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又是一年毅行时。中国著名公益人、作家、也是资深户外行山客寇延丁女士在过去两年曾深度访问港台两地公民社会，并以毅行为切入点，写下《走》、《走着》这两本全景式观察报告。端传媒将取精华篇章连载，以飨读者。）
第二章
进入正题之前，为了活跃气氛，我们先讲个笑话──一个真实的笑话。
2012年1月10日傍晚，准确地说，是从傍晚到深夜。
地点是深圳，竹子林某广式煲仔粥大排档。
一开始就说好了，高天请客，大伙儿边吃边聊，气氛挺好。
“300？少了──400，好像还能再加……或者500也沾边儿？”
“500！就500了──达到500没有问题。”
您一听可能以为我们在谈生意──接着该问了：人家谈生意都是往下拉价，这几位谈的怎么都是往上提呢？
瞧您想哪儿去了──我们谈的是一个超级郑重的问题：“中国民间公益组织NGO的数量与现状”。现在话题刚刚开头，处于“统计数量阶段”，中国到底有多少民间NGO呢？
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在中国，像NGO这么稀罕的东西，当然是得往上数，越多越好了。
刚才说第一句话的是梁晓燕，“西部阳光”的秘书长──她们家刚刚召集过一次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她把到会的、没到会的都算上，还在向上浮动。
最后是李楯老师拍板，保留了一个最高分──李老师是清华社会学所所长，学者。
“300、400、500？硬说550有点儿虚，520。”说到环保，高天出基础数据，他是环保组织“阿拉善”的副秘书长，他们家刚召集了一次环保公益组织年会──高天这回学乖了，直接把所有的向上浮动一气呵成。
“助残，刚刚一次全国性会议到了200来家，300应该没问题？400嘛，我不敢保证……”
梁晓燕的话被李楯打断了：“可是国家发布的数据都上百万了，虽然这里头一定有水分，也都知道绝大多数是GONGO，但我们也不能差太远，要不也算500？” （GONGO是由政府运行的NGO，全称government-operated NGOs）
我打断了他：“不能这么个算法。知道你们几位都是各个行当里的专家，可我做NGO田野调查也十多年了，特别是残障人的事……”
高天又打断了我：“姐姐，直接说数据。” ──他知道我一说到残障问题就没完。
我没做过数据统计，只好跟他们讲道理──我讲道理的办法是讲故事：“本来我们开的是下蛋母鸡联席会议，想找到中国已经具备了组织形态又能实际做事的民间公益组织。刚才变成了下蛋鸡扩大会议，我接受。继续扩大，扩大到组织形态还不完善但能做事的机构，我也能接受。如果还要扩大，扩大到雏鸡硬说他们是未来的下蛋鸡，我说服自己接受。但是，如果一直扩大到残联、GONGO，那就是扩大到了公鸡甚至鸭子……”
高天受不了啦，挣扎着站起来，给我碗里添了一勺：“扣姐，不说鸭子，吃一块鸡。今天的粥还真不错。”我们那天吃的是一锅砂锅鸡煲鲜虾粥。
“数数跟救灾有关的机构吧。”林红说，她在南都公益基金会负责灾区项目和NGO支持。
教育、环保、救灾、助残、艾滋（爱滋）、劳工……我们就这么一直往下数，对不起说错了，是往上数，我们一直往上数，数来数去2000左右──也就2000，没法再多了。
“啊！中国这么大……”李楯老师坐正了身体清清嗓子本来想发表感慨……被梁晓燕成功转移了话题：“哎今天的小海鲜味道真不错，你那边环境绿皮书的进展怎么样了？”
每年一度发布出版《中国环境绿皮书》的不是国家，而是环保NGO“自然之友”，这事如何意义重大又如何一言难尽不能说，一说就跑题了。李老师是当年环境绿皮书的主笔而晓燕又是“自然之友”的发起理事，总之，环境绿皮书是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转移成功。
但是，人啊，往往就是这样，记吃不记打，三绕两绕，话题又绕回来了。这回是林红。
“理事会治理能落实下来的肯定不到一半。600？还能再多吗？”──林红负责的“银杏计划”和“景行计划”都指向成熟机构，这样一来就又进入了一种越说越少的状态。
林红说512地震后，南都基金支持了千把个救灾相关项目，后来经过评估，发现有问题的甚至可能接近一半──“但我们能接受，毕竟中国民间公益事业起步太晚。”
高天又说到民间公益组织的财务自律，说USDO。USDO是“the Union of Self-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s”的英文缩写，翻译成中文叫“自律吧”，是中国一百多家NGO共同发起的公益组织财务自律网络平台。为什么中文叫“自律吧”，而不是直译成“联盟”，这是中国特色你懂的。高天是这个“自律吧”的发起人，我和晓燕都在其中。光名词解释就一言难尽，这个话题聊起来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忘了我是怎么把他扑灭的。
总之，虽说那天的粥不错菜不错水果也不错，虽说最后那顿饭也还是高天请客，但是，那饭吃得，吃得那叫一个五味杂陈。可见，不是有饭吃就行，也不是有人请客就行，还得找对人、选对话题──中国到底有多少“像样的”民间NGO？这话题，谈起唏嘘。
台灣可以向中國輸入N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