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绍麟:从“香港本土”到“香港本位”

“香港本位”思考者,不会再以香港为踏脚石、为手段、为附庸,而是以香港本身作为目标。然而,即使同为香港本位,也存在着何谓对香港好的不同理解。
位于金钟的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

“本位意识”、“香港本土”等问题,是近十多年社运的关键概念。检讨这十多年来的社运,应从检讨这概念开始。笔者认为应以“香港本位”取代“香港本土”,以开拓香港社会内部谅解与对话的空间。“香港本位”的想法还是初步,且篇幅有限,现只提出框架,还有不少未说清、太简化之处,容后再深化。

先来个思想实验。

A君热爱香港,但认为讲武力香港无论如何不是大陆对手,勉强硬来只会输得更惨,香港只有谈判一途,他是出卖香港吗?

B君热爱香港,但因为这边生活水平高,于是到内地买楼养老,他是不爱香港吗?

C君热爱香港,但认为即使把内地看成敌人,也需要加强对其认识,所以鼓励人多看现在中国变成怎样,他是否搞国民教育洗脑?

D君五岁时从内地来港,现行年廿八,视香港为家,但仍怀念内地家乡、珍惜与内地亲人的关系。他是根正苗红香港人吗?

E夫妇自觉爱香港,女的认为爱香港最好的行动,就是帮助新手父母们教好小朋友,由家庭基建开始;男的认为写香港史、写书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就是切切实实建设香港。这是维稳家庭吗?

上述都真实人物,部分是笔者直接认识的,E夫妇就是我家。在今天的香港,特别是大半年前的紧张气氛下,这些人也有可能被质疑“不爱香港”甚至“出卖香港”的。以笔者为例,我的看法是与内地硬碰的话香港必吃大亏,思考长线建设才是自救之道。我这样的立场、我这个人,恐怕已被一些人视为叛徒、维稳。我被打成什么无足挂齿,问题是在这里七百多万人中,还会有多少万人被视为叛徒?这样的处理是使香港更凝聚还是更分裂?更有利建设香港还是更不利?

就着这个问题,笔者想起1980年代政坛教父钟士元。在香港前途问题初提上议程时,社会大抵都不希望被中国“收返”,一位反对“收返”的代表人物,便是时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他要求英国不要将香港交回大陆,甚至英国派来前首相当说客,也被他驳得灰头土脸,拂袖而去。因着这个立场,他亦惹来中国政府不满,邓小平直指他为“殖民地孤臣孽子”。另一边厢,钟又推动成立现在的科技大学,期望培训科技人材,支持更高阶的工业化。如果事情停在这里,今天本土倾向较强的朋友应会视钟为英雄,但之后的发展是,他回归前接受内地邀请,在炮声隆隆的后过渡期参与内地的“另起炉灶”。

民主党在部分人眼中的评价也经历类似转变。在争取八八直选、参与九一直选的路上,一直在民主运动最前线。大转折是2010年到中联办会谈,并支持2012年的政改方案,之后便被不少人视为出卖香港。另一个例子是冯俭基,后过渡期中英闹翻,冯俭基认为要对中国内地“又倾又砌”,愿意参与“另起炉灶”,其他泛民不这样看,这段期间他直被视为民主派叛徒。再另一个例子是田北俊,一路走来是建制派,参与反对彭定康政改及支持2012年的政改(如果认为这些是“罪行”的话),但近来对特首的不满溢于言表,于是又成为被追捧对像。

对内地越骂得凶,就是够本土?

