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50届金马奖，五部获提名“最佳剧情片”的电影中，以蔡明亮的《郊游》及王家衞的《一代宗师》为热门，结果却由新加坡新进导演陈哲艺所执导的小本制作《爸妈不在家》跑出，后者亦同时夺得“最佳原著剧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女配角奖”三个大奖。月前这电影在香港的“新加坡节”再度上映，但全院观众颇为零落，有点可惜。毕竟《爸妈不在家》除了标志着一种新加坡独特的电影类型，作为“软实力”输出东南亚以至国际，对香港这类东方大城市同样有共鸣，从中正好观察两地文化之异同，这比老是专注纯政治或纯娱乐问题，更有思考空间。
《爸妈不在家》以1997、98年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为背景，讲述一个“双薪中产核心家庭”，父母双双外出工作，于是雇用菲律宾女佣打理家务及照顾孩子。在父母眼中，女佣不过是寄住在家里的外人、劳工，第一件事就是没收她的护照，防止其“偷走”，反而孩子由抗拒到依赖，在日常生活中与女佣比与父母更亲近，逐渐培养出“一家人”的感情。最精彩的反而是女佣心路历程的转变，由寄人篱下的无奈，转变到把雇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却又每天都知道这家庭早晚会出现风暴，能预感这种感情不可能长久。这些日常生活常见的人物，偏偏催生了剧情张力，让观众产生了浓重的无力感。对难以控制自己命运的人而言，这感觉尤为贴身。
这样的背景，放在新加坡身上，尤其不容易。从早年由梁智强执导的“小孩系列”（包括《小孩不笨》及其续集、《孩子不坏》等作品），到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标志着近年新加坡一种趋于典型的、且能在国际成功的电影类型：前者讽刺新加坡教育制度，以至社会的“家长式管治”意识形态，后者则透过孩子与外佣、父母的亲疏关系，反思新加坡中产家庭的隔阂。两者均围绕新加坡的典型社会、生活议题，并且通过一种清新、在地的小品叙事方式呈现，示范了如何毋须触及“high politics”议题，也能解释何谓社会发展带来的“alienation”（异化）。在传统卖座的特技、武打电影垄断下（尤其在3D电影技术普及之下），这一类别的新加坡电影得以在东南亚以至国际不少影展获得好评，正反映了全球观众也对这现象心生共鸣。
金马奖决审委员之一、台湾导演李安后来向媒体透露，“喜欢它（《爸妈不在家》）的评委最多，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个片子，有一组人极端喜欢，它总是排在第一、二名，没跌过第三名，经过四轮下来就是它了”。李安还对媒体表示，他心目中的第一选择虽然是蔡明亮的《郊游》，但亦肯定《爸妈不在家》“比较起其他几部，能感觉到它最不用力，就把你的心从头揪到尾”，“清新、不做作、很纯、很感人，是大师没办法比的”。不过在中国内地，颇有记者、影评人评价《爸妈不在家》为“仅仅一部可看的平庸之作”；在台湾，虽然《爸妈不在家》在金马奖跑出，但也常被指为“爆冷结果”。 这反而显示了新加坡找寻自己的电影模式期间，正正走对了路：难道还能期望与天价投资的“中外合拍电影”比并成本和场景么？又难道能期望和西方独立电影正面比并社运式抗争精神么？
为什么香港没有掀起热潮
比较令人遗憾的，反而是电影没有在香港掀起热潮，甚至连话题也未能带动。《爸妈不在家》基本上是香港的小圈子知识，观乎新港两地的高度同质性，以及电影可以带来的共鸣，这反映是值得探讨的。
表面上，新港两地的经济发展模式相近，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在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2010年的金融海啸底下面临冲击。两地均以中产核心家庭为社会主要结构，引入东南亚外籍佣工也是家庭模式的主流习惯，甚至对菲佣的潜在歧视心态，也是异曲同工。在更广的政治环境上，新港两地的“家长式管治”虽然有不同渊源，但香港自回归以后，相关管治模式进一步体现，尤其近年“八十后”、“九十后”跻身反对运动的中坚分子，年前又经历过反国教科等事件，建制亦同样以“家长式管治”意识形态予以抗衡。因此，香港影评人评价《爸妈不在家》时，对其触碰的各种议题，例如新式、港式中产核心家庭关系（即父母子女，加上外籍佣工组成的“家庭”）、经济高度发展下的人际隔阂，以至国际移工等问题，都能心灵感应。
然而原来在不知不觉间，香港和新加坡的社会距离，却越拉越远，令《爸妈不在家》的共鸣成分不经意的被大大降低。新加坡小孩可以和菲佣发展真挚感情，不可忽略的元素是语言：新加坡毕竟以英语为母语，就是在华人家庭当中，英语水平也普遍比香港优胜，而且习惯了中华、马拉、印度、伊斯兰等不同文化并存。单是电影小主角愿意欣赏菲佣的菲律宾歌曲，已极难在香港出现。
而且新加坡的政治气氛是逐步步向宽松，而且有一人一票的普选，纵然有种种操作，但民主成分似乎已胜过香港。这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实质的问题：在近年选举，人口问题成为新加坡重要争议，反对派正是靠这题目大有斩获，执政党不得不迅速回应，制定所谓“Singaporean First”政策。因此《爸妈不在家》暗中触及的族群融合问题、新移民问题，其实是有条件促成社会变革的。相反香港反对派几乎永远无望执政，近年要化社会戾气为新政的例子绝无仅有，令社会性电影通常落入不是政府工具、就是抗争文宣的二元状况，而对市场而言，两者都是赶客的。
《爸妈不在家》并非没有批判性，也不完全政治正确。但它扬威金马奖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高调在其Facebook专页祝贺，指希望今次收获能推动新加坡电影工作者继续努力，“创作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小孩系列”、《爸妈不在家》等作品，已经成为新加坡电影的一种标志，或谓新加坡的“软实力”。与此同时，香港电影迅速被中国的庞大市场消化，却逐渐失去了从前只此一家的韵味。举一反三，余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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