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邵家臻:小贩作为他者──被忽略的自我表述

后殖民理论大师Gayatri Spivak在1988年的一篇学术文章中,问了个普通,后来成为经典的问题:“底层能够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在旺角朗豪坊外出售小食的小贩。

自从香港有了法例规定,流动小贩和摊档小贩要领有许可牌照,否则禁止摆卖之后,“小贩”算是香港社会的weakest link了。但,偏偏因为这weakest link,叫香港社会“骚乱”起来。

大家以为可以凑凑热闹,沾一点新年气氛,奈何在最为人熟悉的“桂林夜市”,遇到最多的,不是拉布肠粉丶鱼肉翅之类的地道小食,却是人山人海,如临大敌的小贩管理队(其实叫“小贩忏灭队”更为准确):结果扫荡行动惹来路人不满,“小丽民主教室”的刘小丽更选择“公民抗命”,在桂林街替“肠粉大王”开炉叫卖。她旋即被捕,被控无牌摆卖、阻街和因销售食物用途加热3项罪名。事件引发近百人到警署声援。获释后,小丽老师一面以“具博士学历而被捕的小贩”来幽政府一默,一面呼吁“一齐到旺角笃鱼蛋,一齐捍卫小贩”。可是,一切不似预期,撑小贩演变成充满血和火的骚乱。吊诡的是,骚乱中的小贩继续失语,继续成为weakest link,继续是一块乏人问津沉默的大地。

后殖民理论大师Gayatri Spivak在1988年的一篇学术文章中,问了个普通,后来成为经典的问题:“底层能够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ivak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

经此一问,“底层人民”正式进入知识界的公共空间,发酵成刺激知识分子道德神经的敏感问题,并开启了底层硏究。Spivak认为,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述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服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立场”说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面目也模糊不清。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以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一厢情愿的表述。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

所以作者提出,现在要做的只是去研究他们“如何被表述”,而各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以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被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

这无疑是一段关于底层人民的激进论述。作者否定了20世纪以来,所有有关底层的论述和记录。在一种义愤的激荡下,作者认为没有话语权的底层被表述得再充分,也仍然是被“他者化”,每一种表述,都是掺杂着个人私心和偏见的表述。换言之,作者是彻底地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底层的主体性只能在有了“表述能力”才能突显,否则底层就根本不存在。

若将底层研究横向移植到思考当前香港的小贩问题,也值得我们驻足思考:

一、撑小贩,撑法各异,言人人殊,哪一种撑法是小贩最期待丶最需要?

二、撑的地方,除了朗豪坊,屯门和上水的小贩也正受食环署和“城管人员”骚扰和凌虐,他们同样急需支援。

三、撑的原点,是撑小贩维生,还是借撑小贩来鼓动风潮,两者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四、撑小贩是一年一度的抗争活动,还是孳孳不倦的运动?忽略了小贩的文化,等于忽略了小贩作为人的最根本东西,等于剥夺了小贩的主体位置。

小贩的沉默性勾起了文化人的“代言冲动”。小贩硏究工作者马国明没有跟随Spivak的道德乌托邦,等待小贩的自主性话语的来临。反之,他将对小贩的关怀,化成如何将小贩文化转化为知识语言,也就是努力将小贩纳入知识生产的行列中。可以说,马国明没有将小贩看成是墙上的一幅画,而是将他们看成是墙上的一扇窗,从中可以观察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借此足以拉阔民主运动的想像。例如“小贩是抗衡地产霸权的正义朋友”、“小贩是开拓城市空间的开垦者”、“小贩带领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间”、“小贩突破市民的中产想像”、“小贩是本土文化的生母”、“小贩才是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践行者”……

小贩,不是个学术问题,不是个基层市民退无可退的工作选择,而是个“小贩作为方法”的香港出路。

走笔至此,网上传来上水小贩的声明,不妨视为小贩的自我表述:“请不要再拍摄我们摆档的地点丶摊档和样貌,并公开上载。因为此只会成为相关部门利用作打压小贩的工具,日后更易遭针对性拘捕。”

嗯,我听到了。我知道了。

(邵家臻,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讲师、青年研究实践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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