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香港政治文化的一个有趣局面:本土与否,不是看你为香港社会做过什么,而是看对内地的立场,对内地越骂得凶,就是够本土;一旦展示妥协,或尝试理解内地的情况,或是提出暂将注意力放在内部建设,也可能被视为不爱香港、服从了维稳策略。此正是笔者之前谈过,在现在的气氛下,“本土”是由“非大陆”来界定。

这种心态如何产生,非本文要处理,但这种对本土的理解是影响深远的。本土与否,从提问开始已是难以界定,而且是一条随着内地论述而游移的界线,谁才本土是非常“海鲜价”的事。而更大的问题是,“谁才本土”的辩论是一种排他性(exclusive)的思考模式,并非寻找社会上的最大公因数,尝试建立一个跨越不同世代、不同界别也能接受的香港身份。

笔者认为应以“香港本位”作切入,要问的是“香港本位”还是“中国本位”。香港本位的人很多,但对于如何与中国相处,以至对香港社会应往哪里走,就有不同看法,但即使看法不同,他们也是在香港本位的大伞之下,提出自己对香港好的看法。

可先看“中国本位”是什么。孙中山先生便是典型中国本位人物,他曾在港求学生活,亦明言在香港的经历促成他思想形成,香港在他而言是影响内地的基地、活动中途站,吸收西方资讯的宝库,但中国才是他心之所系,投注毕生精力的家乡。又如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便是一个回应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的事件,属中国本位事件。中国本位思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仍然存在,例如战后在港开设具左派背景的达德学院,便是以支援中共建政而设;即如新亚书院,初期的理念仍是以大中华为念。钱穆在《新亚遗铎》就曾透露,重点是重建中国文化,办新亚初期曾认为书院在香港与台湾没大分别。在这种思考构式之下,香港是过渡,是中途站,香港本身不是目标,中国才最重要。

“香港本位”思考者,不会再以香港为踏脚石、为手段、为附庸,而是以香港本身作为目标。香港本位思考模式如何产生,不在此以交代,跳到结论就是说,到钟士元这一代华人领袖,已是很清楚的香港本位。他初期认为中国收回主权不是香港的利益,但当收回已成不可逆转,他期望进入建制,尝试带来好影响。司徒华早年的中国情怀很重,然而经历香港社会的本土化,到197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情怀不减,但他也出现明显的香港本位倾向。至于八十后社运动、今天的本土派,其香港本位立场就更不用说了。

寻找对话与合一的基础

然而,即使同为香港本位,也存在着何谓对香港好的不同理解。有人认为不能对内地恭顺,一步不让;有人认为香港一定斗不过大陆,只能与她和平共处;有人视内地如同陌路,有人视之为亲戚;有人认为可利用内地解决香港的问题,策略性地与之合作才是香港的利益,有人认为一滴水也不应向大陆买。对内方面,有人认为应鼓励生产、经济建设先行,有人认为照顾有需要人士更为重要。人总是不同的,这再正常不过,但在“香港本位”这个大伞下,看着对方虽然不同,但都是带着对香港好的共同愿望,应有对话基础。

对话谈什么?就是具体地探讨一连串根本大政。例如说,要与中国越远越好,那请问怎样解决香港的各种生存问题?要接近中国以争取好处,那便要回答怎样处理各种负面影响?有人认为要搞大有为政府,那么如何处理政府失效的问题?有人认为要自由市场,那么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如何处理?甚至如思考香港人应有何质素、文化政策往哪里走,这些都是亟需探讨,而很长时间放下了没有细想的。香港现最需要的,是各个阶层、不同界别、不同世代,就着这类根本大政来个全民大讨论,而对话的基础,就是大家都香港本位。

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虽说香港本位,但仍需有中国视野,因中国是个巨大而真实的存在,必须思考一种能与之和平共存,又互惠互利的方案。合理的处理方法,是与内地共同探索双方利益重叠之处,及互助互补的空间。笔者不担心香港本位的提法会引起港独什么的联想,因为上海人也是上海本位,深圳人也是深圳本位的。

希望香港好的人应该有不少,如果这些人总在窝里斗,天天争论谁才是根正苗红香港人,这只会产生一个父子也沟通不来、同枱吃饭的朋友也沟通不来的世界。与其你一句左胶我一句港独的终日吵闹,不如探讨在现实限制及机遇下,有什么可行方案建设香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香港本位”的基础上,开出对话与合一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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