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余少镭是中国大陆资深媒体人,任职《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编辑超过15年。几天前(3月28日),余少镭因为一纸“无法跟着你们姓”的离职申请表,一夕间暴得大名。《纽约时报》、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等国际媒体都做了显著报导,大赞他是铁骨铮铮的新闻人,并将他的辞职表态解读为“冲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的”。
这样的解读,其实不符合余少镭本意,也陷余少镭于可能的危险之中。
对余少镭的污蔑与错解
目前,余少镭的微博帐号已被冻结,中国媒体也已开始对他展开大肆抹黑的行动。3月30日起,中国包括新华网在内的许多网站,纷纷刊出《前南都编辑余少镭深陷“包养门” 7个月前已离职》一文,说余少镭的辞职信风波是“他的一次自我炒作”,并且引用新浪网上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余少镭涉黄成名的事实》,诬指余少镭曾被一名女出版商“包养”,是个“献身成名”的作家。紧接着,《环球时报》也在3月31日发出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抨击“写离职信的‘南都编辑’骗了大家”。
其实,这些污名根本是出于不明真相的误会。原来,大约十年前,《南方都市报》副刊有个“愚乐新闻”专栏,由编辑群轮流署名“贾心文”,就时下的热门新闻改编为假新闻来“愚乐”大众。当时,网上爆出范冰冰被包养的新闻《我只是拿他当大哥哥》,刚好轮值写专栏的余少镭,把这则新闻大段落拷贝后“自黑”了一番:他将范冰冰的名字改成自己的名字,并将传闻中包养女星的影视公司老总贾云,改换成女出版商贾芳──把“大哥哥”改成“大姐姐”。
没想到,中国网媒居然拿这个明显的自黑假新闻当真了!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抹黑行动,刚好在愚人节前夕发生,不仅讽刺,而且被愚弄的恰好是中国网媒自己。
我所认识的余少镭,只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大叔,再单纯不过。除了钻研《聊斋》和《西游记》颇有心得之外,平日组团玩音乐,喜骑单车,兴起则泡功夫茶,颇合他家乡汕头的常民生活闲适风情。2013年初次访台时,他曾对台北捷运大表欣赏,于平凡细微中见到台湾的美好。说这些,是想还余少镭一个平凡的本真面貌,他并不是中共官媒极力抹黑的那种喜欢自我炒作的人。
回头看外媒对余少镭离职表态的大肆报导与解读,虽然不无“消费”他的嫌疑,但也有其“言之成理”的背景。一个多月前(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一口气接连视察了三个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央视)。有新华社的员工大作阿谀诗词,竞相歌咏“习大大”。央视更是在一楼摆置了几乎占满整面墙的红底白字:“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
2月19日当天下午,视察三大中央级媒体的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如今,余少镭公开其离职申请表,表明“无法跟着你们姓”。外媒想当然尔地放在这个脉络下解读,虽有合理性,但在完全没有采访余少镭本人的情况下,将他的离职理由扣上故意和习近平唱反调的帽子,也等于是“捧杀”了余少镭!
在我看来,对《南方都市报》所属南方传媒集团(又称“南方报系”)的情感纠结,特别是对老东家近年来独立性每况愈下感到失望,才是他这样写下离职申请表的真正原因。
“南方系”的影响力与原罪
南方传媒集团,是直接隶属于广东省委的报业集团。其以《南方日报》为母报,逐渐发展出三个市场化的子报系──包括以《南方周末》为主的南周报系、以《南方都市报》为主的南都报系,以及以《21世纪经济报导》为主的21世纪报系,统称“南方系”。在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时代”,由于它在舆论监督、新闻专业的表现特别突出,而且贴近普世价值,成为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媒集团,在中国大陆拥有高知名度、影响力和公信力。
南方传媒集团的三个市场化子报系,在发行和广告市场都曾有突出表现。《南方周末》曾经是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周报;极盛时期发行量高达160万份。在珠三角地区发行的《南方都市报》,则是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都市报;极盛时期的发行量也在140万份左右。而《21世纪经济报导》则是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财经媒体之一;极盛时期的每期发行量超过75万份。
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影响力和独树一格,南方传媒集团经常被“五毛”们与“党性”坚强的《环球时报》攻击。五毛人士甚至把南方系称为“汉奸系”,公开点名南方系的部分新闻工作者为“西奴”──意指西方国家的奴才、走狗。这显示南方系与保守力量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和冲突。
从党国的立场来看,“南方系”的壮大,自然是当局要设法防范和打压的。除了个别报导可能被“毙稿”,个别新闻工作者经常被要求“写检查”(自我检讨),更不时有新闻工作者被罚薪、调职、停职,甚至被开除。当市场化媒体追求新闻专业主义、执行舆论监督责任,以及挖掘真相时,一直必须面对“戴着镣铐跳舞”的处境。
政治打压与数位冲击
中共党国针对南方传媒集团的政治打压并非始于今日,只是于今尤烈。近年来,除了政治打压力度升高,又加上媒体数位化的冲击和市场收益的流失,使得南方传媒集团逐渐式微,大批曾怀抱理想的新闻工作者主动或被动出走,其往日的巨大影响力已不复见。
