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楚勇:政治作为可能的艺术在香港前景

我们显然是愈来愈各走极端,对立面愈来愈难以收拾。政治也好,温和也好,前景并不乐观。该怎么办?
图为争取真普选的示威者于今年9月28日雨伞运动一周年在金钟集会。

政改方案被否决后,香港政治的前景,会否变得愈来愈各走极端,使北京/建制和反对派的对立,变得难以收拾?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如果我们花些时间想想政治在理念上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将会有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好这个问题的关键,然后提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回应。

人类社群之所以会出现政治的行为,我认为是和以下三个条件分不开的。第一,一班因为不同原因(例如选择、历史偶然、出生、甚至是非自愿)走在一起的人,形成了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拥有一定的共同规则或习惯,但其中一些部分又存在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见和利益等等。

第二,这个群体不时需要诉诸一个决策权威,为群体作出集体和有约束力的决定,并将之付诸实行。

第三,就上述第二项相关的活动和行为而言,群体的成员有理由相信那是人力所能及的。这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和行为说到底是可以和宗教信仰和自然规律区分出来的。

人类如果缺少了以上三个条件的任何一项,便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行为。例如在孤岛上独居的鲁宾逊、一个完全没有不同意见的社群、缺乏决策权威的群体,以及大家认定某些决定是命定而非人定的,这些情况都不会产生政治。

为什么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呢?这除了是说政治所处理的,乃是大家认为是人力所能及的这一点之外,也代表了在一个存在意见分歧的社群作出集体和有约束力的决定,是一门和而不同的艺术,做得不好既会失去了“可能”,也难保会丢失了“政治”。因此,当政治退场时,往往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内战。当政治权威在上述的人类社群确立不起来时,在政治哲学上我们称之为“自然状态”,当中是弱肉强食,人经常生存于恐惧之中。

各走极端是放弃政治

人是会各走极端的。但如果人还得要合群生活,群体中又总有分歧矛盾和要作出具约束性的决定,假若很多人都各走极端,推到最后便是放弃政治。我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本质上可以说是温和的,如果温和的意思是要在人类社群中避免各走极端的话。

避免各走极端,就不能在政治上只看到自己,视不同意见者为糟粕。这对在位者和在野者同样适用。在一个存有分歧的群体作出集体和有约束力决定的政治权威,除了必须公正地对待不同的意见外,也得视在群体中的异议者是享有同等权利和应受到尊重的持份者。同样道理,在野的异议者并不是要搞革命,而是在尊重共同的体制程序规则下据理力争,寻求变革。

香港政治发展到了今天,“可能的艺术”变得愈缩愈窄。北京把香港的普选安排说成为与国家安全攸关的问题。激进本土派如果不是主张香港独立,也是鼓吹和中国大陆切割。这些都是把政治推向边缘化的论述。退一步而言,对特区行政机关进行全面不合作的运动,以及把反对派视作为潜在敌人,连踏足大陆的权利都要褫夺,那就是在政治上只看到自己,视异议者为糟粕。同样道理,要尊重共同的体制规则,在野在朝者都得共同遵守《基本法》,而不是把基本法作为斗争的工具。因此,去年政改第二部曲的人大常委会“8.31”决议,以及占中运动在商讨后经筛选提出的公民提名的方案,是弱化了我们对共同规则的尊重,因为前者差不多等同人大在五部曲的第二部已作了决定,把社会上提出的温和方案都摒诸门外,后者则是冲着基本法规定的提名委员会而来,面对分歧坚持寸步不让。

承认对方的政治位置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首的提问,我们显然是愈来愈各走极端,对立面愈来愈难以收拾。政治也好,温和也好,前景并不乐观。

该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一些有心人在努力找寻出路。不才如我者,认为有两点是很确定的。第一,如果我们继续把政治推往不可能,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二,北京以及特区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必须承认,对方在今天香港这个共同体中都占有不能被取代的政治位置,因此大家都有需要发展和尊重相关的共同规范,这样才能扩展政治这可能艺术的空间。能否把握住这两点,将决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未来。

(张楚勇,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电视和电台政论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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