纷谈起当年台湾半导体产业草创时期的革命情谊，而就在追思会现场的萧菊贞，越听越慨然感动，很惊讶对台湾发展史还算了解的自己，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些历程。她忍不住和同行的清华大学校长交头接耳：“这些事有没有人写？有没有人拍过？”
其实，前一年过世的清大社会学研究所吴泉源教授，也曾邀请过萧菊贞拍摄台湾科技产业的纪录片，但彼时她自忖对理工科技毫无把握，兴趣也没那么高，加之手上还忙著拍摄南回铁路的计划，实在没心力再去做一份这么庞大的功课。那时她婉拒了这提议，直到这场追思会扭转了她的想法：“（那是）在一个感伤的时间点，真的接触到事件里面的人。我听得很感动，觉得这些故事没有留下来很可惜。而且已经有人去世了，这一题不能不拍，也很急迫，于是就赶快开始搜集资料、思考作法。”
其实，已故的吴泉源教授也已经对这个议题做了很多研究，萧菊贞透过他的夫人和学生的协助，在两大箱资料中觅得了不少珍宝，也都在这次纪录片中首度公开。
“我都会说，你要不要再站远、站高一点看？全球强国角力中，台湾是一颗鸡蛋欸！当年半导体产业就是生于忧患，国家才会政策急转弯，从劳力密集的经济结构，跑到一条前途未卜的创新道路上。”
几年前拍摄《南方，寂寞铁道》时，萧菊贞抱著的是一股反抗的动力，要证明很多人对南回铁路“那里没故事啦，就只有原住民跟深山”的观点是错的；这次她要讲的，却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台湾成功典范，事情因此变得比较轻松简单吗？
答案是没有。一提出要拍半导体产业，萧菊贞立刻就被人质疑：“有谁不知道台积电？”虽说人人都觉得自己有几张股票就代表很懂行，但就连跑了科技财经新闻三十几年的资深记者，都讶异于她这次竟然真的挖掘出前所未闻的故事。过程中，她采访的一众上市公司高层，还是第一次面对纪录片导演而非财经媒体，他们也有很多担忧需要影片拍摄方去沟通安抚。有些纪录片同行则未看先批判：文化工作应该站在弱势方，怎么会站在资本方、高墙那一边？
萧菊贞皱起眉，“我都会说，你要不要再站远、站高一点看？在全球版图、强国角力中，台湾是一颗鸡蛋欸！当年半导体产业就是生于忧患，国家才会政策急转弯，从劳力密集的经济结构，跑到一条前途未卜的创新道路上。”这部片跟它的主题一样，最初没人看好，就像半导体曾被戏称为半“倒”体，说它“做到一半就会倒掉”——那时谁能想到如今“矽盾”与“护国群山”的荣景。
台湾有种面对历史的扭捏
“台湾有种奇怪的面对历史的扭捏，常觉得解决不了或很难面对，那就不要面对。维持现状、得过且过。但如今世界局势发展，我们真能继续逃避下去吗？台湾处境只能用非蓝即绿的方式看待吗？”
但，那都不是最艰难的。原定于去年底发表的这部片，因川普上任后政策与态度的变化，一度令萧菊贞不知该怎么收尾，因不确定该如何看待未来的局势发展，只能一边挣扎，一边逼自己完成。直至全片于今年三月终于定剪，却又突然发生台积电总裁魏哲家去白宫开记者会、宣布加码投资一千亿美元的震撼消息，萧菊贞因此决定搏命压线，再修一版，把美国政府的角色放进来。
“还有一个阶段很挑战，就是台湾的位置我敢直球面对到什么程度？”她直言，“台湾有一种奇怪的面对历史的扭捏，常常觉得解决不了或很难面对，那就不要面对。维持现状、得过且过。但如今世界局势的发展，我们真的能继续逃避下去吗？台湾的处境只能用非蓝即绿的方式看待吗？”
萧菊贞口中，台湾面对的是更大的敌人，“最近半导体已经站在海啸第一排，去面对国际上的压力。我们的处境几十年来没有变，中共军机越飞越多，去年底本来在片中上了一个标题，说‘2023年中共军机绕台次数近四千架次’。因为成品delay，我们更新成2024年的数据，已经超过五千架次。我想让大家看到，台湾一路过来是很不容易的。”舞蹈家林怀民看完本片后，特地托人转告她：“跟菊贞说，她很勇敢。”承受巨大压力的萧菊贞，听得差点掉下眼泪。