在疑似政治打压方面,最明显的案例有:2003年,才创刊九个月的《21世纪环球报导》被勒令停刊;2003-2004年的“南都案”;2004年《新京报》总编辑程益中被迫辞职,并遭以涉嫌“经济犯罪”名义逮捕;2011年,《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笑蜀与《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长平被开除;2013年的南周事件;2014年南方传媒集团被要求转让《新京报》股权,并退出经营;同年, 21世纪报系总编辑沈灏因涉嫌“新闻敲诈”而被逮捕,并在隔年遭判刑四年。
除了可能的政治打压之外,南方报系崛起时依恃的传统市场化媒体的商业模式,也遭遇互联网的冲击。2012年以后,中国大陆传统媒体的广告营收,每年保持15-20%的下跌趋势。2015年更进一步下滑,广告收入年减幅度甚至达到20-25%。在此同时,互联网广告在2015年比前一年增长35%,更令传统的市场化媒体雪上加霜。与南方传媒集团颇有渊源的媒体分析家郭全中,对此一艰难状况做了总结:
“在互联网的猛烈冲击下,传统媒体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尤其是规模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越大。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媒体‘二次销售’的商业模式基本坍塌;二是人才大量流失;三是体制僵化,活力不在;四是人员负担沉重,已经难堪重负;五是更为严格的管制。”
南方系多年来试图争取上市筹资的机会,却一再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否决,最终完全放弃以集团或子报系上市的可能。此外,南方系的所有报刊皆被当局认定为“非规范稿源”,依规定不得转载到其他入口网站或新闻网站。这些限制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的:一是让南方系报刊无法透过互联网获得更多商业收益,二是限缩南方系报刊在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力。
据我对南方系新闻工作者的访谈,在中共派任庹震空降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以后,原本“内部审读”和“事后审查”制度,逐渐改为“选题必须事前送审”,到2012年“十八大”前后甚至一度被要求“全版内容须送事前审读”。这些措施,相当程度地掐住了南方系新闻工作者,在舆论监督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难有可以明显超越其他报刊的机会。在2013年年初,甚至出现了由宣传部门直接删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重大争议事件。
在悲怆中出走的媒体人
对于南方系报刊的衰落,出身《南方都市报》的媒体观察家宋志标,有过相当全面的评论:
“...… 正是北京在对南方施行的数年如一日的政治牵制,采取了扶持央媒压制粤媒的手法,才导致广东媒体上市融资的努力功亏一篑。至于广告市场的萎缩,上海也有,但关键因素仍旧是政治干扰。
对南方报系而言,从2008年开始逐渐收紧的政治压制一步步变成贴身束缚,从空降北京的部长坐镇广州,到指派宣传干部担任报团一把手,再到全面强化对南方报系新闻生产的全流程监控,一举切断了南方报系与市场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令南方报业进退失据。
正是在这种高等级压制下,南方报业失去了上市融资的机会,内部权斗被激发出来导致人才断层与价值观崩溃,在微博微信兴起的关键时期失去领头人,在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被导向呆板的党报化,体制化板结入侵到曾有活力的子报系,人才出走,悉数崩盘。”
2015年8月26日,南方传媒集团所属《南方网》发布名为〈中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的正式公告,内容清楚强调南方传媒集团的整改重点,其中包括:全面加强党建工作、狠抓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纪委监督责任、严格导向管理、加强采编管理、要求南方传媒集团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导》应配合党报《南方日报》共同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同时减少社会新闻──尤其是“负面新闻”。
此外,该〈通报〉更具体指出,南方传媒集团已于2014年成立“南方舆情”事业部,为党政部门“处理”舆情。2015年4月至8月间,“南方舆情”已提供相关“舆情服务”百余次──例如在2015年7月初,“南方舆情通过独家信源大数据系统,成功预警‘广州计程车司机龟速行驶抗议专车事件’,为相关部门处理舆情危机赢得了先机”云云。
我曾经就此访问过多位“前南方”(已离职)媒体人,他们几无例外,都对此一发展态势感到愤懑与悲伤。经过这样的整改之后,他们怀疑“南方系还是原来的南方系吗?”曾经在中国大陆新闻业独领风骚至少十余年的“南方系”,至此已不得不屈服于党政机构的威吓之下,沉沦如斯,不知何日才能恢复昔日辉煌?
确实,余少镭早在去年即已离开《南方都市报》,赴北京另谋新职;此次不过是把正式的离职手续走完。他在微博上贴出离职申请表,也非如中共官媒抹黑的所谓“自我炒作”,而是如他自己在微博中所说的,为的是“顺便周知各位关心我的朋友,不再见了,南方。”
眼看着南方的不得不沉沦,以及中国大陆整体新闻环境恶化,为此而和“南方”道别并说声“不再见”的,又岂止是余少镭一人而已?
(罗世宏,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
居然没评论……我来评论一下吧。看完真是一声叹息,作为新入行的时政记者,我深感大陆现今新闻环境的恶化。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