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伞运动之后，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办了一个有关警察暴力的展览，名为“光明磊落博物馆”，以表达对某些警察执法的不满。亲子作家屈颖妍对此展览作出严厉批评，指该等社工“制造仇恨”，与她印象中的社工使命背道而驰。她误以为社工“眼中没有愤怒”。而她所认识的社工“都是爱心爆棚，讲的都是包容、宽恕……”。这是很大的误会啊！我认同要修补那撕裂了的警民关系，但这不代表我们要纵容罪恶。要知道，社工不光高举爱心。就如《注册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所言，社工“有责任维护人权及促进社会公义”。基于如此的使命，社工朋友也会在一些时候向当权者说“不”。
北京近年加强统战工作，希望能在香港的教育、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上，加强操控。而社福界有机会接触不同阶层，深入社区之中，也同样是北京虎视眈眈的对象。令北京看不顺眼的是，香港社福界长久已来，乃“反对派的温床”。立法会功能组别中的社福界议席，长期落在泛民之中。在2011年选委会选举中，社福界的60席几乎由泛民全取。至于属建制派的“怒火七星”等，却全军大败。去年的雨伞运动，也不乏大量社工朋友的积极参与。面对社福界中的“反对派”，北京不会袖手旁观。问题是：北京会怎样攻占社福界呢？
首先，大家或者也留意到，一些“染红”的社福机构正积极拓展服务。2010年成立新家园协会，以服务新来港及少数族裔人士为主。该协会由全国政协委员许荣茂及李家杰等创立，具有“红色”背景。有别于其他社福机构，协会高调参与政治动员的活动，包括加入“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该协会亦曾以优惠价推出“亲子夏日探索游”，但行程之一，竟就是到港岛参加“反占中”集会。除服务使用者“被政治动员”之外，协会的员工也不能幸免。有任职该协会的社工便向传媒投诉，指协会要求他们利用工作时间，参与“反占中”的宣传活动。当中有不满的社工，最后愤而离职。
要营运社会服务，“门槛”其实并不高。就如民政事务总署负责的“新来港人士支援服务”和“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只要是《税务条例》第88条的注册的慈善团体，及成立达三年或以上，便合资格申请成为服务营运者 。一些近年才冒起的“染红”机构，虽缺乏服务营运经验，也可取得大量政府资源，引起业界非议。对不同背景的团体参与社会服务，我们也该无任欢迎。但若果有社福机构在获取政府资助下，透过开办社会服务达至政治目的，我们便要加以警剔。
而教会“染红”，乃社会服务被干预的另一缺口。最久以来，基督教在社福界扮演重要角色。许多社会服务机构，也有基督教背景。一些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也是来自教会。那么，北京只要成功统战教会，许多社福机构也会被牵连。基督教之中，不乏追求民主改革的中坚分子。但令人忧虑的是，许多教会领袖，多是亲建制之辈。论权力，社福机构的董事会在总干事之上。只要拥有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权，就几乎可左右机构的发展方向。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本是独立运作，但政治保守的圣公会却有意接管该服务中心。该中心的员工担心被保守势力整顿，也不无道理。
大多数社福机构财政命脉在政府手上
我们称社福机构为“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正好能强调其独立于当权者的角色。但现时大多数社福机构的财政命脉，却落在政府手上。社福机构由从前的“自主服务提供者”（Autonomous Service Provider）变成“承办商／代理人”（Contractor／Agent）（参见Feiock & Andrew，2006）。机构管理层或会担心得罪政府而影响所获得的资助，社区倡导等工作也便减少，或只能低调进行。须知道，香港的社福机构一旦丧失自主的话，香港也就失去一股“由下而上”的民间建设力量。
维护人权及促进社会公义，乃社工朋友天经地义的使命。但前线社工近年的工作量大增，令他们疲于奔命低头“跑数”。社工业界之中，正弥漫一股悲观情绪和无力感。就如现在流行的“限时计划”（Time Limited Project），使那些以短期合约受聘的社工也感朝不保夕，无暇去关注一些比较宏观的政策议题。
君不见梁特首出手整顿港大不久，也把战线推到岭南大学？建制力量步步进迫，赤化魔爪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社福界的。面对如此危机，社福界不止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也要认真思考：如何可联线作战，去捍卫我们的专业自主和核心价值？若不及时觉醒，恐怕屈颖妍女士心目中的“和谐社工”离我们不远。
（关志健，香港城巿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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