影片进行历史勾陈与爬梳，“一路过来”的半导体产业史，原是开展于这样的背景：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为阻止共产势力在亚洲扩张，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稳定台海局势；隔年（翌年），美国“国际合作总署”（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前身）向台湾提供了为期15年、总值15亿美元的经济与技术援助；1960年起，美国厂商将半导体制程中技术层次较低的下游封装阶段转移到台湾；1964是美援终止的前一年，考虑到美国援助终止后，台湾亟需自力更生，台湾政府于是在交通大学设立了半导体实验室，开始培育自己的半导体科技人才。
接下来的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并在此后遭遇了一连串政治与外交上的挫折，时逢全球通膨与石油危机，台湾需要从这样的情势中寻求自身经济转型；1974年，工研院成立了“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和“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两个机构，招募了包括史钦泰、杨丁元、章青驹、曾繁城等工程师，组成了第一批赴美学习的19人团队，负责去转移美国RCA积体电路设计及制造技术，好让台湾日后也能拥有在岛上自主研发与生产相关产品的能力。
一家连门牌号都消失的豆浆店
“其实1974年到2024年也不过50年，我就觉得台湾面对历史，也太随便了吧。”
面对这一连串听上去颇为抽象的历史，萧菊贞却留意了一个可感的细节，一家台北的豆浆店特别引起她的好奇。
台湾官方到坊间的文献，都言之凿凿记载著：台湾决定发展半导体产业的起点，始于1974年台北“小欣欣豆浆店”发生的一场早餐会报。那日清晨，豆浆店内的与会者包括经济部长孙运璇、交通部长高玉树、工研院院长王兆振、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行政院秘书长费骅，及美国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渊等产官人士，这次早餐会报上，众人得出台湾必须向高科技产业转型的共识。
作为如此重要的历史发生地，豆浆店的实际位置究竟在哪？本以为店子就在台北并不难找，结果制作团队却是花了半年时间才寻得眉目。“（我们）真的去查，连地址在哪都不知道。怀宁街、南阳街、南昌街⋯⋯众说纷纭，而且众多文献引用的那张照片，原来是P图的！我曾经怀疑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因素，这家店才被藏起来。前工研院院长史钦泰跟吴泉源教授，曾经悬赏五万块要找当年的照片或纪录，但也没有下文。其实1974年到2024年也不过50年，我就觉得台湾面对历史，也太随便了吧。”
总算从旧电话簿找到“南阳街40号”的地址，这条街位于台北交通枢纽台北车站南端，再向南是总统府、各部政府大楼所在的政治中心，向西则通向西门町所在的繁华商业地带。可说恰好位于台北紧要腹地，可是摄制组赶到现场，却发现这条街的门牌根本没有40号！他们访问附近店家、当地耆老、里长，并找了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但所有人都说找不到“40号”，最后他们动用关系进到市政府的档案室才寻得眉目。从服务柜台到档案室，画面上只经过一个跳接，实际上却让大家等了两三个月。
寻找历史场景之外，更困难的，是以文组（文科人）头脑在理科世界进行田调，萧菊贞说，有些专有名词真的很难懂，比如“浸润式微影”。有人质疑过发明者林本坚博士，“这个技术那么好，为什么Intel不做？”他回答，“Intel如果会做，我们怎么超越它？”萧菊贞找资料重复看了三次，还是看不懂，只知道是用很多镜片叠加在一起，再利用水和光学原理去突破。
“我一度有个企图是，既然大家对晶片都不懂，要不要干脆讲清楚？有朋友建议加入小百科说明，但我觉得这样做会变科普节目，不需要吧？而且奈米制程是拍不到的，也是商业机密根本不准拍，想进厂区的无尘室拍也不行。这部分我们努力了很久，接洽过很多公司都被拒绝。”最后她定调以“人”做为影片主脉络，著重当年的开路先锋如何创造历史，保证非理工背景的观众都看得懂。
回到人的价值，不贴政治标签
“这些人有很强烈的家国情怀，要守护台湾，不能让台湾倒，这是我很感动的。”
为历史打开第一扇门、取得RCA技术授权的关键人物是电子学学者与半导体工程师潘文渊，这也是萧菊贞特意用重现手法拍摄的一个段落。1974年初那场早餐会报——也就是决定了以积体电路技术做为产业发展蓝图，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向美国寻求合作伙伴——之后，时任美国RCA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渊，便成为台美两方的桥梁。
片中据胡定华所说，那时RCA也是二三十间公司中，唯一愿意向台湾传授技术跟设计的，共开放10个名额让台湾进行技术转移。萧菊贞从潘文渊日志中，读到他于1974年年7月，在圆山饭店508号房闭关两个礼拜，写下了“积体电路计划草案”。那是美金对台币汇率41：1的年代，总预算1000万美金的计划当然遭到很多人反对，萧菊贞调查到当时还有人怀疑潘文渊是要从这计划中图利。为堵住悠悠之口，只差一两年就可领退休金的潘文渊，毅然而然辞去美国职务，回到台湾担任工研院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领导人，但不支薪水，全力投入这项计划，太太也放弃美国教职一起回台湾。
“这些人有很强烈的家国情怀，要守护台湾，不能让台湾倒，这是我很感动的。会拍史钦泰院长在同一间房间、站在同一个阳台望外的那个镜头，是因为日志里有一张画质很差的照片，就是潘文渊站在阳台往外拍的视角。我站在那里一直想，潘先生50年前到底看到了什么？他怎么敢这么笃定？”当制作团队跟圆山饭店接洽时，得知该房只有重新粉刷，整个空间跟床铺位置都没有变动，萧菊贞听了大为振奋，就租了一整天拍摄那个让她很有感觉的镜头。
在全球局势瞬息万变的这5年间制作本片，脚本前后改了30几稿。最初，萧菊贞打算专心讲历史，只谈半导体产业从无到有的阶段；但拍到一半，台积电开始超越三星、超越Intel，当疫情期间所有国外政要访台，都在商讨晶片供应的时候，她就发现这部片，必须关照到台湾半导体如何成为世界冠军的历程：
“这是很大的转折，我们的功课突然变得像从骑脚踏车换到开飞机，后来时事发展越来越快，地缘政治、美中贸易战的冲突越来越大，而当ChatGPT等AI工具问世，它们最重要的就是晶片运算力，好像全世界都在瞩目台积电变成百分之百的AI晶片供应者，这些题目都不能不管它。”
同时萧菊贞也意识到，当年如果不是台湾遇到存亡危机，这些开创者不会如此毅然投入，发展半导体产业要投资的金额、承担的风险，是大过一般企业的，必须有国家资源介入及培植。
“这样的典范是应该要赞叹的，不因为他的党派。所以我会回到人的价值，而不是贴政治标签。”
片名放进“赌注”两字，是沿用当年报章媒体对这项经济转型计划的形容，嗅得出社会各界对此抱有不少质疑与不安，只是在解严前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雷厉风行赌下去。萧菊贞认为，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偶然跟必然，她很钦佩当时的经济部长孙运璇、曾任经济部与财政部部长的李国鼎、工研院院长方贤齐三名官员，尤其是方贤齐这位一直被大众忽略的第二届院长，片中受访的工程师，每位都请她至少要露出方贤齐的名字，她也对其事迹非常感动：做官两袖清风，退休交回官舍时，存款连一个小套房都买不起，这群工程师想集资帮他买一间住所，但他坚持不拿这些人的钱。
而当台湾首座积体电路示范工厂成效超乎众人想像，美国RCA有意出价买回时，也是孙运璇跟胡定华坚持不能卖，要让技术在台湾生根，“那时候是有这样的人耶，这样的典范是应该要赞叹的，不因为他的党派。所以我会回到人的价值，而不是贴政治标签。”
因是女性，拍大历史角度不同？
“可能女性的生命史跟成长经验，让我比较愿意转个身，用人的位置去看待，而不是是非、对错、成败的刚性价值。不是成功才叫有价值，失败也是走过的路。”
不同于过去作品多以铁路工程师、铁道员、棒球选手、老兵、职人等为主角，采访时路边、家里到处都可以聊，这次的受访者多是官员、公司董事，萧菊贞说是很不同的经验，“他们跟文化界接触比较少，他也怕我，我也怕他。每个采访要约到，都花了很长时间沟通，比以前的片难很多。他们受访的态度也比一般人谨慎很多，因为讲出来的话都会影响公司股价。”而萧菊贞依然赢得他们信任，拍到真情流露的片刻，除了曾繁城、史钦泰，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和欣铨科技创办人卢志远等，都慷慨地让她进行多次访谈，每人又再给出可以另起追查的线索，让故事越长越丰厚，就像拍南回铁路时没想到能找到当年建造的工程师，这次挖出的史料也超乎原本预期。
在这个对宏大叙事不大友善的时代，萧菊贞仍坚定要为台湾留史，只怕不拍便来不及。“2022年《南方，寂寞铁道》上映时，复兴、莒光、柴联自强号全部都停驶了，不只铁道地景改变，片中四分之三的火车都再也看不到了。假设没拍那部片，事情就这样过了。”而2019年本片开拍时，张忠谋说台积电是“地缘策略家的必争之地”，2024年底，他在台积电运动会上表示，这五年来台积电已成为“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萧菊贞说：
“如果那时候不做，就没有最峰回路转的这五年的见证，片中受访的人已经有五位不在了，包括半导体教科书的作者施敏，还好他在片中讲出当时怎么说服孙运璇支持这项计划。要是没有这些人慷慨陈词、积极建议，官员也不一定敢做这些决策。”
光看片名，或许很多观众会直觉“造山者”是指张忠谋跟台积电，但事实远大于此。萧菊贞原本只想说出1970年代第一批赴美取经的种子工程师的故事，但拍著拍著，发现没有群策群力，没有政策支援，没有当时那些有担当的官员，没有工厂的基层员工，这一切都不可能成。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她总结，“造山者”不是特定的人或公司，而是一种情怀信念：台湾必须更强、更好。
近年拍摄南回铁路与半导体产业，或是早年的少棒队和老兵题材，碰巧都让萧菊贞进入一个相对阳刚的世界，于是好奇她在创作过程中，会否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分？她想了想答道，自己经常被媒体评价：因为她是女性，才能用不一样的角度拍大历史。“我不知道跟性别有没有关系，但我很喜欢历史是真的，可能女性的生命史跟成长经验，让我比较愿意转个身，用人的位置去看待，而不是是非、对错、成败的刚性价值。因为不是成功才叫有价值，失败也是走过的路。”
“（1970年代台湾）还在戒严，很多事稀哩呼噜就过了，但那是多么精彩的年代！文学运动、民歌运动到新电影。大家渴望自由又遇到经济巨大危机，然后下了一个赌注，往科技产业发展。”
《红叶传奇》（1999）中，她关心的不是棒球史，而是当少年们被全民拱成国家英雄后，他们生命样态的变化，为什么最后全都酗酒死掉了？拍《银簪子》（2000），她不讨论国共内战始末，却更在意战争下的离散，老兵在思乡等待中如何重新落地生根。与其归因于性别，她更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特质，“我不觉得女导演就该拍女性题材”。女性应该拍什么，或女性要被保障做什么，她认为那还是一种性别框架，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女生也可以拍国家大事，拍台湾的历史和命运，这并不是男生的题目。”
1970年代不仅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奠下基础的时期，也是台湾整体社会非常关键的转型期，萧菊贞总是热切鼓励创作者多去挖掘那个阶段的故事，“当时还在戒严，不能自由写作发表，那段历史的书写几乎都是基本官版，很多事情稀哩呼噜就过了，但那是台湾多么精彩的年代！文学运动、民歌运动，到后来的新电影。大家渴望自由又遇到经济上的巨大危机，所以有十大建设、刺激内需，然后下了一个赌注，往科技产业发展。”
她迅速一算，当时的年轻人，现在都已经八十岁了，这批人的口述如果没有记录下来，第一代的见证就没了。新作才刚上映，她按惯例又已在准备下一部要拍的题材，紧追时光，萧菊贞一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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